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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这样纠结?

来源:《纠结的中国经济》 作者:李克 点击:

       今天的中国经济,怎是一个“纠结”了得?!老百姓日子纠结,政府也在纠结;穷人纠结,富人也纠结;老年人纠结,年轻人也在纠结;民营企业纠结,国有企业也纠结;股市纠结,楼市纠结,速度纠结,增长纠结,环境纠结,国内纠结,国际纠结……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当今的中华大地上,竟然还有着这么多纠结的人和事,更不用提人们的“幸福感”水平啦!中国的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和大家的生活这样纠结?

  带着大家的这些疑惑和忧虑,让我们在本书中一起来共同观察和思考一下,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经常需要面对的那些纠结吧!

  当今中国,在看到我们巨大成绩的同时,大家应该更清醒地意识到仍然存在着大量问题,甚至是危机。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发展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如果经过努力拼搏,相对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将是国家、民族之大幸。不然,中国将有很大的风险陷入“发展的陷阱”;在逐步丧失我们以“人口红利”为代表的低成本优势之后,“后发劣势”将愈加强烈地表现出来,危机和衰退也就不远啦!

  要深刻了解这些纠结、认清当今中国经济的现状,首先我们需要理智和勇敢地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现今依然盛行着的“世界工厂”模式、“GDP情结”和“速度情结”。思考一下,中国经济究竟是在靠什么增长? 我们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速度而速度吗?还是为了赶超而赶超?老百姓的生活福祉、国家民族的生存尊严、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形象和地位等方面,是不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落实?环顾世界,在目前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情形下,今天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是不是离“经济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对企业而言,我们过去津津乐道于“产能”、“资产规模”,以为“做大”就等同于“做强”了,有时候甚至近乎疯狂地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可是结果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和控制力。在我们以巨大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代价为世界贡献“中国制造”的产品之后,得到的依然是利润蛋糕中最小的一块,而且常常伴随着贸易摩擦和外国的调侃,这又是为什么?

  再看看当下中国国内的氛围,贫富悬殊以至于对立,常常不绝于耳;贪污腐败,虽然中央不断下狠手,但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国企与民企的纷争,时不时地甚嚣尘上;楼市和股市,让刚刚出现的中产阶级和白领们望“市”兴叹,也创造了“房奴”、“蜗居”、“蚁族”、“小散”这些中国话里的“新新词汇”,权当是灰色生活状态下的灰色幽默,苦中作乐吧;食品安全、医疗安全、工作安全、养老安全以至于生存安全等等,正在不断挑战着今天国人的眼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生活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中,中国人的日子怎么会不纠结?

  在当今的中国,即使是普通人,也已经对“世界工厂”、“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WTO等等词汇耳熟能详了;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更是对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 “凯恩斯主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经济转型升级”、“国进民退”、“中国模式”是否成立、“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孰优孰劣、“权贵资本主义”是否在中国存在等等问题,展开着激烈的争论;中国的各级政府,更是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同时,常常非常强势和高调地介入到具体的经济事务当中去,“中国式投资”、“中国式救市”、“中国式外贸”、“中国式产业发展”、“中国式增长”、“中国式消费”、“中国式创新”等等背后,都能看到中国式强势政府的主导性和影响力。那么,从上而下,对经济事务这么多的关注度和参与,为什么中国经济仍然这样纠结、这样混沌呢?我们还能否走出经济发展的误区,让我们的未来和子孙们不再纠结了呢?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依然没有摆脱“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其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基础的可持续性已经越来越薄弱,而且政府在其中的强势主导的角色也越来越受到质疑。这种中国式的“投资大跃进”的狂欢,不仅反映在我们的高铁建设中、房地产行业中、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以及各类交通设施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而且,在我们过去的招商引资工作中、各地的外向型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于,在今天的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创新经济发展、海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大跃进”的一次次上演。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投资冲动,固然为GDP的增长多贡献了几个点数,可是我们都不愿意仔细地评估一下、思考一下,这些投资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未来到底能够带来什么?经济规模的扩展,姑且不去谈论投资方向对错与否,也不可能带来经济“质”的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软实力的增强!况且,政府主导下的增长模式,我们常常是犯了投资方向和策略上的错误,并且是寅吃卯粮,以牺牲未来换取今天的增长!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调侃,我们的政府是以不断的“改革”来掩盖过去不断犯下的改革中的“错误”!

