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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梁启超

时间:2013-06-06 14:40来源:《细说民国大文人》 作者:民国文林 点击:
梁启超( 1873 ~ 1929 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中国近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启蒙
  时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良、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它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梁启超在该校担任总教习期间,培养了蔡锷、秦力山等一批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直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徘徊。变法的失败,让梁一直不停反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1902年,虚岁满三十的梁启超元气淋漓,能量惊人,《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著作更替横空出世,在中国政界、道德界、学术界、文学界掀起巨大波澜。
  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意识到:“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变革的成功,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即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一文。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总结中国国民的落后性为:奴隶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爱国心薄弱、作旁观者等,他提出了两种造就新民的方法,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中国国民要具备有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力、尚武精神、合群思想、义务思想、良好的私德等现代精神,方可成为中国新民。
  梁启超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而国民素质则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的落后性,使得中国只能由专制政府统治,陷入了暴政轮回的深渊。鉴于此,梁启超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培养中国新民的工作上来,他坚定的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阅读西方历史,读到哥白尼的地圆之说开辟了美国,培根、笛卡尔的哲学扫除了欧洲数千年学界的奴性,他认识到“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者皆其子孙也。”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着重阐述了学术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
  同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掀起了“史界革命”,梁也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他激烈批判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梁启超主张,史学应为国民而作,用来记录国民事迹,宣扬国民精神。
  梁启超认为,文言文过于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因此他开始主张改造语言文字的革命,以利于文化普及,这就是“文界革命”。针对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和文人中间文言文流行的现状,梁启超提出“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以此开启民众思想智力。
  梁启超在著文时,有意采用俗语写作,一扫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风。他的文章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文笔生动、活泼、新鲜,条理明晰,“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感情充溢,被当时人称之为“新文体”。新文体的流行,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开启了大局面。
  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彻底改变了小说在历史上所处的尴尬地位。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他不仅完善小说理论和开辟小说阵地,而且还翻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如《佳人奇遇记》、《意大利十五豪杰传》、《新中国未来记》等。
  1899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他提出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注重“新意境”与“旧风格”的结合。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诗界革命”的理论。
  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小说和诗歌也因此拥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
  梁启超曾提出了一揽子的革命主张,比如戏剧革命、道德革命、提倡解放思想,倡导妇女解放、一夫一妻、不缠足、反对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提倡政治革命替代种族革命等等。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亚里斯多德到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人人平等、三权分立等近代宪政理论。他连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宣传、剖析立宪政体,解释国会、内阁等近代民主政治术语,“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求立宪”。
  梁启超是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写《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他在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马克思。
  梁启超向国人介绍宣传了托尔斯泰、哥白尼、瓦特、笛卡尔等诸多文化、科学领域的西方名人,使当时的国人得以初步系统的了解西方文化。
  梁启超的文章影响了一代中国人。革命派中不少人正是借助梁启超的“启蒙”,才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一些革命派人士在著文鼓吹革命时,甚至大段大段地抄录梁启超的文章,比如邹容的《革命军》。
  少年毛泽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6岁时,毛泽东开始读到《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初期,时常模仿梁启超的新文体风格,并效仿梁自号任公,为自己起名子任。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在毛的这张蓝图中,孙中山将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后来,李大钊、毛泽东分别在北京、长沙建立学会,分别以“少年中国”、“新民”命名。
  梁启超是周恩来青少年时期“久敬仰之人”,1918123日,周恩来在日记中提到梁启超的诗句:“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并在日记中记载:“晚读《饮冰室文集》,重有感……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道‘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真正是有愧前辈了”。
  梁启超赴南开演讲,即将毕业的周恩来以学生记者的身份作了演讲笔录,并把这份笔录作为作文交给老师批改,老师加批语道:“叙述周详,而文笔之汪洋浩瀚,亦足以达任公先生之妙谛。此才岂可以斗量之。”此后,梁的演说词和周的“记者识”,一起署名“周恩来笔录”,登载于南开的《校风》报上。
  周恩来留学日本前所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脱胎于梁启超的《去国行》。
  胡适12岁时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汇编》,一下子就被迷住了。28年后,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年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鲁迅也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他一生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孜孜不倦明显受到梁的新民说的启发。
  林长民的《山东亡矣!》一文,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他的文章,正是源于梁启超从巴黎拍回的电报。梁的电报告知了当时巴黎和会的情况,并提出了争取权益的方法。所以很多研究者认为梁启超才是真正的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燃者。
  美国学者张灏认为:梁比五四新青年更早促进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化。
  萧公权说: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受到启发。
  许纪霖评价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胡适高度评价梁启超的启蒙作用:“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之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椽笔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一生中创办的最为出色的报纸,1902年,《新民丛报》创办始,梁启超开始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该报连载《新民说》系列文章。在连载的四年间,《新民丛报》发行量最高时达一万四千份,且每期一刊印,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据估计,每册大概有20人阅读。
  《少年中国说》堪称“新文体”采用后的典范:
  “老年人如夕阳,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波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潴之泽,少年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1905年,梁启超撰写《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一文,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
  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文笔有一段电光火石般的评论:“《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有过之此者矣。罗浮山洞中有一猴,一出而成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
  吴其昌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北洋军阀史话》评价梁启超文章:“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梁的政治立场在历史上评价是有问题的,可是他的文章确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梁启超自陈:“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禅。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20世纪20年代以后,梁启超言论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时人认为梁退而保守,年轻一辈不再重视他的文字。黄炎培主持《申报》,一度拟请梁撰写特约文字,但要求梁不用本名发表。梁亦承认他的文字,如同政治活动一样,都是失败的。
  陈书良高度赞扬梁启超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斗士,大政治家,大文豪,大学者,本世纪最大的悲剧人物。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融汇中西,出入经史,显示了‘百科全书’的气派。他的文章,挟雷生电,恣肆汪洋,当时‘一纸负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严复语),慈禧太后读后愤而痛哭,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击节赞赏。”
  忧国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儿时,疼爱孙儿的祖父常给梁启超讲些历史典故。在祖父所讲的历代豪杰、忠臣、志士、哲人的故事中,梁启超对陆秀夫身背幼帝赵昺在厓山跳海殉国的悲壮举动印象尤为深刻。厓山位于新会县南部,离茶坑村不远,梁启超多次去三忠祠凭吊缅怀,而“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这两句诗也犹如刀刻斧砍般铭记在他心中。
  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时写下这样的诗句:“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梁启超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饮冰室”,“饮冰”语出《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兴”,讲一位叫沈诸梁的大臣,上朝时接受了皇帝交给的重任,事关国家安危,心中万分焦急,回到家中便饮用冰水来结心中烦躁。梁启超以此为斋名,并用“饮冰子”作为笔名,意在表明自己忧国忧民之心。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站在日本的军舰上,他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去国行》一诗:“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保路运动发生后,梁启超忧愤不已,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
  梁启超曾为李鸿章作传,在说到“甲午战争”一节时,梁这样写道:“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一次,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看话剧时,颇为感慨地对黄伯易说:“拉丁美洲的红种人遭遇比黑人更惨。据统计,在美洲移民时,红种人的土著还有千万人口,现已不足百万了。据人种学家研究,红种人的祖先6000年前是由澳洲经南极圈移到美洲大陆的,可想当时他们已经有很高的文化了。以希腊、罗马为例,中国算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的一个古国,但何时才能富强?我们这一代恐怕看不到了。”
  梁启超提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至死不渝。梁启超因病入协和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切除一肾。手术后,梁的病仍不得愈,原来手术摘除的是好肾。一时“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但梁启超却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榻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最后,梁启超宣布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协和医院。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提及,手术中作主治医生副手的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未施手术之先,院中人有为余相庆者,谓此大夫两月后即返美国,君家之机会佳哉”。但最后为梁启超主刀的却是中国大夫刘瑞恒。梁启勋推测:“计刘之所以越俎而动者,乃徇任兄之请,任兄之所以请刘动手者,乃国际观念,谓余之病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一时感情冲动,遂不惜以身试法,亦奇矣。”
  求索
  17岁的时候,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两人第一次见面,梁便为康所折服,拜在康门下。梁启超后来追忆他与康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受此当头棒喝,梁一时不知所措,发现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梁马上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弃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1890年,梁启超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回粤时途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群情激忿。422日,时在北京赶考的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写成万言“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一起相应,一千二百多名举子联合署名。52日,在康、梁的带领下,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齐聚“都察院”门前,请求代奏皇帝。康、梁在上书中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此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思想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为康的“君主立宪”思想摇旗呐喊;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与革命党人多有接触,思想逐渐从改良转向革命。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本“抱定一死的决心”,只因谭嗣同郑重托命及日本公使林权助力劝,才逃离虎口。
  梁启超早年受康有为的影响,主张“尊孔保教”,黄遵宪和严复常常对此予以反驳,认为“孔教不可保”。受其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并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原则,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表示自己“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被康有为严厉批评。
  随着思想的转变,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变化。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交往,关系极为密切,有时拥被长谈至深夜。梁、孙曾计划合作组党。梁与部分康门弟子联名致函老师康有为,劝其退休。康有为得知梁启超思想的转变后,异常生气,对其进行了严厉指责,并马上令梁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无奈,梁启超只能谨遵师命,来到檀香山。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在当地华侨中很有影响。于是临行前,梁请孙写介绍信,孙中山自然非常乐意。利用孙的关系,梁启超不但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笔资金,还将当地的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孙中山得知后非常愤怒,自此,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又从激进转变为保守,从革命转变为改良。梁启超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专制国家。
  中国国内的革命浪潮越来越猛烈,革命派在自己的报纸《民报》发表文章,驳斥维新派的保皇思想,梁启超在这场论争中处于下风。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专制”的研究和实践中。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企图让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转而支持袁世凯,并按袁的意思,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相抗衡。
  1913年,进步党组建“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梁启超始认清袁的面目,他毅然与袁决裂,与弟子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与段祺瑞一起反对张勋复辟,后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梁启超的政治迷梦最终破灭。
  梁启超的弟子四川督军戴戡被刘存厚的川军击毙后,梁在北京四处为戴讨说法,一定要段祺瑞严惩刘存厚,段只是敷衍了事。蔡锷病死后,戴戡统领的驻川黔军,是梁启超及进步党仅存的政治资本。戴戡之死,标志着梁启超从此淡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到欧洲各国考察,了解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后,梁启超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五四”运动以后,梁启超再次逆潮流而动,主张改良,在科学与玄学中寻找折衷主义,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第三党”。
  早年,梁启超将科学视为祸乱之源;但到1922年,他在中国科学社讲演《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时称:“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科学精神),再放异彩!”
