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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院:晚清宪政史的那段往事

来源:文艺网 作者:成庆 点击:

在近代宪政史上,晚清的预备立宪虽算得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因革命史学之故,谈预备立宪以及国会请愿,大多只是为了铺垫辛亥革命的大势所趋,对于预备立宪期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国会——资政院,一般只是当作历史转型期的昙花一现,轻描淡写过去,就如史家李剑龙的名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里,资政院的作用与当时的影响几乎未置一言,这显然与资政院当时的真实面貌并不符合。

 

在短短三个多月的资政院院会期间,民选议员的表现显然超过今日国人对政治运作的想象,不仅当时媒体舆论多有报道,且有所谓“资政院三杰”的说法。三位民选议员,江苏的雷奋、湖南的易宗夔与罗杰在资政院里表现亮眼,并且大出风头。据统计,雷奋在院会期间共发言146次,易宗夔发言则高达419次,而罗杰也有138次,相比大多数钦选议员几乎空白的发言记录,民选议员的表现无疑令人刮目相看。

 

在资政院的短暂议政史里,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应以弹劾军机一案为首。因为在传统的政治权力架构里,皇权及其衍生出来的权力机关,其权威毋庸置疑,虽在皇权及士大夫官僚之间存在权力分配与相互制约的历史现实,但就整体而言,皇权与相权仍隶属在一个大的垄断体系当中,要想从外部挑战阁揆乃至皇帝的权力,只有农民起义一途,资政院的设立在这种绝对权力的系统里,显然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通道。

 

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对于当时立宪派而言,资政院的设立一方面让他们看到了立宪的希望,但他们一方面又无法接受九年的预备期,此时各地督抚也开始附议立宪派的呼声,要求成立内阁国会,缓解中央集权对地方的压力。因此在1909年和1910年,全国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活动,甚至部分满汉督抚也开始联名电奏,要求速开国会,组建“责任内阁”。此时,摄政王载沣的软弱性格再次表现出来,他先试答应提前召开国会,并在这之前组织内阁,但一方面他根本无法妥善处理军机处与资政院之间的矛盾,因为此时资政院的议员们一反往日的温顺与服从,公开挑战军机大臣的权威,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对此十分震惊,“吾辈居中国四十年,一旦得目睹此景象,殊堪惊讶。吾辈今日所见者,与前日所想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土尔基、葡萄牙之两大革命尚不能比。盖今日之有资政院,一若满人权利递交人民,仿佛二十国同时革命而不流一滴血云云。”可见资政院对于当时政治格局,非但未流于附庸,反而有直捣黄龙之效用。

 

1910103日,北京资政院开院,根据当时议场纪录,“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及议长、副议长、议员、秘书长、秘书官等均向御座行三跪九叩首礼”,以表达对君权的服膺,但不大为人所注意的一个历史细节则是,当摄政王载沣致辞时,议员们并未行跪拜礼,而是站立聆听。这无疑透露出资政院与摄政王不再是等级分明的上下隶属权力关系,而是平起平坐共谋国事。

 

之后,资政院的常年会讨论中,首先关注的就是其目标以及与内阁军机之间的权责关系,力图厘清资政院的职责与权力,这显然与清廷的初衷有所差异。比如在第七号议场纪录中,民选议员易宗夔就不满议场大谈细枝末节之事,与大局无涉,“现在我们资政院开院已有半月,政府交议之案及核议各省之案,均是枝叶上之问题,不是根本上的问题。至于根本上的问题,就是速开国会。当此存亡危急之秋,惟国会可以救亡。”

 