  当然,任何经济体的转型和发展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更不要说像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可是问题是,我们的改革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让“市场机制”扭曲得太过度了?政府和特权是不是太强势了?作为经济基础的消费者和民营企业,是不是太弱势、太没有地位了?特别是几十年来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系没有改变,民营企业的合法身份和政治前景不明,现在民营企业家“移民”的积极性已超过“投资”的积极性,导致民营经济迅速下滑。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纠结就不会停止,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将会有一个大问号,我们今天所热盼的经济转型升级和调整结构也将会变成指鹿为马、遥遥无期!

  其实关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在2011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大家兴奋之余,有没有想到过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将近一千年中,都是世界第一,而且在高峰时期中国的份额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远超过今天的美国,可是这并没有阻止之后一百多年的中国的屈辱历史!所以说,一个以GDP规模衡量的“经济大国”,绝不等同于具有核心竞争力、制度效率和软实力的“经济强国”!

  更何况即使是中国想做“经济大国”,目前也是困难重重:出口问题很大,内需没起色,投资也没多少家底了。过去的传统的出口产业,近些年由于外部市场需求不振、内部成本高企而陷入萧条;国内内需,也由于“世界工厂”模式,振兴毫无起色;即使是我们经济增长一直以来真正依托的投资,包括政府引领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以及工业投资,特别是像2008年的政府四万亿拉动起来的各类近三十万亿的投资,既花掉了我们的家底,也由于投资方向不是以产业升级、民生内需为目标,而导致了新一轮的房地产泡沫和各地的“投资大跃进”,以及之后的一大批重复建设项目和半拉子工程。如今的经济大萧条和人们的纠结,与我们过去几年“投资大跃进”是息息相关的,也是我们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所付出的代价。

  大家也常常将中国和它的紧邻日本作比较,日本作为“东亚模式”的始作俑者,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80年代后期积极推行过“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和赶超战略,而且当时有一整套有效的依托国际市场信号和市场机制的关于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操作手段和措施,即使这样,也没有阻止日本经济在90年代进入“平成衰退”,以及之后的“失去的二十年”。可是今天,在有些中国人嘲笑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时候,如果我告诉大家在日本这些年真正发生的事情,可以总结为“第二次明治维新”,目标是建立一个只有“小政府”的“公民社会”,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感想?如果再告诉大家,从经济上来看世界上有“两个日本”,“地理日本”之外还有一个“海外日本”,并且拥有包括在中国的大量优质的海外资产,总规模接近8万亿美元,不知道大家又会作何感想呢?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一定是要成为“经济强国”,而不是以“经济大国”沾沾自喜。

       与此相反,近些年来,国外的跨国企业在通过各种途径,在强化它们自身在中国市场和产业链上的强势地位之外,积极地兼并和控制中国本土的优质企业以期待更多的利益和影响力。作为企业,它们的战略和行为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发展出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市场的话语权,我们的“世界工厂”的境遇将无法根本扭转,“以中华之力为世界打工”的窘迫局面将会存续,成为“经济强国”的转型升级之路将会前景黯淡!大家可以随便看到这样的例子:2006年10月,德国拜耳医药与中国东盛科技的启东盖天力制药公司签署协议,以10.72亿元收购后者的“白加黑”感冒片、“小白”糖浆、“信力”止咳糖浆等业务和相关资产,东盛科技仍保留部分西药OTC业务。这其实只是医药行业的冰山一角,国内最大抗生素生产基地中国的华药集团,早在2004年已经卖给了荷兰的DSM,后者是欧洲最大的医药生产企业。其实,就连中国人最常用的紧急避孕药毓婷,原本是北京紫竹医药的,但现在是瑞士诺华100%控股。再看我们的电池行业,南孚曾经是电池的第一品牌,在2003年8月,南孚电池被其竞争对手美国吉列集团收购。当年的手下败将,现在成了南孚的老板。曾经,孙雯那句铿锵有力的“民族力量!”,曾让南孚这个响亮的品牌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可是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南孚已经不是中国的企业了?再有,2006 年8月法国著名小家电企业SEB收购了国内烹饪炊具第一品牌苏泊尔,这个当年出身浙江的中国名牌,已经成了法国货。北京的大宝,“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多么熟悉的广告语啊!大宝几乎是大多数工薪阶级的必用品牌。可惜事实是,早在2007年4月美国强生就已经收购了大宝。别以为中低端这块市场外国企业不要,对于外来资本来说,中国13亿人,没有多少是有钱人,还是普通收入人群为主。另外,食用油领域的金龙鱼,这个牌子几乎出现在每个中国家庭的厨房里,市场占有率在50%以上,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是位列第二名的福临门的8倍,它现在彻头彻尾也是一家外资企业,属于新加坡郭兄弟粮油私人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87年,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五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在资产规模、产量、销售收入、利润、利税等指标上曾经连续11年位居中国饮料行业首位,成为目前中国最大、效益最好、最具发展潜力的食品饮料企业。2010年,全国民企500强排名第8位。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是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因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经营能力,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经营大师等荣誉。不过,宗庆后本人已经于1999年获得美国绿卡。法国达能收购娃哈哈等知名品牌,目的是否在于垄断中国饮料行业,也曾经在国内引起激烈讨论。还有,河南的双汇火腿肠,也早在2006年就卖给美国高盛集团。2008年,高盛又投资2亿~3亿美元在湖南、福建收购了10多家养殖场,现在只能说双汇是美国的了。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们熟悉的中华牙膏,大多数人应该没有想到中华牙膏居然是荷兰公司的。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著名商标美加净,该品牌曾经占有国内市场近20%,上海家化与美国庄臣公司合资之后,“美加净”商标被搁置。跨国公司向上海家化投入巨资,实际上是将“美加净”逐出市场,为自己的品牌开路。再来看,从整个洗化行业上来说,美国宝洁利用其品牌优势和税收优惠,基本上挤垮了国内洗涤品企业,国内十大民用洗涤剂品牌几乎全军覆没。仅美国宝洁的飘柔、海飞丝、潘婷、沙宣四个品牌,就占有60%以上的国内市场,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垄断线。还有,就是日本伊藤忠商社一家,也已经在中国的青岛啤酒、杉杉西服、山东如意、康师傅、燕京啤酒、北方车辆厂等中国优质企业中,要么参股、要么控股,正在稳步推进着它的中国经营新战略。

