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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两个世界的碰撞

来源:《重说中国近代史》 作者:张鸣 点击:

鸦片战争前后的这一段历史是值得反复思考的。

中国人当时对西方世界,尤其是对作为对手的英国人,是不太了解的。包括像林则徐这种我们传统上认为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物,其实也只是在到达战争前线之后,才临时抱佛脚真正开始观察西方世界。而英国人至少在当时已经掌握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情报和信息,他们知道中国的许多事儿,不仅有军事的,还有经济的。当双方发生冲突时,中国人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而英国人则有明确的目标,即以最小的成本解决商业纠纷,进而打开中国市场,跟中国人进行贸易。

中西近代史的不同开端

上一讲说过,现在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间划分其实是借用了世界史的概念,若是按中国传统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一般会变成朝代史。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经当过京师同文馆以及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一直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近代的这段历史。 他把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之前的历史分为六段,其时间节点的选择与如今通行的说法有所不同: 第一段是鸦片战争,以及洪秀全初创拜上帝教; 第二段是亚罗战争,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三段是中法战争; 第四段是中日甲午战争; 第五段是义和团运动; 第六段是日俄战争和中国的新政改革。

丁韪良是以感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开放尺度来划定这几个阶段的,随着历史往前走,中国人对外国的开放尺度不断加大。我们现在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中国近代史上这么多的战争,一次次地打过来,的确逐步开放,一直到日俄战争和新政,此时便彻底开放了。当然,我们不能按照他的这种理解来划分中国的近代史,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的确是一部痛史,是一连串挨别人打的历史,这确实是很悲哀,或者说是很悲惨的历史。但是我们学历史肯定不是为了痛说家史,也不是为了继续当愤青--世界已经变了,我们要往前走。

在西方,近代史的开端不是像我们这么划分的。我们一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但这种划法今天已经受到了挑战,许多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世界史的发展脉络划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至少可以划到明朝中叶。他们的理由是,毕竟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和世界发生联系了,西方的传教士已经进入中国,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器物和文化。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划到那儿呢?这其实是西方的划分方法,在十六、十七世纪,西方国家已经崛起了,因此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世界的起点肯定不是1840 年。这一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已经经历了几代霸权的嬗递,这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也就是我们政治上所说的封建国家的解体,或者说封建制的解体,以及商业革命--商业革命使欧洲商路畅通,也直接打通了世界商路,商业制度本身的行会制度也日渐没落。二是手工业的革命,西方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之前,首先经历了一场手工业的革命--能够制造出蒸汽机来,就说明这些国家的手工业工艺已经相当精湛。

举个例子吧,比如火炮。利用黑火药的火炮和火枪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到明朝中叶,我们做的枪、炮和火药都已经赶不上西洋人了。西洋人所掌握的制造枪炮的技术最早都是由中国传过去的,但我们现在却都赶不上他们,枪炮的精度不够,火药的加工工艺也差得太远。所以到明末的时候,徐光启他们又把西洋的火药制法和枪炮制法翻译过来,我们自己再开始仿制、生产,其中主要的类型是红夷大炮。 所谓红夷大炮,是一种能够连续发射较长时间的火炮。过去的火炮是从前面装药,捣实,然后装上炮弹,后边儿再一点火,哐,打出去。但这么打出几炮后,炮膛就会变热,甚至发红,这时就不能再往里填了,否则当场就会炸了。也就是说,得等它凉下来、冷下来再打,而在此期间火炮就不能发射了。而西洋人的红夷大炮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的炮膛是可以打开的,里面装一个小炮膛,这样可以先把火药装进去,打完了可以拿出来。就是有点类似于现在炮弹的前身--在历史上,炮弹的弹头和药仓曾经是分离的,两者合到一起是后来的事情。由此可见,当时西方人造的火炮已进化到基本具备现代火炮雏形的程度了。而当时的中国火炮铸造粗糙,炮膛一点儿也不光滑,很容易就炸膛了,还没把敌人炸死,倒先把自己给炸死了。枪的制造工艺更是粗糙。当年道光帝还是皇太子时,有一件特别牛的事,就是当时林清天理教起义,从隆宗门攻进宫里的时候,这哥们据说是拿着火铳,咣咣,打死了两个。 道光帝是精通火枪的,当他第一次见到西洋人进贡的火枪时就非常感慨,觉得西洋人的火枪制造精致,而中国人不知道何时才能造出同等的产品。