此番言论,虽是易宗夔一人所为,无疑代表了诸多民选议员的真实愿望,从身份上来看,钦选议员出身宗室官僚,基本无留洋背景,而民选议员中,留日者众多,且大多出身日本法政大学,如议员孟昭常,晚清著名法学家,其兄是大名鼎鼎的史学家孟森,昭常就是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而深得现代政治精髓,并且早在光绪年间就曾编撰《公民读本》,在公众中传播现代政治观念。有此背景,民选议员自然不会安于内阁军机的议案,而是试图推进政治的转型,孟昭常就曾在议场有这样一段发言,“大家说现在世界各国没有不负责任的政府,若政府不负责任,就是没有政府,没有政府就是没有国家。我人民不幸而生长在无政府之国,恐不久而为无国家之人。”如此简单明确的“责任政府”观念,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皇权官僚体系下自上而下的权力安排习惯,认为民众(尽管是间接代表)有权力监督政府的责任履行,这无疑透露出资政院弹劾军机的观念端倪。

 

弹劾军机一事,源于湖南巡抚不经省咨议局的统一而签发公债,资政院以投票形式支持咨议局的反对意见,但摄政王一方面责备巡抚杨文鼎,一方面却仍要通过此项公债协议,这使得资政院诸位议员大为不满,甚至提出要军机处大臣来院问责。此后云南与广西也都发生类似地方大员与咨议局之间的矛盾,尽管资政院仍支持地方咨议局,但朝廷却根本无视资政院的请求,这最终导致资政院发动了近代宪政史上破天荒的内阁弹劾事件。

 

1122日,因为对谕旨中将资政院的议案交付行政部门审查不满,易宗夔率先发炮,认为这与立宪政体的三权分立违背,要求弹劾军机,得到议员的鼓掌响应,紧接着民选议员陶镕、陶峻、罗杰相继发言,直斥内阁军机不负责任,激进之语甚多,“本院议事现在毫无效力,我们议员还是要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事?军机大臣把资政院推倒之后,试问军机大臣能否把中国闹到不亡?试问中国亡了,军机大臣身家何在?富贵何在?”如此种种激烈话语,充斥在当日的议场中。抛却言辞的不满情绪,议员的核心要求其实在于军机处应对皇上与议会负责,建立起现代的内阁责任制度,资政院这样才能实现立法与监督的作用,否则根本无法挽救国事的危急。

 

不过一到弹劾军机处的议题,资政院内即开始剧烈分化,民选议员与钦选议员的立场显然有别,议员陶峻就说:“议院责任在于维持国家的安宁,军机大臣不负责任,置国家安宁于不问,我们百姓就危险的很,所以民选议员要弹劾他。但如果国家亡了的时候,试问钦选议员还能坐在这个地方吗?”对于民选议员而言,尽管他们深知国家与人民的直接关联,但他们也试图让钦选议员们认识到,亡国对于他们的利益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不能以袒护的心态去看待弹劾军机的议案,而是要督促内阁责任制的形成。

 

不过,弹劾一事虽让议员们群情激奋,但权柄毕竟操控于摄政王为首的宗室内阁手中,最终也只是落到“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但从资政院的前后表现来看,无论钦选、民选,其实对于立宪、内阁,均无大的异议,政府应要负责等等现代政治观念,也算不得什么石破天惊的想法,如有分歧,也只是或激进、或渐进的些许差别。到了宣统年间 ,立宪已不再是观念上的传播,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局面。而且以当时资政院的议政记录来看,议员们的发言、辩论、议事,其公开程度、对议事规则的把握,专业的水准,都可称为一时之美,远非今人所能想象。

 

19115月,摄政王载沣宣布推出新的责任内阁,基本维持了旧体制的人选,尽管内阁中有多达五位王公成员,被誉为“皇族内阁”,但立宪派显然更在意的是担任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这意味着原本可以缓冲皇室与立宪派之间矛盾的责任内阁,反而成为君权的延伸。不久,资政院联合会就发表声明,认为新的责任内阁实质上仍然是军机处,“名义上是宪政体制,实质上还是君主政体”,要求皇室宗亲不能入阁,但是载沣在政治上的“短视”使得他一如既往地拒绝了资政院的要求,认为这是朝廷权力,不容改变。

 

如此一拖,辛亥革命接踵而来,当年资政院寻求立宪的种种努力,也从此进入历史的故纸堆中,以致今日读来,仍让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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