  在这里举这些例子供大家思考,即使会有出入,我们的目的当然也不是让大家去指责和敌视这些外国的跨国企业,更不是去煽动仇恨和外企“阴谋论”,相反,我们在肯定外企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它们对这些中国企业的股权投资是基于它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积极态度使然,而且也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不过,外国跨国企业的“阴谋”没有,“阳谋”是一定有的!那也就是外企的这些股权投资行为,一方面希望“固化”中国企业的“世界工厂”模式,将中国企业进一步捆绑在国际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等中低端环节,以“代工模式”继续存在,从而为外企创造更大的利益;同时,尽可能隔断中国企业与国际市场、原材料、研发机构以及核心零部件厂商的联系和潜在合作,以巩固这些外企的国际垄断地位和话语权;并且,可以利用中国企业在国内已经形成的市场网络、品牌、行业影响力、政府渠道和公众形象,积极拓展外国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新盈利空间和模式。所以说,问题的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有勇气和决断去面对和改变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取决于我们能否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和背水一战的胆魄去解决那些阻碍和困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深层次的经济体制和制度层面的问题。若不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和“后发劣势”将离我们越来越近,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也就不远了;我们现在热切期盼中的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只会渐行渐远、最终成为一个口号和念想!

      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转型升级、制度变迁,那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只能是“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举例来说,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诸如民营企业的定位问题和政治身份问题、中小企业的功能认定和作为弱势群体的扶持优惠政策的对应。要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放开审批,打破行业垄断,将更多的权利还给市场,激发企业的活力。要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和功能,防止政府功能和规模的无限制扩张。政府更多的是社会公共管理的一个组织机构,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而且必须受到社会和公众的约束和裁判,而不能过度地介入经济活动的中心当中,以减少官员寻租和腐败的几率。政府和企业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平等的关系,企业要依法经营,政府要依法行使权力,官员们更不应该是现代社会中的“父母官”,企业和社会公众也不是谁的“子民”。

  特别是在中国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人口红利”消失殆尽的今天,我们必须要转变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过去依靠传统成本优势的中国经济,要尽快转向,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知识产权,鼓励技术创新,以效益型发展模式取代过去的产能型、规模型的增长模式。在改革中,逐步抛弃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增长方式。加强和国际市场和生产网络的对接和合作,冲破中国企业的代工模式,尽快形成中国自己的“产业链”,以特定优势行业为突破口,以我们的“产业链竞争”对应国外的“产业链竞争”,并逐步推进和提升我们的国际行业空间和市场空间。

  希望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可以倒逼中国的深层次体制改革,而不要等到走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这其中各个利益集团需要学会妥协和相互约束,在妥协和约束条件下的选择将会更加理性和稳妥。相比较而言,今天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很多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是操作层面的问题;而中国的危机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是方向性的问题,是“后发劣势”中包含的深层体制问题,是改革不到位催生出道德伦理和信仰的问题。中国如果不能尽快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和体制调整,可能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积极地忧患起来。若能如此,也算是对今天大家的“纠结”生活的一种补偿吧,不过希望那个未来的改革红利和收益一定是正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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