  梁启超一度将墨子与马克思相提并论,但他认为中国只可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不当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荣归
  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奋笔疾书,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声讨清廷“违法借债之罪”;一面参预谋划宫廷政变及“国会请愿”,逼清廷兑现承诺。梁的这些言论,使国人对满清覆灭有了思想准备。1912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回国,京城轰动,欢迎盛况空前。
  191210月,梁启超自日本回国。黄兴迎至天津码头,颇有修好提携之意。然而梁乘坐的轮船因浪未能及时进港,黄空等一天后离去。黄兴认为梁是有意避不见面,双方又增加了一层误会。
  此次梁启超流亡回国,欢迎盛状空前。在北京居留的十二日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极尽风光的时光。梁启超在给长女的信中春风得意,兴奋不已:“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个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
  梁启超回国前,袁世凯本欲准备前清军警官所的官舍为其行馆,但袁听说梁对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即“饬人铺设贤良寺”梁大叹“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
  梁启超抵京之日,袁世凯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一行数百人,在正阳门车站迎接,交通为之一滞。
  梁启超曾自得的描述荣归时的情形: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员至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谈话为约,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无法也。每日必有演说,在民主党演说时,喉几为哑。
  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夏穗卿丈引左传云: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之所及。
  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国民党,其他如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商会、军警俱乐部等,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蒙古王公等都排队等候。
  昨日吾自开一茶会于湖广会馆,答谢各团,此会无以名之,只能名之曰‘李鸿章杂碎’而已。
  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种客已麋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
  袁世凯月馈三千元,已受之。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
  梁启超发表了长文《中国立国大方针》,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为民族立丰碑,为万世开太平”。
  袁世凯在总统府为梁启超召开欢迎会,让全体内阁成员作陪,袁在欢迎词中说:“值用贤之际,高才驾临,实乃国家之福!”梁答谢道:“今我受此盛名盛情,当摈弃一切杂念,唯临时大总统马首是瞻,以诸位贤达作楷模,为了国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共和
  清末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后,苦于宪政知识知之甚少,只能求教于当时还是通缉犯身份的梁启超。随后二十多天里,梁隐藏于海上的一条轮船内,整日苦战,撰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章。他置身孤船,犹如得道高僧坐禅,精力完全集中于奏章之中,二十多日竟然全不知晓身旁的海湾美景。其代拟奏折、草案等,总计逾20万言。一些学者称:对于民国创立,“从某种意义上说,1906年的谕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决定意义”。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两度入阁,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每任因政治集团倾轧,不过区区数月。在昏暗窘迫、百废待兴的政治条件下,他筚路蓝缕、一板一眼,就民国大政方针及司法、财政、通货、银行等制度创新,留下了众多议案和著述。
  梁启超对财政学颇有研究。他就任财政总长时,希冀建立一套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他试图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值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和整理金融,第一步彻底改革币制,第二步再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后来国民党时期的法币政策与梁启超的财政主张基本一致。
  周善培认为梁启超只有政治理论,没有一点政治方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周的弟弟周竺君任镇江海关兼扬由常关监督,当时镇江关收入每月只有一千元,而扬由关每年却号称月入十万。周竺君到任后,查出扬由关的收入全是中饱私囊取得的,他一面严行拒绝,不私取一文;一面严禁中饱私囊。但靠中饱吃饭的扬由关官吏,与上下游的税局勾结,禁不胜禁,防不胜防。周竺君便向财政部提出他只任镇江海关监督,请财政部另派扬由关监督。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派人问周竺君何以辞十万而就千,周竺君气急,写信责备梁道:“你当部长怎么可以对部属说这种话?你是公开劝部属中饱吗?”同时又拟就一篇改革全国常关的办法,并拟订几十条严禁中饱的奖惩办法,寄给梁,请他进行改革。周善培也几次从旁激励,梁却左顾右盼,这件事也就一直搁置了。
  在袁世凯流露出要作皇帝的想法后,梁启超曾与冯国璋一起进总统府劝谏,梁记载了这段精彩的故事:
  “二人联翩至新华宫,项城闻我等至,喜动颜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陈述,项城先笑曰:‘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做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做万代皇帝而无穷乎?’余与冯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痴人,自然欲作万代天子!’乃喟然叹曰:‘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立于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余与冯四目相对,嗒然如伤,怀中万言书,竟一字不出。袁诸子环立侍宴,幼小者乳媪襁褓侍,袁忽变作悲痛之容曰:‘我如许豚犬,无一克肖,无一非庸懦纨绔,然父之与子,孰不疼爱,我虽怒此辈不肖,然仍不愿因我造孽,他日为别人作鱼肉烹杀也。我百年后,敬托二公善护之。’余与冯迄辞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
  梁启超发现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后,毅然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猛烈的抨击袁世凯的复辟企图。袁世凯得知后,大为惊慌,派人送给梁启超一张20万元银票(梁文中称为10万),说是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要求梁不要将这篇文章发表。据说这个价格是雇人暗杀孙中山的赏金两倍。梁启超退回银票,并将这篇文章抄录了一份让来人带给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不成,便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决定出逃北京,起兵反袁,再建共和。临行前,二人约定:“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梁启超离京时,与夫人作别,并说明原由,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她用英烈的事迹激励梁。梁每次出门,夫人都不送,这日晚上三点,她送梁至大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慨。
  护国战争中,梁启超为了取得广东军阀龙济光的支持,只身赴龙济光处。此前梁派去的汤觉顿、谭学夔等人被龙济光部下枪杀,此行着实与赴鸿门宴无异。晚宴间,龙的部下胡令萱大放厥词,辱骂护国军、蔡锷等,并向梁启超横眉冷对。梁启超意气横厉,痛斥对方,边说边大拍桌子,满座的玻璃杯丁当作响。胡令萱被梁的气势吓住,悄悄跑了,其余众人,颇受感动,散席后都来和梁握手道歉。
  护国战争胜利后,梁启超开出一个祸首名单,包括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段芝贵、梁士诒等十三人,要求对他们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这道惩办帝制祸首令颁发以后,由于当事人均已事先闻得风声,躲进天津或上海的租界,所以一个也没有拿住。
  民国再造后的第一个国庆日,黎元洪下令援照民国元年进行国庆大典,并对民国创建以来的有功之士,包括此次再造民国的功臣授以勋位奖章。大总统黎元洪下令:“特授孙文大勋位,黄兴勋一位。蔡锷、唐继尧、梁启超、岑春煊、陆荣廷,再造民国各授勋一位。”
  张君劢认为,中国现代政治,如果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能变龃龉仇恨为精诚合作,必然会使中国现状大有改观。
  周游
  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赴美。在美期间,梁启超拜会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参观走访了许多地方,他发现,美国的种族歧视、贫富悬殊等弊端很明显,“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他将美国与日本、英国对比后,认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好。他认为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惟美国人能应用之,而他国人绝不能应用。我国若贸然而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致于酿乱”。当梁启超起身回国时,华人与美国人热情相送,“爆声巾影,绵亘一里余”。
  美国之行,反而使梁启超坚定了拥护君主立宪的理念与决心。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一战后,因梁启超推动对德宣战有功,北京政府让梁组织“欧洲考察团”,赴欧考察,与各国重要人士联络,加强交流,进行巴黎和会会外活动。“欧洲考察团”的成员除梁启超外,还有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人,都是中国当时年轻一代的知识精英。
  梁启超称赴欧考察的目的:“第一件事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怨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梁启超游历欧洲多国,他目睹了科学万能迷梦的破产,也接触了大批的杰出人士,其中生命哲学家柏格森及著名外交家笛尔加莎最令梁称许,他称二人是自己“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
  此次欧洲之行,梁启超也看到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他写道:“但觉得四周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梁认为,科学的发展破坏了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学的威力,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而导致精神空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争斗。他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198月,梁启超应邀到荷兰来丁大学藏书楼(今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参观,他在该藏书楼发现了《天条书》、《太平条规》、《太平礼制》等5种太平天国印书。以一个政治家、史学家的敏感和责任心,梁启超委托随其参观的中国驻荷兰公使唐在复派人将5种印书缮录归国,以使其“不至长作来丁藏书楼之玩品”,而“补吾国历史上之缺撼”。
  立场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受清廷通缉,日本政府出面相救,日本公使林权助将梁长发剪掉,穿上和服,化装成打猎的样子,一路惊险逃亡至日本。在日本居留十四年期间,梁也多赖日本政府与日本友人常年相助,他对日本颇有好感,“觉日人之可爱可敬”。但到护国战争后,他惊讶的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此后始终强调要警惕日本。
  面对日本人忘恩负义的指责,梁启超回答说:“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曾撰有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书中描述了一个共和社会新中华民主国,第一任大总统为“罗在田”。“罗”即“爱新觉罗”,“在田”即载湉的谐音,“罗在田”即光绪帝(也有说法称罗在田指爱新觉罗即将下野)。第二任总统为“黄克强”,(黄兴,另说意指炎黄子孙人人自强)。
  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论战时,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梁对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8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文章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杨度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他于是派蹇念益、汤学顿前去拉拢梁启超,期望梁能为己所用。徐佛苏、袁思亮和蔡锷颇为担忧,三人暗地里商量道:“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不如另树一帜,以任公为首,可与杨皙子殊途同归。”不料徐等计议未善,蹇、汤已懊丧而返。原来二人与梁见面后,尚未开口劝说,梁便拿出抨击袁世凯复辟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示之。蹇、汤二人无奈,只能力劝梁删除一些太过激烈的词句。梁致函杨度曰:“吾人虽见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
  康有为拥戴张勋复辟,梁启超则与段祺瑞一起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吾子投笔从戎,壮则壮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师长素先生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不知令师作何感想。”梁启超答道:“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孙中山逝世后,梁启超对北京《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1925年“双十节”,清华定于109日举行纪念会,会议上安排梁启超发言,但梁却记错了纪念会的召开时间。到会议举行这日,他不在校内,校方只好取消了他的演讲。后他将原本为会议准备的演讲稿发表在《清华周刊》上,讲稿共一万三千多字,他在讲稿中将国民党、孙中山、共产党挨个骂了一遍,并痛贬中华民国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小祖宗”。
  1927511日,梁启超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再过两礼拜,我便离开学校,仍到北戴河去,你们来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
  梁启超在另一封信中也叙述了对时局的恐惧:“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梁思礼昵名)往坟上看一趟,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入城,后日早车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强可住,出去数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约不消如此。我本身无特别危险,只要地方安宁,便可匿迹销声,要住若干时日,北京却险极,恐二叔也要逃难。”
  梁启超曾对日本、英国文化赞不绝口,并且认定:“中国经一次外化,就有一次进步。”但当孟禄呼吁用美国学制来取代中国学制,梁启超不以为然,他指着餐桌上的饭桶对学生黄伯易等人说:“这是一个饭桶,它只是一个装饭的饭桶!凭你把这饭桶雕花塑彩甚至把它描金也不会改变饭的质量。但中国之大,主张‘美食不如美器’的人不在少数,让他们去欣赏他们的饭桶艺术吧!”