讲这个是想说明,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经历了一场手工业革命,他们的手工业工艺可以造出很精致的东西,比如为航海造的船此时已经很精致了,还有为造枪炮、火药而制作的一些加工机械。工业革命不是一下子就蹦出来的。以前教科书里讲,瓦特看着烧水的壶盖儿被蒸汽顶起来,然后他就发明了蒸汽机。其实现在看看科技史就可以知道,蒸汽机最早不是瓦特发明的,他只是把蒸汽机改进了而已。所以,进行发明并不是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神奇故事讲的,坐在苹果树下冥思苦想,突然苹果砰的一下砸脑袋上了,然后他就得出伟大发现了。

其实这些发明或发现都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越早的、越是划时代的发明,它孕育的时间可能就越长,因为那个时候人类还处在蒙昧时代或是蛮荒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的发明跟现在的相比,分量上是不一样的。

简单地做个总结,对比西方,中国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已经落后了。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都来中国骚扰过,而且西班牙人还曾经设想,要不要调军舰来把中国攻下。只不过后来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打起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歼灭了,所以这种设想就没有下文了。如果当时西班牙人决定像征服美洲那样征服中国,有没有可能呢?可能性是有的,尽管中国肯定不会像印加帝国那么容易被征服。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我们已经不是西方国家的对手,我们已经落后了。

中国和英国的第一次直接碰撞

十八世纪之后,英国称霸世界的时代开始了,这时中西差距就更大了。

十八世纪末,中国和英国发生了一次直接的碰撞,就是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中国这个时候是乾隆末年。乾隆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最骄傲的皇帝,他自称"十全老人",不仅君临天下,甚至一度想垄断对经典的解释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士大夫一般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即皇帝是政治权威,而思想、理论的权威是孔子,士大夫则扮演着孔子思想的阐释者这一角色。但乾隆却剥夺了士大夫的这种权力,他不认为士大夫有资格治国平天下,这种事情应该交由皇帝处理。乾隆自己阐释经典,然后一帮士大夫拍马屁,说皇上圣明,皇上说的是最对的。 乾隆自己还作诗,自认为文学巨匠,那时还没有作协,若是有,估计他也要当作协主席的。他又打了那么多仗,十全武功,自己觉得很牛,几次下江南或是北狩,四处游山玩水。当然今天来看,作为个人,他的确很牛,但到了乾隆统治末期,其实国家已经不行了,国库亏空得很厉害。有这么一个太骄傲、太奢华的皇帝,国库就会有危险。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他的继任者嘉庆马上变得很节俭,哪里都不去了,花一分钱都不乐意,道光更是带头穿补丁衣服。当皇帝容易吗?一看国库没钱了,都让老子花完了,他们也只能节省了。 不过,至少在马嘎尔尼来华时,乾隆还是很牛的。

英国派马嘎尔尼勋爵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来华,他不是来打仗,而是来跟中国人谈判通商的。他们的舰队来华后停泊在广州,当时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在清朝官员眼里,那些来中国的外国人,商人就是来经商的,官员就是来上贡的。当时东南亚的各个国家,暹罗也好,安南也好,都是由广州进入内地上贡的。但现在来的英国却不是一个传统的进贡国。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英国的确不太清楚,我们只见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但从来没见过英国人,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在明朝的时候利玛窦已经把世界地图和地球仪带到了中国,也有一部分中国人知道了这些西方地理学知识,但是到了清朝,中国人对于世界的感知以及观念又发生了倒退,其开放程度对比明朝大大退步,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地球是圆的了,更不知道地球上除了中国以及周边的朝贡国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国家。利玛窦来的时候已经为中国人画了一幅《坤舆万国全图》,就是地球的平面展开图,那个时候部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观念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清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却没有继承明朝的遗产,他们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就胡乱地把当时听过名字的国家放在中国的脚下,随便画几个海岛,完全不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见当时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已经发生了严重倒退。