  言论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
  梁启超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梁任公将“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易二字,变成“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他常常用这句话自勉,学勉励弟子们。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墨子领头的“先秦诸子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梁启超评论科举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
  梁启超提倡国民性,他说:“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就是人民的个性被国家所吞没的缘故。”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序言中写道:“吾未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同时,梁启超也批评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若想使一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乃至人心焕然一新,必须多写小说。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夸赞胡适的《尝试集》说:“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
  梁启超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说:“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现代汉语中有许多词汇从日语转译而来,如“经济”、“银行”、“准备”等等。梁启超以“经济”为不妥,因为古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意为“经国济世”,他因此提议以中国固有的“平准”来代替,并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但未能得到推广,而通过日语翻译而来的“经济”一词,却成为现代最常用的汉语词汇之一。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他说“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但是他认为“赌钱、吃酒、做官都是没有趣味的”。
  梁启超提倡新其民以新其政,并倡议成立“知耻学会”,提倡“自诵其耻”。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主义虽然全同,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宋教仁被刺杀,梁启超写了一文《暗杀之罪恶》以自辩,文中写道:“有人以为,暗杀了这种对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政局必然跟着大变化。其实不然。某名士之死,对政局转变的好坏虽有所影响,但无法根本改变。况且政治现象是由全社会势力所造成,其崭露头角的人物,不过是此种社会势力所代表。若暗杀的是第一流的好人,则第二流的好人必继而代之,但第二流的好人,没有第一流的好人贤明,这就会减缓或推迟社会的进步。若暗杀的是第一号的坏人,则第二号的坏人也会继而代之,而第二号的坏人比第一号的坏人更差,则会使社会的恶分量增加,效果更坏。”
  梁启超把经济学说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学科,定为中国的“救亡之学”。
  学术
  梁启超一生高文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设专条介绍梁氏生平业绩的,有《新闻出版》、《教育》、《中国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中国文学》等8卷。另有《宗教》、《社会学》、《地理学》、《农业》、《戏曲》、《体育》等十多卷,在叙述各该学科发展时,都讲到他的贡献。
  梁启超博闻强记,读书极杂,知者甚多。一次宴会上,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牲畜没有人作过诗。”梁启超马上反驳:“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乾隆一生诗作无数,佳作甚少,少有人读,由此可见梁读书之杂。
  梁启超因参加护国运动,被袁世凯派人追捕,只好躲入荒山,与同伴走失后,他寄居于一个小牧庄,大病一场,差点命丧于彼。病稍好,他便写出了《国民浅训》一书,他在自序中说:“病既起,念此闲暇之岁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负,乃奋兴草此书,阅三日夜,得十三章。”
  1918年,梁启超和蒋百里一起游历欧洲。回国后,蒋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为之作序。不料梁一动笔便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便是8万字,比蒋的正文篇幅还大。蒋啼笑皆非,只好请梁单独出版,并为梁的书作序。此即梁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后来梁启超又将此书补充至25万字,是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为学生讲解贾谊的《治安策》,全文七千余字的,梁且讲且背,并不看书。学生很是惊讶,梁笑着说:“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么能上‘万言书’呢?”
  梁启超曾在清华演讲《情圣杜甫》,他说:杜甫在写《石壕吏》时,“已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的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
  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国学最重要部分。”他的国学研究,始终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他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专著。
  在经历了政治的失败后,梁启超认识到:“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透劝皆如击空也。”从此,梁启超专心问学,不再关注政治。
  梁启超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他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从欧洲回国后,梁启超就与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的运动,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
  梁启超在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陈达曾在清华担任《清华学报》总编辑,一天,他对学生梁思永说:“你跟老太爷说,让他来篇稿子吧。”很快,梁启超的稿子就送来了,陈达说:“出乎我意料之快,这篇文章是写的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只说了几天,就送来了。我一看,可了得,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如广东是什么派,浙江是什么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
  梁启超治学勤恳,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起床,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连星期天也有日课(工作计划),不稍休息。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还要摘录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读的日文和中文书籍纵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懒。他经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来勉励学生们。
  梁启超规定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人来访,谈话不超过一个小时。他在书斋上挂了一个木牌,上书:“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
  东南大学学者云集,一位学生问梁启超:“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顿时庄重地说:“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的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2000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梁启超“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晚年著述,用力尤勤。1920年,他仅一年就撰成《清代学术概论》、《老子哲学》、《孔子》、《墨经校释》等著作,并有多篇佛教历史论文。
  梁启超学识渊博,但有时也会犯些小错误。他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引用阿拉伯人的著作,因未见原文,将“五朝”误写成“五代”,将“10世纪的中国”写成了“9世纪”。王森然对此感慨道:“著书求入世界作者之林,真不易矣。”
  梁启超晚年热心于文化传播活动,他成立共学社和讲学社,前者出版了大量书籍,包括介绍社会主义的译作,后者则出面邀请了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四位大师访问中国,成为二十年代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
  19232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不意却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极大反感,旋即撰文《玄学与科学》予以批驳。张丁两人往复辩难,由梁启超带头参加、张东荪、林宰平、胡适、王星拱、吴稚晖等名流纷纷发表文章,争相参战,掀起了轰动一时的科学与玄学之争。
  19289月,在梁启超离开人世间的四个月前,他开始着手编写《辛稼轩年谱》。在与病痛斗争中,梁启超始终坚持写作,直至最终无法提笔。梁启超与辛弃疾有相同的人生境遇,感同身受,故有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
  1929年初,梁启超的病情渐趋恶化,身体越来越差,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多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坚持看书,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探望他,劝他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以老师在50多年前的话回答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梁启超学识博杂,藏书甚多。他的饮冰室藏书多达3470种,四万多册。他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支持图书事业。梁启超逝世后,家人遵其遗嘱,将所有藏书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繁多,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些著作,是他在近三十六年的政治活动之余写出来的,足见其勤奋。他的《饮冰室合集》共148卷,曾经产生“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的社会影响。
  教学
  梁启超的学生有:蔡锷、蒋百里、张君劢、杨树达、杨鸿烈、范源濂、吴其昌、姜亮夫、徐志摩等,分涉军界、哲学、学术、文学、法律界等,各有建树。
  梁启超教学热情洋溢。他用尽气力去准备功课,每日两个小时的讲义,他穷一日之力编之,仅刚刚够用。
  梁启超热爱讲学著述,一次梁启超因为醉酒伤风得病,被检查出右心室偏大,脉跳稍快,被医生强令停止可以一切演讲著述。然而,梁启超竟仍于晚上跑到法政学校授课。当张君劢从医生处回来,听说其师梁启超又去讲课了,仓皇跑到该校,把梁启超从讲台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求梁必须停止演讲一星期,并且立刻致函各校,停止梁启超本周一切演讲。梁启超后到东南大学讲课,发现教室空空如也,竟无一学生到场。经过与张君劢交涉,梁启超才得以保持东南大学的讲席,同时继续听讲佛学课程。
  梁启超称,他在清华教学的目的,归纳起来,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1914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引用《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成为清华校训,沿用至今。
  梁实秋曾回忆梁启超演讲: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梁实秋回忆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时说: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的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曾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未考试该生只得了五十分。该生于是前往导师处询问,梁启超随口说:“您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看考卷即浪费时间,对我也没有帮助,放暑假你准备一下,开学来补考就是了。”开学后,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一百分,说:“你的考卷我没看,经过一个暑假复习,你一定考的很好,我也不用再看了。”
  梁实秋曾记录梁启超讲课的情形: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的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梁启超在清华开设“古书的真伪和辨真伪方法”课程,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先秦古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讲课中他从校勘、考证、训诂以及学术系统来分析古籍的真伪及年代,随时总结问题,并经常拿几种书进行比较。
  梁启超在清华任教时,每周三讲授《儒家哲学》,讲课时,他让学生周传儒负责记录他讲课的内容。一次,一位学生制作灯谜一则,曰:梁任公先生每周三讲哲学,打一人名。大家都猜不出,最后这位学生揭开谜底,原来是“周传儒”。众人哄笑。
  梁启超认为《老子》一书可能为战国时期作品,他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说:“我今将《老子》一书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几天后,他收到了一位名叫张怡荪的学生的来信,信中说:“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有丝毫证明《老子》一书中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梁对张的观点并不认同,但他欣然为此文作题识,对张的才华表示赞许。
  梁启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中国文化史,每次他来授课,教室里都是挤得满满的,以致室无隙位,有的学生还站着听。有些学生虽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宁可牺牲本门功课来听他的讲授。
  梁启超在北师大授课时,一次来上课的学生极少,梁询问得知,原来这日有重要的校际篮球比赛,很多学生都跑去看了。梁于是大发牢骚:“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也不是要跟我做学问,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看一两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只有40多个学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范源濂、杨树达,一个顶一个!”