清朝这个王朝很有意思,它看起来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因为其版图比明朝大多了,如果最后一个王朝不是清朝,那么现在中国不会有这么大的版图,国土也许会少一半儿。但是,恰恰是清朝,它在开放程度上不如明朝,在吸收先进技术、引进先进设备方面更是不如明朝,甚至差得很多。清朝看上去武力很强大,因为它遇到的都还是传统的、处在冷兵器时代的对手--内忧外患都是如此。它的那些对手,比如天山以南回疆各种皈依伊斯兰教的民族,准噶尔部等不服从清朝统治的蒙古人,以及大小金川的那些藏民,其武器水平都是较低的。而清军一方面继承了明朝的许多火器装备,另一方面八旗兵的确能战,又有臣服于清军的蒙古骑兵相助,所以他们确实很有优势。其唯一真正强劲的对手是俄罗斯人,但是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并不够先进,在当时的欧洲,东欧还是很荒蛮、落后的地方,当时俄国人的火器也不见得比中国人的装备高到哪里去。所以中国可以跟它打个平手。但即使如此,当年的雅克萨之战也并非中国人大获全胜,因为战争后期雅克萨城曾被哥萨克人夺回去。关键是,哥萨克人从南欧长途跋涉到远东,当时还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而中国辽东一带是满人的龙兴之地,地势平坦,中国人出兵要比他们容易得多,所以打了个平手。除俄罗斯以外,清军的确没有一个等量级的对手,所以看起来很强大。同时,因为已经是东亚最强的了,所以清军也没有什么技术变革的冲动或压力。当时清军的精锐部队有一半儿已经是使用火枪了。清军还有炮,尤其是仿制或购买的红夷大炮,这就已经足够了,许多对手什么都没有。所以清朝并没有什么压力去主动开放,也没有什么学习的冲动。

此前,明朝的对外开放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传教士,而到了康熙年间,礼仪之争的问题开始出现并激化。早先来的传教士都认为,中国人祭祖不算是偶像崇拜,这个礼仪是可以被包容的,但是后来的罗马教廷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坚持祭祖就是搞偶像崇拜,中国人凡是入教就不能祭祖,这就一下子把交流的渠道掐死了,双方均无法做出妥协。最后的结果就是,清朝在雍正时期完全禁教,而罗马教廷以及西方传教士的势力也基本退出了中国。 传教士基本撤走了,虽然中国的皈依者还在秘密信教,但东西方的主要交流媒介却没有了,所以清朝也不可能开放。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明朝在中后期虽然也有海禁,但是明朝的政府官员比较喜欢玩忽职守,海禁执行得不彻底,所以当时沿海的商业走私还是很活跃的。但到了清朝这样一个游猎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对于海外贸易是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他们认为,只要沾上商业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清政府对这种工商业贸易是根本轻视的,也正因如此,清朝的官员真正把海禁给严格执行了。多数时候只有广州一口可以进行贸易。相对于明朝,清朝是一个更加内向的王朝。

综合起这几个因素后可以发现,清朝在开放问题上存在极大的缺陷。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它靠着内陆的经济增长也达到了一个传统社会的高峰--康乾盛世。而在康乾盛世的尾巴上呢,英国人来了。

英国人当时来华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来炫耀一下他们的工业文明,他们工业革命的成果。所以他们带了大量的礼物,不仅有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光学仪器(中国人特别喜欢光学仪器,当年利玛窦就是靠这玩意儿打开了传教的门路),还有玻璃制品、各种钟表,以及最先进的枪炮。他们把这些都送给中国人,让中国人看看英国人有多厉害。其二就是商量通商事宜,英国人希望中国可以按照西方规矩进行交流和贸易,希望能跟中国平等经商,通过行商来开展贸易,希望中国人能给英国商人提供一些据点,不要总是限制在广州一个地方。但很显然,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关于第一个目的,乾隆连礼物的包装都没有打开,看都没看就直接放到圆明园的仓库里了,后来英法联军还抢走了一部分。也就是说,英法联军从中国抢走的不仅仅是中国货,还有他们自己造的。据说当时马嘎尔尼曾送给中国几门速射炮,中国人居然也连看都没看,呃,中国人还是很牛的啊! 至于看都没看的缘故,其实在于后面的原因,英国人要建立平等通商的关系,这个议题从一开始就障碍重重。