  梁启超每次去学校上课,坐的都是自备马车。他在车上总是手不释卷的,进了校门,才把书装进提包里,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把书打开了。他讲授时,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详证博引,精辟透彻,引人入胜。在引证当中,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启发大家。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
  一日,楚中元和李仁夫一起去拜访梁启超,梁很热情地招待他们,除了泡茶之外,还添上两盘糖果。他为楚中元的诗稿题写了封面,又为李仁夫写了副对联,联云:“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他一再对李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可以想见我当年的豪气。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同时他又说:“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现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希望你们青年人要从古人这种哲语中去吸取力量。”
  黄伯易回忆在东南大学暑假的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梁启超。当时,梁启超在会上谦虚态度地说:“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进行攻错。”黄记得,梁先生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
  黄伯易回忆:“在当时‘自由讲学’的讲坛上,如胡适、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都大谈政治,大谈主义,而像梁(启超)先生那样在政治上几度活跃的人物,却对当时的政治绝口不谈。”
  东南大学当时著名学者云集,有杜威、胡适、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学生们便就这些学者的论断去向梁启超和杨杏佛请教,杨有问必答,梁则三缄其口,学生们就此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应采杨的态度,有人则欣赏梁。梁启超知道后,对学生们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却反对批评的不自由。我的态度同杏佛并无两样。例如我主张真理是可知的,在我的班上已经说过了。是否正确?我们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也说过同大家一起进行攻错。”
  梁启超在南京曾作过题为《为学的兴趣》的演讲,演讲时,听众挤满了会场。他在讲词的结构上,直接采用了古文《七启》、《七发》的谋篇布局——从批判一切生活烦琐,最后表达出自己的高超趣向。例如,梁说:“有人说吃酒有兴趣,醉了怎么样?又有人说睹钱有兴趣,输了怎么样?……把我梁启超烧成灰来作化学分析——也只有一点为学的兴趣。”
  梁启超看了东南大学演的《碎簪记》后,非常不赞成,他对黄伯易说:“提倡这类悲剧,只给青年们带来损害。你可建议侯曜,苏曼殊从梵文翻译印度抗英义民的笔记不少,如果综合成一部历史剧当更有意义。”
  梁启超在《为学与做人》中讲,做人必须具备智、仁、勇“三达德”,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因此,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部分。智育是求知识,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情育就是养成普遍的人格,了悟宇宙和人生的大道,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意育是磨练人的意志,保持勇气,目的是教人做到“勇者不惧”。情育和意育属于德性的学问,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几乎丧失殆尽,现在只剩下了智育了。梁启超讥讽现代教育是“贩卖智识”的“杂货店”。他呼吁重视德性的学问,强调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求得。
  师徒
  梁启超17岁中举,为主考官所赏识,将其妹许配给梁,可谓少年得志。梁启超此时对训诂词章之学有所研究,心中沾沾自喜。18岁时,他遇到康有为,与康长谈8个时辰,感觉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乃至夜不能寐。于是他尽弃原来所学,拜在康的门下,成为康的大弟子。
  康有为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梁启超也到该学堂学习,他说自己“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梁启超的弟子周传儒则认为梁在学问上并没有追随康,他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梁重墨学,不讲六经,说明梁与康有为名义上是师生,而在学术上没有追随康氏。康有为讲今文经学,重《公羊传》;梁喜《左传》,平时不大讲三世说,也不谈《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据此可见,梁任公与康有为思想有差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后,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中的左膀右臂,梁用自己的如椽大笔,写文章为康的主张摇旗呐喊。从18986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史称维新运动,又称戊戌变法。但由于慈禧太后等人的反对,9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流亡到日本。在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而梁启超在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进行反省后,随着与革命党人的接触和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原先的保守转变为激进,与从前“若出两人”。
  梁启超与乃师康有为龃龉日多,梁对康的保皇保教思想则颇不以为然:“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与孙中山等人交往后,梁启超受其影响,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拟《上南海先生书》,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名人,劝康有为隐退,书中云:“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恩师。”此书呈康后,各地康门弟子哗然,称上书的十三人为逆徒,呼之为十三太保。康有为见书大怒,对梁严词批评,并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虽不情愿,但他一向视康为帝天,不敢有违,最终还是打点行装而赴命。
  梁启超与孙中山准备联合组党时,当时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顾虑康有为,问孙道:“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孙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启超才欣然同意。
  清政府倒台前,梁启超认为康有为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已经不符合中国的未来走向,故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康有为曾问周善培:“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指赵熙,周善培的老师)。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周知康恨梁启超不服从他,便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听了很不满意。
  随着革命的发展,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的学说,师徒关系严重恶化。
  康有为性情偏执,脾气暴躁,门人弟子谁若拂逆他的意愿,他就火冒三丈。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后,康有为一会儿要求梁给钱,一会儿又让梁为他推荐的人安排职位,梁稍微做的不如其意,他就大动肝火。梁启超只好跪下向他赔罪,但康有为却毫不理会。
  康有为支持复辟,而梁启超反对复辟,认为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复辟不可能成功。梁启超说:“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康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一文,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立即发表《辟复辟论》进行驳斥,明确指出康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
  1917年,康有为再次逆历史潮流而动,支持张勋,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讨伐张勋。他不仅代段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康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康、梁的师生情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梁启超反对张勋复辟前,周善培规劝梁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周善培反复劝说良久,但梁启超却执意讨伐张勋。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指斥梁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鸱枭”、“獍”为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
  康、梁公开交恶后,通过刘海粟等人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不能亲至,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梁所撰的寿联曰:“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在联中,梁启超投康有为所好,将康有为比做孔子。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这年331日,康有为在青岛逝世。梁启超闻讯之后很是悲伤,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并在法源寺开吊3日。每当来人行礼,他始终站在孝子位置,答礼不疲。弟子晚辈徐志摩、张君劢、胡适等人行磕头礼,梁也如礼答之。梁启超平时喜打麻将,但康有为去世后一个月他没有再打牌。4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悼文中,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梁启超挽康有为:“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西狩获麟”,典出《春秋·哀公十四年》,杜预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世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惰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梁在下联中引用此典,将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
  梁启超评价其师康有为:“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
  诤友
  梁启超和周善培相识于198910月初,当时研甫督学约定在武昌会合,梁、周都乘坐买招商局的官舱由上海到武昌。当时梁已经名满天下,而周善培自认是个无名小卒,不敢同梁攀谈。过了九江,梁启超主动来找周谈天,周不愿与他多谈。此后,直到周的《力书》出来之后,梁写了一封信给周,表示愿意订交之意,二人开始交往。
  1899年,周善培到日本调查,与梁启超在东京见面。见面欷歔感慨良久以后,周就提出梁启超等人对政变应负责任的意见,梁诚恳地深自引咎。同时周善培就提出二人订交的条件,彼此多规过,少奖善,梁启超当即表示接受,以后往来三十二年,梁启超便是周善培平生最能受直言的朋友,周善培亦用他的直言告诫过梁启超无数次。
  一次,周、梁彻谈三天三夜,周善培劝梁启超少谈保皇的空话,多研究第二次如有变法的机会,如何以前事为戒,订出如何有次第的办法;同时周还劝梁少讲公羊学,多研究周礼,因为中国原有一套整个的政治制度和方法,都在周礼上。梁启超听从周的规劝,对于公羊他以后就少讲了;但对于保皇的招牌仍然放不下来。
  1912年,周善培听说袁世凯召梁启超去北京,便与老师赵熙乘船去横滨,劝梁启超慎重其事。周善培说:“对德宗(光绪皇帝)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梁启超被劝不过,于是吐露真言:他并不想去北京,但康有为催促他尽快成行,他不能违拗恩师的意愿。最终梁启超还是当袁的司法总长。
  梁启超当了司法总长,周善培认为,梁心里还是赞成他的观点,不过因为笃信南海康有为,才走错这一步。周善培想,任公理智很高,只有创造一种理论才能转移他。因康、梁是尊孔,周想来想去,决定从孔子书中找一种最广泛的题目,提出若干合时的理论,对梁对症下药,挽救梁启超。于是,周善培用半年时间写成《论语时义》一书,将论语四百廿一章丢开先儒的一切旧说,每章都借孔子的题目来发表他痛骂袁世凯和讽刺梁启超的意见。周让弟弟周竺君到京,将此书面交梁启超,请梁看一遍,替自己作一篇序。梁当着周竺君看了第一章(此章周借李斯、刘歆来一面解释学而不时习的毛病、讽刺任公)。看完后,他对周竺君说:“我已经遍身是汗,不能往下再看了。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老兄,只说我知过了。请他容许我改过补过。”
  1913年,袁世凯既夺取广东,请周善培担任广东将军兼巡按使,周谢绝了。袁又找别人劝周,周再次谢绝。第三次,袁让梁启超派人来劝,周再谢绝:“任公不妨事袁,我却认为我决不可见袁。”从此以后,周善培与梁启超虽不通信,却随时看袁的举动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准备随时托人去提醒梁,请他预防,该抽身就早抽身,不要太陷深了拔不出。
  周善培在《论语时义》中曾预测袁世凯想黄袍加身,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梁启超。于是梁启超早有准备,当袁世凯的“筹安会”出现后,梁启超立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发表后,周、梁二人进一步合作,计划讨袁。
  袁世凯死后,周善培劝梁启超说:“袁死了,民国的政治是革命党的事,我们应当关起门来少谈政治。谈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热闹,是不能共寂寞的。”梁启超当时认可周说的,但经过讨袁,梁的社会地位又进一步提高,门庭若市,却怎么也无法冷静下来。
  张勋复辟时,梁启超来找周善培同去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周反对梁去讨张,并说:“讲交情,我同老段比较你还有点儿小交情,旁的事他不认识我,他却认识我不想作官,不想依靠他来分点赃。而他这人自己是没有脑筋的,左右又是一般垄断权利、不愿意别人分赃的人。他再三要我到四川去,你也从旁帮他劝驾,我尚且避之不及;你怎么拿一个毫无交情又不免分取他一份权利的人去同他共事呢?”任公说:“老段反对洪宪,我们不该佩服他吗?”周说:“我也是因为佩服他这一点,所以结束肇庆都司令部以后,我还同他做朋友。”任公说:“为什么作得朋友又不能共事呢?”周说:“当然是两回事。作朋友谁也不侵占别人权利;一共事,权利问题就来了。你连这种极浅显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还谈什么政治呢?你既认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后长叹一声下台就是了。”周善培果然言中,张勋打垮后,梁启超担任了财政部长,但不久就下台了。
  周善培常对梁启超说:“孔孟、苏张都谈政治,为什么孔孟是政治家而苏张是政客呢?就是孔孟谈政治没有自己,只订出许多原则性的理论,让一般诸侯去听。谁照他的理论去做,是他的幸福,与我无关;谁不听他的话,是他该倒霉,也与我无关。苏张就相反了,事事都为的自己。谁听他的话,那个人有利,他自然有利;听他的话作坏了,而他的官骗到手了,他也有利。孔孟讲了一生政治,虽没有得过意,一生是愉快的,结果是安全的。苏张虽然得过几天意,却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结果。”
  梁启超财政总长下台之后,周善培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你有几天是愉快的?”梁启超只能用一声长叹来答复周。袁世凯死后,周善培劝梁莫问政治,他冷静不下来;下台后,不待周劝他,他就自然地冷静下来,讲起学来了。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真讲作事的政治家,勿论职权的大小,到一个地方,作一趟官,总得留下两件事,使去后还有人想我,留下好印象。如李冰在四川凿离堆,时隔二千年还有人纪念他,这是第一等。如子产在郑国前半期被人咒骂,后半期被人称颂,也是好的。即使象王荆公作坏,到今天还有人佩服他作事的精神,也够得上政治家。如果作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忆,这只能叫作官,不能叫作事,更说不上政治家。”梁愤然答:“你难道不晓得今天不能办事吗?”周笑着说:“你难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办事吗?”
  周善培总结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激赏
  梁启超17岁中举,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认为梁启超“国士无双”,便打破门第观念,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
  李端棻请副主考王仁堪做媒,将堂妹许配给梁启超。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以寒素之家齐大非偶为词拒绝,表示不敢高攀。李端棻便差人转告梁莲涧:“我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非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间。我只管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且我知我女弟固深明大义者,故敢为之主婚。毋却也!”
  据说当时副主考王仁堪也有许婚之意,但因李端棻先开口,乃作罢。据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记载:“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七岁,举于乡,榜列八名。当时典试之正座乃贵州李园,副座乃福建王可庄。榜发,李请王作媒,以妹字伯兄。同时王亦怀此意,盖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发言,乃相视而笑。”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向梁启超赠金二百两,帮助梁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受到牵累,丢掉乌纱帽,被流放新疆。
  黄遵宪赏识梁启超,不以梁为后辈,曾汇编诗、文各一集,请梁启超为其审阅。梁启超仔细阅读后,对黄说:“先生之诗,似胜于文,请扬前者,而抑后者,可乎?”黄点头赞同,遂单独出版诗集《人境庐诗草》。
  梁启超以弱冠刚过之年,受湖南巡府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等人的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一职。据陈寅恪后来回忆,当初黄遵宪原本想拟请康南海执总教习之席,然而陈三立却认为启超的学问似在其师之上,后就决定延请梁任公了。
  两广总督张之洞坐镇汉口时,曾考察梁启超的学识。张之洞出上联曰:“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此联一出,咄气逼人,暗喻自己乃江夏第一人。梁启超思考片刻,对曰:“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生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
  戊戍变法前,梁启超过武昌时曾拜访张之洞。张命人开中门及暖阁迎接梁,并问巡捕官:“可鸣炮否?”巡捕官告知张,梁启超仅为举人,按朝廷定制,只有钦差和督抚时方可开中门并鸣炮迎接。张之洞这才不提鸣炮,以厚礼迎接梁入城。当天恰逢张的女儿出嫁,张竟丢下众宾客之不管不顾,而与梁畅谈至二更时分。
  梁启超与谭嗣同交好。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亲自将梁送往日本使馆避难,由于不懂日文,只好与日人笔谈。谭嗣同写道:“梁君甚有用,请保护之。”谭在狱中犹念念不忘梁。他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两昆仑就是指梁启超和自己。而梁启超对挚友谭嗣同的死极为悲痛,到晚年,梁启超亦编写《谭嗣同传》纪念好友。
  维新变法使得梁启超名扬天下,时国外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梁启超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文化领袖来接待。
  德富苏峰被日本人民称作“国民之声”,梁启超则被称作“中国的德富苏峰”。后德富苏峰在北京见到梁启超时,连连说:“岂敢,岂敢!应称我为‘日本的梁启超’才对!”