英国人刚从广州登岸的时候,正好赶上乾隆的八十大寿。这个时候一大帮西洋鬼子来了,还带来了一大堆礼物。当时的两广总督认为这些洋人肯定是来拜寿和进贡的,这是好事啊,于是就上报说有远夷来为乾隆上贡祝寿。乾隆听说这么远的人来给他祝寿,也很高兴,就同意他们来了。于是马嘎尔尼一行就进了内地,他们携带的礼物都被插上了贡使的旗帜。马嘎尔尼通过通事翻译也知道了插旗帜的意思,其实他哪里是来祝什么寿的,但他装作不知道,因为若是一开始就把来华的真实目的说破,那么他们也许就见不到皇帝,啥事也办不成了。后来一部分礼物走大运河北上,另一部分则走海路,从大沽上岸,再走陆路一直到承德,因为乾隆的寿辰庆典是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的。

但在快要见皇帝之前,有个关键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跪拜的问题。中国人坚持,外夷见皇帝必须下跪。英国人不愿意下跪,他们认为自己见本国的君主也只跪一条腿,若是要跪两条腿,还得磕头,这绝对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双方之间就起了摩擦,拼命交涉,和珅亲自出面都不行。后来马嘎尔尼想了个办法,让了一步,称英国使节到朝中觐见皇帝时可以行三跪九叩礼,但是和珅也得按照英国的礼节向英王行礼--马嘎尔尼随行带了英国国王的画像,要求和珅代表中方大臣向英王的画像行礼,这样两国就扯平了。但在当时的中国,怎么有人敢给一个夷人的国王下跪呢,谁也不敢,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中国人当时的世界观是天下观,天下的中心是中国,而中国亦是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应该向中国朝拜,不来也就算了,来了就必须得朝拜。当时没有外交部,这些事都归礼部管,这些朝贡礼仪都是国家礼仪,是不可动摇的。所有的外藩在名义上都是中国的臣子,哪里会有一个朝中大臣,特别是像和珅这样的人物,会给一个夷国国王的画像下跪呢?所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拉倒。

最后,马嘎尔尼一行还是见了乾隆,乾隆也就没有要求他们必须双腿下跪,权当他们是化外之人不明礼仪,唱个大喏就算了,这样礼仪之争才基本告一段落。但是有些人,按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讲,特别喜欢意淫,而且超级会意淫,硬说英国人跪了,还说他们本来不想跪,但后来见到乾隆天威,马上就扑通一声双膝跪倒。话说回来,乾隆没有迫使英国使者按照中国的礼仪下跪,还接见了他们,并和他们说了话,这似乎很大度,但事实上他是非常不高兴的。所以后来英国使者的要求全遭到了拒绝。乾隆给了他们一些赏赐,其中最珍贵的就是乾隆御笔书写的""字,然后傲慢地告诉他们,我们天朝物产丰盈,不需要和你们通商,你们回去吧。

虽然双方到最后仍然客客气气的,但实际上,马嘎尔尼的这次访华彻底失败。不过,马嘎尔尼也收获了一批副产品--他在内地走了很多地方,当时没有照相机,但是他随行带了很多画师,他一路观察过去,做了很多记录。他甚至还去了许多海防要塞,那些炮台什么的,他都看过了。在马嘎尔尼来之前,欧洲还流传着关于中国的神话。马可·波罗以后,欧洲关于中国的神话很厉害,东来的传教士也一直在建构这个神话。欧洲有段时间盛行重农主义,因此中国的神话传得更为厉害,欧洲人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但马嘎尔尼在中国经过细心观察后,发现根本不是传言中的那么回事儿。中国并不富足,穷人非常多; 而且也没有一种合理的审判制度,官员喜欢贪赃枉法、胡乱断案,国家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 军备则是一塌糊涂,虽然说八旗和蒙古士兵的装备看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但海防的炮台和那些守炮的士兵等都是摆设,这些炮既不能升降,也不能瞄准,要打的话,只能打一个地方--后来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军舰也见识到了中国海防炮的这个特色。