  梁启超发表演说时,张继等人企图殴打梁,梁对日人解释说此次纠纷为“本会中人偶在争论,既非他党来袭,亦未毁物殴人”。日本名流称赞他有“政治德量”。
  梁启超流亡海外的十余年间,当时官居四品的杨度一直为梁的合法回国而四处奔走。杨仅用一个晚上就写出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奏折:《奏请敕用梁启超折》。梁启超得知此事后,闭门而泣,泪湿稿笺。护国运动中,有人请示梁启超该不该将杨度辑拿正法时,梁启超念及昔日情谊,指示下面马虎了事。
  袁世凯最欣赏章太炎、梁启超,也最怕二人手中的笔,他说,这两支笔,笔力千钧,抵得上几师军队。袁上台后,不遗余力,笼络章、梁。
  魏铁三曾集古人诗句为楹帖赞道梁启超的博学多才:“腹中贮书一万卷(刘长卿诗),海上看羊十九年(黄庭坚诗)。”
  陈叔通仰慕梁启超,曾作“池中自有不凡鳞”、“明珠毕竟世同珍”等诗句大赞梁。
  梁启超五十大寿,罗瘿公撰写寿联为其贺寿曰:“每为天下非常事,已少人间未见书。”
  质疑
  护国战争爆发时,梁启超的父亲去世,但梁为国事,未回乡丁忧。胡汉民得知此事后,作一联讽刺梁曰:“诸葛亮七擒七纵,梁启超三保三无。”“三保”指梁先后保皇、保袁、保段。“三无”则讥笑梁无君、无师、无父,因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不能成功,所以无君;而梁与老师康有为不和,所以无师;现父死不守制,所以无父。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梁启超赴欧考察。国内盛传梁启超此去,有取代陆徵祥出任特使之意。梁到法国后,在李石曾、汪精卫等人为其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表即席演说,将段祺瑞的假参战“隐晦无余”,而遭非议。梁演讲完毕,一位何姓华人当场质问:“梁先生,民众反对参战,是反对段政府参战,因为百姓早看出段耍的把戏是宣而不战,这将会失信于协约国,原来这都是梁先生教诲啊!”何又说道:“民国二年,国会解散,酿成中日外交纷争与帝制运动,这也是梁先生之力!第二次解散国会,您和汤化龙实行拆台手段。挑起南北人的恶感,蜀湘百姓因此饱受战争苦难,这又都是梁先生入阁掌财政的力量啊!”“今天,梁先生远道来法,骗到徐世昌万元川资,是不是又想推行您以前在美国组织维新会的智谋呢,以此来欺骗我们旅法华侨的血汗钱?扰乱巴黎和会专使的次序呢!我们不是早期的美国华侨,没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今天和你说,法国是自由的地方,不容保皇余孽在此活动,假如您悍然不理,就别怪我们不留情面了!”何某的一番话语,使梁启超尴尬无比。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中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
  黄侃曾说梁启超学问不精,曾对梁演讲中的错误一一抨击:“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彼云:春秋时,楚都武昌,三国时,吴亦都武昌。又举湖北先贤五人,老、庄、屈子、葛相、道安。夫楚凡四都,未尝居鄂;吴虽中徙,乃今鄂城。老则苦县(苦读“古”,今河南鹿邑东);庄为蒙人;诸葛,阳都(今山东沂南);道安,扶柳(今河北冀州)……启超乃南海圣人之高足,此段以国史研究为讲题,昔有仲由率尔致哂;今之鲁连,求之不难,可无戒乎?”
  黄侃在课堂上评价梁启超,认为梁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大,至于文章,只是“新闻笔墨而已”。
  梁启超曾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东南大学有学者批评梁启超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完全背离客观的学者态度”,还批评他“治学感情有余而理智不足,在精神上莫衷一是”。
  一次,黄伯易到语文组办公室抄阅参考资料,听到系主任室几位教授正在议论梁启超:“梁启超写先秦政治思想,日本学者已积累了不少资料,顺手拈来都可成书,倒是小石(胡小石)的《中国文化史》不好编。”“梁启超如果继续写汉、魏政治思想,就会感到江郎才尽了。”“我敢担保凭梁启超这副本领,一辈子拿不出来!”顾寔也楞眉怒目地攻击梁启超:“道德经是道家政治思想的精神,梁启超摸不到边,他讲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
  南京宝华山慧居寺的大莲和尚曾当着黄伯易的面对其业师梁启超作了鞭辟入里的评论:“梁启超治学务博而不求精,泥于学古而忽于今用,服膺师训或改弦更张都不彻底,只依违两可之间,因此进退失据。梁启超单独搞政治总是捭阖不定,而且多疑善变,比乃师康长素真是自郐以下了!”黄伯易将此酷评转告了梁启超,梁未加辩驳,只是说出一句:“不错!我梁启超的特点就是善变。”
  东南大学举行国学研究会,会上,有人将话题转到顾寔的《人生二百年》上。梁启超说:“我梁启超一定要活到78岁!”此话引来了教授们的不同意见。吴梅(瞿安)说:“生死何足道!”王朴安说:“未知生,焉知死?”柳贻谋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陈佩君说:“生死事大,无余涅槃。”教授们的人生观五花八门,但在态度上都反对梁的观点。最后陈斟玄(钟凡)调侃地说:“我们顾先生会算八字,让他给梁先生算算!”梁启超说:“我粱启超生平从不迷信!”顾寔大为震怒:“我不像梁启超,我自己算过,我要活80岁零一早晨,最后一早晨要与死神拼命!”于是,大家扫兴而归。
  梁启超曾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佛,一次,欧阳竟无庄严地对梁启超说:“我绝非轻视你梁启超,而是你的文章对青年传染力强——把佛学导入宗教的鬼神迷信。试想想,我们一代应担负何等罪过?”说到此,欧阳不禁老泪潸然。梁启超听罢埋头无语。
  梁启超晚年开始用白话文写作,终生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在《甲寅》杂志中大骂梁启超用白话作文,献媚后生小子。
  夏曾佑对梁启超的学问并不推崇,他指责梁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错处开卷即得”。
  流质
  梁启超一生,时人常批评其多变,甚至有人讥其投机,梁启超也承认自己本性“流质易变”,但绝非如别人所说的投机政治,他坦然面对自己的“善变”。1903年,梁在《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
  一次,楚中元问梁启超:“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梁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以带笑的口吻说:“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
  梁启超说:“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梁启超的朋友孙宝瑄是这么认识梁启超的多变的:“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为君子。盖小人之反覆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反覆者不同。”
  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对梁启超的“善变”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性情
  梁启超为人天真、率直、热忱、进取、虚心、内省、无我、重感情,他自称为“中国之新民”和“少年中国之少年”,熟识者皆认可,不觉得他矫情。
  胡适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漏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后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
  1923年,胡适曾应《清华周刊》之请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梁启超也受邀开出一份书单,他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说:“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又说:“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面有《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又说:“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读过这两本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漏,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1924年正月,梁启超与胡适在安徽会馆共同主持戴东原二百年生辰纪念会,当时“《晨报》特别印专刊,副刊编辑孙伏园抱来散发,全部是任公一个人的文章。到开会,他又几乎独占了两小时的讲演时间,最后给胡适之留下了十分钟”,胡适登台前,梁介绍说:“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适之,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原!”
  胡适少时,受梁启超影响至深。但胡适学成归国,并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后,时时以创新见解刺激梁启超,梁因而发愤写出了《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历史统计学》等著作。对此,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常常劝他:“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梁是一个情感至上的人。他曾说:“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
  梁济仰慕梁启超,四次造访“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梁启超从梁济遗书中得知此事后,自责“虚骄慢士”“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致函梁济之子梁漱溟,表示“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梁济)之教……”。
  梁启超在日本时,听说王宠惠之名后,便致函王,邀他到小石川东亚商业学校叙谈。王得书后,并不前往,而是复函责备梁失礼,说梁启超是一党魁首,理应礼贤下士,现在想以一纸书使人奔走,只能让受书的人难堪。梁启超见信后,并不生气,反致函称谢。
  戢元丞、秦力山在《新大陆》杂志上称梁启超剽窃德富苏峰的文章,“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其时,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梁启超并不避讳其中有抄袭的成分,因此也没有回文进行辩解。
  梁启超说:“我生平是靠兴味作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我觉‘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李仁夫回忆,梁启超演讲时,不是口若悬河。他虽循循善诱,但在紧要关头,他往往是将两手交叉胸前,好似准备与人搏击的姿态,非常紧张。
  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讲演,开头便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姜亮夫想考清华大学,考试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榜还没有发。姜就写信给梁启超,希望能得到一个补考的机会。然后他就接到了面试的通知。姜亮夫到清华是梁启超亲自面试,此后姜亮夫又过了王国维这一关,就这样,他进入清华读书了。
  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任教时,学生罗时实问他:“国粹将亡,奈何?”梁反问:“何以国粹将亡?”罗对曰:“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梁闻声大怒,拍案道:“从古就是这么少!”
  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人们常将王国维排在首席,但有时也将梁启超排在首席。梁对王也极为推崇,他对学生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最难为,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又说:“王先生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徐志摩爱上陆小曼,为与其结合,要与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当时徐的好友大都劝他不要为了陆离婚,徐父更是认为徐有辱门风,其师梁启超亦致信徐志摩,力劝其悬崖勒马,免为世诟。梁在信中说:“呜呼,志摩!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徐意坚决,复书亦说:“呜呼,吾师!吾唯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证婚人为梁启超。梁本不愿意,但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才答应出席证婚。梁启超的证婚致辞这样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又用情不专,所以你再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稍停又道:“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的人,都是过来人!这都是由于你们用情不专,今后一定要痛自悔过,希望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们还认我这个先生的话,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他的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和高堂留点面子吧。”
  温情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感情甚笃,蔡锷病逝后,梁启超在上海为爱徒举办了公祭与私祭,并倡议创办了松坡图书馆。在梁启超“饮冰室”书斋的显要位置,悬挂着一幅蔡锷将军的戎装油画像,这是梁为悼念他的这位得意门生而请人绘制的。
  梁启超对学生很爱护,最喜与一般青年接触,尤其是天资聪颖用功最勤的学生。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上学,梁启超了解到他们生活有困难,就让学生去松坡图书馆编目录。梁的学生周传儒回忆说,因自己是头目,一月可得五六十元,其他学生也可得二三十元。
  杨鸿烈回忆:梁妻于1924年逝世。……眼见梁氏身穿孝服,从回回营步行好几里遥远的路直到宣武城外法源寺回灵,涕泪纵横,可见伉俪情深,老而弥笃。
  梁启超家教极好,膝下子女个个成才,其中包括三个院士。
  梁启超常教育子女们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儿媳林徽因之父林长民被刺杀后,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深情的安慰说:“你要自己十分镇静,不可因刺激太剧,致伤自己的身体。因为一年以来,我对于你的身体,始终没有放心,直到你到阿图利后,姊姊来信,我才算没有什么挂虑。现在又要挂虑起来了,你不要令万里外的老父为着你寝食不宁,这是第一层。徽因遭此惨痛,惟一的伴侣,惟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他,这是第二层。”
  梁启超幼子梁思礼于1924824日出生在北京,很受梁启超的宠爱,1927年,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梁思礼昵称)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192712日,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们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睡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的笑话多着哩。”
  梁没有一项体育运动是他所喜欢的。他自备了一辆新型的轿车为外出代步之用,但是为了有机会锻炼身体,有时候也安步当车。梁居家的时候,常携带着最小的儿子思礼在花园散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有时在西园住宅附近喷水塔一带玩玩,对思礼喊“一二三”的口令,叫小儿子学兵式体操。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住院期间,适逢生日,孰料被医生灌了一杯草麻油,禁止吃晚饭,梁启超说:“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前,过生日要捱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他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乐观地写道,甚至连小儿子“老白鼻”也嬉笑他,“你看,公公不信话,不乖乖,过生日还要吃泻油,不许吃东西哩!”
  淋漓
  梁启超精力过人,感情充沛,文章常一气呵成。他写文章,常一写就是几万字至十几万字,连续写两三天时间,写罢方才休息。一次他把写好的手稿交给学生后笑言道:“你们玩了两天,我成书一本,现在我要倒头睡觉去了。”
  梁启超身材短小精悍,相貌秃顶宽下巴,目光如炬,他喜穿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顾盼生辉。他精力充沛,至死不衰,让人啧啧称奇。他曾接连三十四个小时不上床歇息,写成洋洋数万言的《戴东原哲学》。
  梁启超喜欢召集学生一起围坐杂谈,谈必竟夕。梁先从文艺谈起,接下来古今人物、世界趋势,海阔天空,无所不包,到谈起鬼怪玄学时,大家莞尔一笑,明白今天谈话快要结束了,这时天已大亮,仆人端点心进,大家吃完方才各自休息。
  姜亮夫回忆,梁启超可以“五官并用”,即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情而且不分心。一天,姜到梁启超家中,梁启超要写对联,让姜帮忙拉住写对联的纸。刚要动笔,梁启超吩咐助手说:“你明天九时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刚写了两个字,儿子告诉他“有电话”,他随即吩咐儿子去回话,这时手中笔未停,边说边写。儿子退出,家人送信近来,他叫家人读信,他一边听一边写,听完,吩咐回信大意。家人又送早点上来,他眼睛稍看了一下,又边写边说,早点中某东西不要,某东西再加一点。姜亮夫很慌,生怕他把对子写错,但他没有一个字出差错。姜亮夫由此想到古人说的“五官并用”。
  黄伯易也回忆过梁启超的“五官并用”,右手在写文章,左手却不停挥扇,有时一面在写,一面又在答复同学的问题。当他写完一张,敲一下床面,让他的助手到另室取华文打字机的打印稿,一篇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了。黄伯易觉得,他的五官并用,不但不致令人感觉冷漠,反而从他的一颦一笑的问答中流露出热情。
  马相伯演说时语速很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讲者很难将他的话记录下来。1907年,马在日本发表演说,梁启超去听演讲,把他演说词记录下来,马看了异常高兴,常对人言:“我的演说,只有梁启超听得明白,他能够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梁启超逃亡日本,用很短的时间学会了日文,有说一个星期,有说半个多月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在船上一夜便通日文。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写道:“有学日本语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学日本文之法,三者当分别言之。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
  梁启超自述:“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梁启超缺乏流利的口才,但因感情充沛,演讲颇感动人。一次,冯玉祥邀请梁启超给西北军讲话。梁情感兴奋,滔滔不绝,冯玉祥被感动的放声大哭,全军将士也跟着哭成一片。
  在清华上学时,梁实秋曾听过梁启超演讲的《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梁实秋回忆说,梁(启超)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仿佛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
  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写道:“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帕拭泪,听到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到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强烈多少倍!”
  马逢华曾记述:闻先生(闻一多)讲课,很像是“说书人”讲故事,常常讲得有声有色;有时甚至比手划脚,眉飞色舞,讲到得意处,声音愈来愈高,语句愈来愈快。有一次他谈到自己学生时代在清华听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公无渡河”。他说,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公、竟——渡、河”,“好”!“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思成,抹黑板,快抹黑板!”思成是任公的儿子,也在班上听讲。黑板擦过,这首古诗就算讲完了。闻一多给我们讲述这个掌故时,自己也是脑袋转来转去,声音激越高昂,讲得满脸发红。那位笔锋常带感情的梁任公,当年在清华朗诵箜篌引时,恐怕也未必会比闻一多向我们复述时的情形,更为兴会淋漓。这一阵热烈激昂的表演过后,闻先生把声音压低,两手一摊,说:“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梁实秋亦回忆此次演讲:“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衷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自负
  梁启超崇拜墨子的人格,故自称任公,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梁自谓:“中国不可少之一人。数年之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
  梁启超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在《三十自述》中他写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1909年,梁深感国势垂危,叹言“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又说“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我听我,亦无能为力矣。”
  1912年,梁启超荣归祖国,顾盼自雄,欲作内阁总理,经纬天下。但袁世凯认为梁“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仅将其放到财政总长的位置上。
  梁启超对财政学兴趣极浓,他有感于清末以来财政紊乱,以俄国财政名臣槐特自任,希望能一展抱负,将濒于破产的中国财政,“不数年而苏生之”,“起死而肉骨之。”
  梁对办学也颇有意兴。他意欲将中国公学办成与北大、东南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校长王敬芳曾想将校长一职让与梁,梁亦跃跃欲试,但由于学生蒋百里认为梁只适合教书,坚决反对,梁遂作罢。
  内省
  梁启超说:“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周善培说:“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他评价自己道:“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自己坦诚自责,他说:“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梁启超记诵力极强,求知欲极炽,但贪多务得,追求速成,缺乏恒心。周善培对于他的这个毛病进行过规劝,梁亦有自知之明,他为长女梁思顺的《艺蘅馆日记》题诗时,反省道:“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
  刘海粟问梁启超:“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梁思索片刻后恳切地回答道:“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学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该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才;此外还要抽出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
  梁启超在檀香山向何蕙珍学习了几个月的英文,自觉已习得英文真谛,便编写《英文汉读法》,称:“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一日,王宠惠来访,翻看此书后,王郑重地告诉梁:“你是卖书的,而不是研究英文的。”梁闻此言,面有愠色。王告诉他,此书的内容及构造方法有误。梁听罢,面红耳赤,从王手里接过那本书,一撕两半,丢到窗外。从此,再未提起此书。
  夏曾佑(穗卿)与梁启超相识后,几乎天天见面探讨学问,凡见面必发生争论。梁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能得到意见一致。”
  有一次,学生黄伯易问梁启超为何不再谈政治,梁说:“我在政治上经过几次风险,现在决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你难道不能理解?”黄伯易说,从他当时庄重而又矜持的面容上看,梁启超显然已经失掉他发出“死生不过开阖眼,祸福有如反覆手”壮语的青春时代了。
  早秀
  梁启超自幼聪明绝顶,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时,能作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17岁中举,被誉为“岭南奇才”。
  据说,梁启超出生时,产房内忽然闪出一道白光,然后胎出母体。迨至其髫龄时期,聪悟超群,反应敏捷,记忆力强,向其口授四书五经之句,能入耳不忘。有一次,他到三江东胜街书铺购书,选好一本书后,与店主议价,店主分文不愿减,梁启超说:“我买不买这本书无什么相干,反正我已看完了,已能从头到尾背诵出来。”店主以为他吹牛,便随手翻开书中的一页说:“你能背出这一页,我便将此书送给你。”结果他一字不漏背出。店主亦守信,将此书送给小梁启超。
  一天,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危险,赶紧叫他下来:“快下来,快下来!会跌死你的。”梁启超并不下来,继续往上再攀一级,还冲口念出:“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不由开心大笑。
  梁启超7岁时,家中有客来访。当时梁启超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冲进家门,端起一大碗凉开水正想喝,却被客人叫住了。客人提笔写了一个狂草的“龙”字,让梁启超辨认。梁启超看后,摇摇头表示不认识。客人哈哈大笑。梁启超并未理会,一口气喝完了那碗凉开水。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饮茶龙上水。”小梁启超迅速接口道:“写字狗耙田。”梁启超的讥讽让父亲很是尴尬,便要惩罚他,客人忙阻止说:“令公子对答工整,才思敏捷,实在令人惊异。”
  梁实秋少时与祖父一起睡,每晚,祖父授《楚辞》一段,翌日,梁便能背出,不多日,便能全篇背诵。多年后,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发表演讲时,背诵《楚辞》,一字不遗。
  1882年,虚龄10岁的梁启超去省城考秀才,与其他考生同行。从新会到省城,水路要走三天。满船都是赶考的学子,年长的已有四五十岁。一日,众学子在船上吃饭,白米饭,蒸咸鱼。有人便提议以咸鱼为题作诗。咸鱼不雅,难以入诗,然而梁启超即吟出“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两句,立即语惊四座。胶鬲贩盐,鱼加盐,为咸鱼。这次,梁启超并未考上秀才。两年之后,12岁的梁启超再赴省城参加考试,得中秀才,梁当时为年龄最小的秀才,因此被誉为“童子秀才”。
  10岁时,梁启超随父亲到秀才李兆镜家中做客。他见李家院中杏树花开正好,就偷偷折下一枝,藏于袖中。父亲看后并未点破。筵席上,父亲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遂出上联曰:“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听后恍然大悟,知父亲知其折花一事,但他并未慌张,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出,堂前喝彩不已。李兆镜拍掌叫绝:“让老夫也来考一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怎样?”梁启超立刻对:“策马入长安。”众人连声赞好。
  梁启超家乡某山上有座凌云塔。童年时,梁启超常和小伙伴爬上凌云塔望风景。一天,11岁的梁启超作《登塔》诗,诗云:“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时终难得。”
  1885年,梁启超入著名学府“学海堂”继续求学。梁启超入学之后,刻苦钻研,努力探求,“四季大考皆第一”,这在学海堂以往的历史上,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有此殊荣。梁每年都获得学堂的“奖学金”。每次拿到“奖学金”,他都去买书。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到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书院等书院选修一些课程。1889年,虚龄17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第八名举人。他是年龄最小的举人,可谓“少年举人”。
  1895年,梁启超会试未中。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主持乙未(1895年)科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副主考则为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三人。李文田看到梁启超的试卷后,想录取梁,但名额已满。徐桐手中还有一些机动的录取名额,李文田便与唐景崇一起请求徐给一个名额,录取梁启超。但徐桐不喜梁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不肯拨给名额。他还对李文田袒庇粤省同乡,颇有微词。李无奈,只好将梁卷“抑而不录”,并在卷末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此后,梁启超便绝迹科场,他做《时务报》主笔时,更是痛批科举制度扼杀人才。
  逸事
  梁启超儿时,一次说谎被母亲发现,被母亲鞭打,母亲对他说:“你若再说谎,势必会成为盗贼,成为乞丐!”母亲的话,让梁启超一生铭记。
  1884年,梁启超得中秀才,时梁的祖父正逢70大寿,他请求担任主考的广东学政叶大焯“为学生的祖父70大寿馈赠墨宝”。叶大焯为梁启超的孝心感动,挥毫写下了《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一文。
  梁启超从康有为习陆王心学及经世治国之书,后赴京参加会试,主考官以为梁的考卷为康捉笔。
  梁启超极为孝顺,从日本回国后,专门为父亲做寿。父亲去世时,他正讨伐袁世凯复辟,不能侍奉在父亲身侧,所以后来专门为父亲守孝。
  梁启超闲时爱谈鬼怪,常说得闲时要写一篇文章,叙述自己与鬼交涉的经过,但始终未写。梁在万木草堂的同学回忆:梁年轻时喜欢谈玄扶乩,常做扶鸾之戏,与乩仙谈诗论文,颇以为乐。乩仙不一,或为李白,或为杜甫,一日有王维降乩,梁问道:“能联句吗?”回答写:“可。”又问:“摩诘好佛,那么我能和你谈禅吗?”乩仙随笔成文,又颇有禅理。
  夏曾佑给梁启超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佞人”(旧训诂有佞即才之说)。有一年正当丁香花盛开时节,梁启超因事外出三天,没有见夏,他回来后,看到家里案头上留有夏的一首歪诗:“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
  梁启超与章太炎政见不一。一次,两人谈及孙中山,章问梁:“孙逸仙何许人?”梁答:“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听后,“心甚壮之。”梁启超接着说:“孙氏主张革命,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章太炎回答:“果能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优劣也。”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主持浙江图书馆事务,因康有为、梁启超与章的政见不一,整个图书馆竟没有一部康梁的著作。
  梁启超平生不置田产,他开玩笑地说:“假若十块钱买一亩田,或十块钱买一只鸡,我宁愿吃鸡不买田。”
  梁家田产不多,仅够糊口,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曾专程跑到日本,向梁启超索款购置产业。当梁启超告知经济拮据,无钱购置田产时,梁莲涧便以自杀相要挟。最终,梁启超的弟子们解囊相助,集资一千二百块银元给了梁莲涧,才打发梁父回国。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时,自称“多泪善辩之人”,汪精卫曾撰文道:“梁启超之泪,奴才之泪;梁启超之辩,民贼之辩也。”后来,汪精卫投靠日本后,竟也常以“多泪善辩之人”自喻。
  吴稚晖喜欢写文章骂人,他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一文中骂梁启超云:“三年以来,粪味将浓时,纵有一个剿灭人种的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黄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眼,拉鸡巴来干,然用其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说,自欺欺人。”
  吴稚晖说:“(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他们三人共通之点,在矮子里头寻长人,都也比较有三分诚心,想把中国弄好的。不像那班摸金政客,滑头学生,只在‘人生世上,势位福后,盖可以忽乎哉’的螺丝壳里,尽翻觔斗的。”
  民国成立前,在东京的保皇派和革命派由笔战发展到互相谩骂,甚至于斗殴,梁启超就曾遭到张继带头的革命党人群殴。当时,梁自知不敌,且辩且退,张继则拉住他的袖子不放手,最后梁启超只好绝袖而去。
  熊希龄组“名流内阁”:外交汪大燮、内务刘人熙、财政梁启超、司法沈家本、陆军陈宦、海军萨镇冰、教育范源濂、农商张謇、交通杨度。袁世凯看完这份阁员名单,便问熊道:“这就是所谓第一流人才吗?”随即提笔更易一气,递还给熊希龄,熊唯唯而退。到发布时,仅梁启超长司法、汪大燮长教育、张謇长农商,其余皆按袁意易人。
  梁启超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时,曾有“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之语,袁世凯笑曰:“卓如非不才,总裁实无用。”
  梁启超有“狗屁分三级”的著名论断:某年,某学政主持某地学子的考试,结果成绩普遍很差,学政大人勉强拔出前三名后,批曰:第一名是“放狗屁”;第二名是“狗放屁”;第三名是“放屁狗”。梁任公解释说,“放狗屁”表明放屁者仍是人,“不过偶放一狗屁耳”;“狗放屁”表明放屁者乃狗也,虽然是狗,“不过偶放一屁耳”;“放屁狗”则不但是狗,而且这狗“舍放屁外,无他长技矣”。
  孔子之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多以为是愚民政策,梁启超加了两个标点,使其文意大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梁启超与陈垣同为广东新会人,上世纪20年代,他们被学界称为“新会先生”。公认梁以博广见长,陈以专精为著。
  泰戈尔访华,梁启超作热情洋溢的欢迎演讲:“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
  梁启超曾为泰戈尔起名“竺震旦”。泰戈尔访华时,时恰逢其64岁生日,中国文化界为其举办了祝寿活动。梁启超在致贺词时说,泰戈尔的全名是罗宾得罗纳特·泰戈尔。“罗宾得罗纳特”有太阳和雷的含意,中文意思就是“震旦”,而古印度称中国为震旦,中国人称印度人为天竺。所以,他“将两个国名连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竺震旦’。”泰戈尔很是高兴,连连称谢。西泠印社又为泰戈尔刻制了两方不同字体的“竺震旦”印章。后来,泰戈尔常常使用“竺震旦”这个名字。
  清华每周六有一个同乐会,师生全部参见。梁启超上课很严谨,到了同乐会上,大家让他表演,他就说背一段《桃花扇》,结果全段背出,让清华师生很是吃惊。
  1922年,梁启超已退出政坛,潜心学术。一日,长子梁思成与次子梁思永骑单车上街,被陆军部次长金永炎乘坐的汽车撞倒。交通警察上前查询,金掏出名片,告之有话到衙门来说。警察畏惧,只好雇车将梁思成二人送到医院施救。梁夫人痛子心切,大怒,鼓动梁启超用法律制裁金。金次日得知所撞非普通人家,乃亲往医院探访,表示道歉,承担全部医药费用。梁启超为了总统黎元洪的面子,本想大事化小,结果梁夫人不依不饶,梁进退维谷,一时非常为难,据说梁夫人还直奔总统府大闹了一场。
  婚恋
  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得中第八名举人。主考官李端棻爱其才,将堂妹李蕙仙(据夏晓虹教授考证,李蕙仙本名应为李端蕙,此处暂用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李蕙仙长梁启超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次年夏,梁启超偕夫人荣归故里。
  李蕙仙出身显贵家庭,但她恪守孝道,操持家务,深得梁家上下喜爱,在乡间博得贤良之名。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李蕙仙及家人留在广东。慈禧太后下令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举家避居澳门,才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梁启超到日本后,给李蕙仙写信道:“……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他把自己的和服照片寄给李蕙仙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后李蕙仙来到日本,二人才得以重聚。
  李蕙仙不仅照料梁启超的生活,还对梁启超的事业有过不少帮助。学者考证最早的夫妻报人应该是梁启超和李蕙仙夫妇。梁启超说不好官话,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动京城,光绪帝久闻其名,但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只是赏他六品衔。这使得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李蕙仙自幼长在京城,官话说得自是流利。她到日本后,梁启超便请夫人教自己学习官话。不久,梁启超的官话说的便极为流畅,在社交场合就得心应手了。
  1915年,张勋复辟时,梁启超参加护国军,讨伐张勋,对一家老小放心不下。李蕙仙深明大义,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
  梁启超对李蕙仙敬爱有加,有时也有些怕她,所以亦有惧内之名。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曾写“梁任公之情史”,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回忆外祖母时也说:“李蕙仙婆是个较严肃的人,性情有点乖戾”,“所以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
  梁启超与李蕙仙相敬如宾,一生只吵过一次架。李蕙仙弥留之际,梁启超追悔莫及,对长女梁思顺说:“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
  1924913日,李蕙仙因患乳腺癌去逝,梁启超写下《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而梁启超的《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亦饱含深情,这篇文章梁启超“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自许为“一生好文章之一”,并让梁思顺、梁思成等子女与媳妇林徽因“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
  1899年,康有为命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何姓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遇到了令梁动心的女子何蕙珍。
  何蕙珍是何姓侨商的女儿,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英文极好。当日侨商亦宴请西洋人,故令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在认识梁启超前,何便对梁极为仰慕,曾匿名撰文为梁启超争辩,梁得知后,极为感激。在檀香山期间,梁向何学习英文,二人暗生情愫。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地道:“我万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梁启超不忍拒绝,答应馈赠。数日后,梁启超依约将照片赠与何蕙珍,何亦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分别后,梁启超思念何蕙珍,情感澎湃。他自陈:“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
  不久,有人劝梁启超娶一位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助其事业发展。梁启超沉思片刻后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梁启超坦然面对自己的感情,他在家书中将与何蕙珍的一段情和盘托出,并告诉李蕙仙自己对何蕙珍的态度,说自己忍痛做出了“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读罢后回信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梁启超接到妻子的来信后,急忙复信,让妻子不要告诉梁父此事,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馀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也有说法称梁启超原本想娶何蕙珍为妾,但何以任公使君有妇,文明国不许重婚为由,婉言拒绝。
  梁启超对何蕙珍,完全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但即使如此,梁启超也曾被其师康有为斥责为“荒淫无道”。
  梁启超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时,何蕙珍曾来到北京,向他表示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设宴招待了何蕙珍,对于何的告白,婉转拒绝。何蕙珍失望而返。李蕙仙病逝后,何蕙珍再次到北京看望梁,但梁启超仍然婉拒。对于梁的做法,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很是气恼,恨梁薄情,说梁“连一顿饭也不留她”。
  梁启超曾想将何蕙珍介绍给中年丧偶的同门师弟麦孟华,但何蕙珍以恪守独身主义终生不嫁为由,婉言谢绝。
  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李蕙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来两名陪嫁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她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王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梁启超从不张扬自己有妾一事,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第一次用“小妾”称呼王桂荃。
  王桂荃对孩子们很是疼爱,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在王桂荃朴实无华的教育下,梁启超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均于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王桂荃。
  风雅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濬宣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后,久久不愿离去。从此,他对书法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常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专心学习书法。
  1897年,梁启超应邀到湖南长沙的时务学堂做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将自己“二十年刎颈交”——唐才常介绍与梁启超相识,二人相见恨晚。唐才常以菊花砚相赠,谭嗣同为此砚题铭曰:“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适时,湖南学政江标去职离湘的前一日到梁启超住所辞行,见砚与铭,欣然连夜刻成。此菊花砚成为凝聚维新四志士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后谭嗣同喋血于戊戌变法,唐才常就义于“武力勤王”,江标空怀满腔热血,英年早逝。“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矣”。而菊花砚在梁启超被迫流亡国外时丢失。怀想旧念,梁启超常常神情有伤,他还在《饮冰室合集·诗话》中写道:“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顾无可留恋。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没矣。而此砚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咽。”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出逃时,他仍不忘带上心爱的碑帖。在流亡的14年中国,梁启超对书法的兴趣没有丝毫减退。梁启超的《双涛阁日记》中,极具体地记述了他羁居海外读书生活和刻苦临池的情况,其中有每天临池的内容、数量、进度及其体会。
  1911年,梁启超在跋自临《张猛龙碑》卷中道:“居日本14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梁启超终身研习书法,1916714日,梁在《致梁思顺书》中写道:“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经已钞完,顷方钞子,稍足收敛此心耳。”
  梁启超的书法,由方笔凝重的北魏碑体脱胎而来,很有新意,均为时流所称誉。他每天必定要由侍役磨墨,隔一晚的墨汁,即倒去不用,而劣纸也一概拒绝使用,得者都珍如瑰宝,人争模仿。
  19263月,梁启超因尿血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前的310日,他在《致孩子们书》中写道:“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子当桌子写的。我发明这项工具,过几天可以在床上临帖了。”
  梁启超在陈师曾的追悼会上,看到陈列的遗作中,有集姜白石的一副篆书联:“歌扇轻约飞花,高柳垂阴,春渐远汀洲自绿;画桡涵明镜,芳莲坠粉,波心荡冷月无声”,深叹其集联工丽。他受此影响,常常集词成联,送与亲友。他曾送胡适一联为:“胡蝶儿,晚春时,又是一般闲暇;梧桐树,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
  梁启超又曾送徐志摩一集句联:“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梁对此联颇为自得,他在《饮冰室诗话附录》中写道:“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此联极能看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霄。”
  后向梁启超求字的人日渐增多,梁便索性定了润例,公开卖字,一个月竟常有两三千元银元收入。
  梁启超对于古董没有特别的爱好,但他书桌上常摆着一个既大且长的酸枝木匣子,装着顾炎武的墨宝手卷,他的外客厅特制的玻璃匣放置着埃及金字塔和意大利庞贝古城的砖石。
  梁启超爱听戏,每日午睡之前,他便让家人打开用手摇动的落地大型留声机,听几出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人的京剧,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收音机,这已经是最高级的享受了。
  号称全世界第一人的提琴大师克里斯勒来华演出时,总统黎元洪定了一个包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上台致介绍词的正是梁启超。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收藏碑刻拓本。冀亚平等编写的梁启超所藏金石拓本目录,记录梁启超一生共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各种书体、碑刻种类齐全。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国历代碑刻和墓志,梁启超一个人所收藏的碑刻和墓志的拓本数量达到其中的一半之多。梁启超逝世后,其家人将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历代碑刻拓本尽数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梁启超曾收藏陈师曾生前极为珍惜的一帧《北京风俗图》,视之为宝;他还曾花巨资,购得《淳化阁帖》,上有宋明清人的题识,以为宋拓,欣喜不已,后经方家辨别系为伪造,梁启超得知受骗,非常懊恼。
  嗜好
  梁启超好打麻将,梁实秋在清华读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梁启超的同学卢湘父回忆,梁启超在日本时,常于晚间与卢等人聚谈。一日晚间,梁启超牌兴大起,时麻将尚未风行,而流行天九,但时值深夜,无处觅牌。梁见案头有一盒卡片,便呼有办法了,马上动手在卡片背面画“天地人鹅”,准备制成天九牌。梁画牌时,卢先入睡,一觉醒来,卡片已成天九牌。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一次,有人请他作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其意,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将牌局。
  坊间曾流传梁启超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据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有“麻将桌上写社论”的传闻。每日午夜,梁在牌局上,一边口中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评,由报馆专人记录,第二天早早刊在报纸上。
  有人记载梁启超对麻将的喜爱:“先生喜作方城之戏,籍以遣兴,虽行旅不废也。学界深慕先生言论风采,纷以讲演见请,事到目前,先生绝不预备,红中白板如故,同坐代之急,先生笑应曰:‘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
  梁启超曾说:“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据说,梁启超的著名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在牌局后写成的。这日,梁启超与友人一起打麻将,友人催其速去写稿。梁当时手风不顺,一直没有胡牌,故迟迟不愿下牌桌。直到晚上9点,梁终于胡牌了,他这才放下麻将,去附近的一家邮局发电报。梁站在外边口述,发电员打,到十一点半终于打完了全文。这就是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共九千多字,无一删改。
  某日,梁启超与友人约有牌局,但其中一位迟迟未到。三缺一的等待过程中,一人出了一道与麻将有关的题:“手中七张万牌,已听牌,并且听六、七、八、九万,问手中七张牌是什么?”并限定,五分钟内答出得到一百分,十分钟内交卷,得七十五分。
  梁启超一分钟后,开始答题,三分钟未到便交了卷,出题者看了,点头赞许,写上一百分。另一位虽比梁晚,但也在五分钟内交了卷,却只得七十五分,于是抗议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又是在五分钟内交卷,应该得到一百分。”他出示答案: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和两张八万。
  出题者打开梁的答卷,上书: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两张八万,或者是三张九万两张八万两张七万。友人叹服。
  陨落
  1923年春,李蕙仙病逝,梁启超极为悲伤,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累及家人,梁一直秘不告人。直到19261月,梁启超怀疑自己罹患癌症,才同意到医院检查。医院诊断后确定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梁启超才进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大夫仔细检查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决定在3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状并未好转。原来主治医生割掉的是梁启超健康的肾。
  据梁启勋的《病院笔记》及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记载:当梁的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他们还是将梁的右肾割下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并没有好转,医生们又认为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了梁的七颗牙齿,但梁的症状仍未好转。医生们又说毛病在饮食,让梁启超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梁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了!
  当得知协和医院实施手术竟然切除梁启超健康的肾脏后,梁启超不但不对医院进行谴责,反而替协和医院辩护,他说:“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19274月初,梁启超再到协和住院检查,医生检查后告知,肾功能已完全恢复,但他需要节劳。但梁启超并不注意休息,1928年再入协和医院住院。这年6月,他到天津暂住,每天只是读书娱乐。因为得到了休息,尿血症状也有所好转,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9月,梁启超开始编写《辛稼轩年谱》。924日,梁编至辛稼轩52岁时,痔疮复发,但他仍不停笔,继续侧坐编写。此后病情加重,不能再坐,27日入协和医院住院。医生怕流血过多,认为不宜用手术割治,只能每日给梁服泻油。
  住院期间,梁启超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顾医嘱,提前出院返回天津。不料他在归途得了感冒却不自知,仍笔耕不辍,导致病情加重,从此卧床不起。
  1128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19291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6岁。
  这部未完成的《辛稼轩年谱》,成了梁启超的绝笔,他最后时刻录下的是辛稼轩悼朱熹的几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如生。”
  追怀
  当梁启超逝世的哀讯传出以后,政学两界均深感痛惜。北京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分别为梁举行追悼会。冯玉祥称梁启超“才大如海”;侯锷颂梁“独挽神州危,正气永不死”;王文儒誉梁启超为“革命之元勋”,堪称“群流模范,万古江河”;唐蟒说梁启超“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中山)黄(兴)后”。
  蔡元培挽梁启超:“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
  陈少白挽梁启超:“五就岂徒然,公论定当怜此志;万言可立待,天才端不为常师。”
  章太炎挽梁启超:“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杨铨挽梁启超:“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杨度挽梁启超:“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梁之灵柩安葬香山墓园时,吴其昌代表清华大学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墓前致辞。出自其手的祭文满含对导师遽尔去世的悲痛,深情忆述了往日师弟间其乐融融的问学情景:
  忆我初来,稚态未蕹。如拾土芥,视天下事。泼渖疾书,一文万字。古杰自侪,时贤如沫。读未盈卷,丢卷思嬉。清华芳树,故解人媚。况有晚风,往往动袂。华灯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雠,三四为队。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垂诲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敦治考证,得证凡几?群嚣杂对,如侩呼市。画地指天,语无伦次。师未尝愠,一一温慰。亦颇有时,伸手拈髭。师居慈母,亲我骄儿。虽未成材,顾而乐之。此一时也,而如隔世。
  1943年,重庆胜利出版社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其中《梁启超》一册,邀梁的弟子吴其昌承撰。吴时已病重,但慨然应允。吴在一个月间,一口气写下五万言,一个月后病逝于乐山,年仅四十岁。吴其昌的《梁启超》只写到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时止,但这凝聚吴心血的半部梁启超传却誉满天下。
  纷纭
  郭沫若评价梁启超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曹聚仁评价梁启超:“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胡适评价梁启超其文章时说:“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撼感动的。”又评价其为人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康有为对胡适说:“我的东西都是26岁以前写的。卓如(梁启超)以后继续进步,我不如他。”
  胡适在日记中谈到他对梁启超的具体评价:“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明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以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若他晚年无此退境,我的挽联可以说:‘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注:胡适写就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黄遵宪曾对梁启超的文字作了这样的评价:“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中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郑振铎说梁启超“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跟着时间走的壮汉”。
  19431月,梁漱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做了如下的评价:“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有人评论他几句话: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无不发生绵续之影响。……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锐,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数,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
  他拿蔡元培和梁启超作对比道:“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李泽厚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评价梁启超说:“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
  学生周传儒评价梁启超道:“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
  梁启超去世后,吴宓说:“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
  梁启超自我评定:“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
  陈明远评价梁启超:梁启超的特长,就是以惊人的记忆力、敏锐的理解力,能够详尽占有资料并且从中迅速地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井井有条、条条有理。但他的缺陷随之而生,就是不够深刻、难以发掘深层的本质;跟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相比,梁启超“深入”不足,而“浅出”有余。
  谭人凤怒其为“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
  弟子超观说:“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
  美国学者约瑟夫说:从1898年的改良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康有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启超则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理论界的真正领导者。1902年——1911年,即从《新民丛报》发刊到革命爆发的这段时期是梁启超的黄金时代。
  吴其昌写到他的老师梁启超,“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民国时期的思想史家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当代学者董德福认为:晚年梁启超是现代新儒学思想的开创者。他以人文自觉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误导,主张以中国精神文明医治世人精神苦痛。
  陈寅恪说: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
  梁容若回忆道:任公先生崇拜王荆公,他的立身处世、学问文章也接近临川。越离他远,越感到他的声光魔力,振聋发聩,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等到一步步走近他,会发现他不免有几分逞强作势,执拗粗疏,权奇自喜的地方,不全是天理人情,光风霁月的中和乐育。倒离开他越久越远,会仍然认识到他的莽莽苍苍,参天拔地,“虽欲从之,末由也矣”的卓绝而伟大。
  网络学者徐绥之在他所写的中国百年百人排行榜上,称梁启超为“20世纪中国第一人”、“百科启蒙第一人”,给予其至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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