马嘎尔尼一行回国后,依据在中国的沿途见闻整理出版了大量的笔记、图画和资料,这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所以,如果没有马嘎尔尼使团的这次来华,那么鸦片战争还不会那么早地发生。当然,后来还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传教士,以及怀有其他目的的人也来了,进一步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人。当时中国也没有什么保密的概念,其实中国近代好像一直都没有这个概念,后来日本人还可以跑到中国的海军军事基地随便照相,以至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当年北洋水师各军舰的倩影都是日本人拍照留存的,我们自己则没留下。总之,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中国的情况逐渐为西方人所了解。1816 年,英国又往中国派了一个阿美士德使团,这次他们没见到皇帝,什么事都没干成,但是在此以后流传出一个关于外国使节不跪拜的段子,并且逐渐发展成两个神话。

一个神话就是说,外国人的腿是直的,没膝盖,跪不下来。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美国特使华若翰才对这神话进行纠正,说外国人不是不能跪,他们也能跪,但只向上帝和女人下跪,不向中国皇帝下跪。林则徐禁烟的时候,还信这个事儿--外国人的腿是直的。也就是说,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在禁烟之前对外国的情况仍然很糊涂,一味相信只要把外国人打翻在地,他们就站不起来了,因为他们没膝盖。当时中国人还传言,虽然洋人枪炮厉害,但我们可以和他们肉搏,让他们放马过来,靠中国武术搞贴身短打就行。我们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冯婉贞》,这个冯婉贞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女猎户,课文说她跟侵略军进行了一场搏斗,就是靠近战、夜战,使洋人的枪炮不能发挥作用,然后就把侵略军打败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话,被后人虚构出来的神话。

另一个神话是说,洋人吃牛肉粉为生,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或是大黄,那么他们就会因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我们只要不给他们茶叶和大黄,那他们就完了,我们就能不战而胜之。这种神话像林则徐这样的官员都相信,老百姓就更信了。 不过,在中西方发生商业往来以后,英国人在一百多年里,从中国进口的最大宗商品确实就是茶叶。因为英国当时最发达,茶叶在英国从最早的高档消费品逐渐普及到劳苦大众,最后全民都要喝下午茶,甚至必须喝下午茶,一到下午茶时间,全英国的人都会停止工作去喝茶。而当时茶叶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中国,英国人来中国主要是买茶叶,销量非常大。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已经是以千万磅计,但是通商的地方只有广州。而且中国人出口的茶叶质量越来越恶劣。开始是把茶叶老老实实地卖给人家,后来茶商开始往收购上来的茶里掺泥土或沙子,再后来茶农也开始掺,最后搞得英国人苦不堪言。英国人的茶具中有种器具叫箩,就是因为当时的英国人被中国人逼得没办法,不得不用箩来把茶叶中的沙子、泥土筛出去,要不然就没法喝。此外还有洗茶的程序,得把茶洗一遍。实际上到鸦片战争前夕,中英贸易在茶叶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积怨。所以一度有英国人说,什么是鸦片战争,根本就是茶叶战争。当然啦,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的确是因鸦片引发的战争。

而中国人当时对英国人的商品也的确没什么需求。英国人当时往中国输入的毛织品、纺织品、玻璃等都没什么销路。唯一比较好出售的是钟表这一类,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制成品毕竟属于只有上层人物才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还有鼻烟,这也是专属上层人物享用的。就靠出口这些玩意,贸易怎么能平衡呢?此时中国出超,英国入超,而且差距很大,英国必须拿足额的货币来填补贸易缺额,于是英国人常常拿白银到中国来换茶叶。贸易的不平衡对英国人来说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以商立国的国家,这个问题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且英国以商立国的理念已经发展到极致,英国人明确表示,他们政府的目的就是促进贸易,保护经商。这与后来战争的爆发存在密切的关系。

而在这边恰恰是一个对商业不在乎的王朝。中国在此时基本不征收商税,只对一些商品收过路关税。而且把对外贸易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广州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采用我们所讲的十三行制度进行管理,也就是公行制度。这种公行就是一种贸易商行,其实当时不止十三家。在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其实在中国沿海四个地方设了贸易口岸,分属江南省(主要辖今天的江苏、上海和安徽)、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四地,但实际上做起来的主要是宁波和广州。到了1738 年后,宁波这个口岸也逐渐被废掉,只剩下广州一口。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 年,清朝政府宣布确立广州一口贸易政策,同时下令关闭宁波等港口,限令外商仅能在广州一口贸易。

这种制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在北宋的时候就有这种制度,即市舶司制度。政府需要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管理,但是官员又不想管、懒得管,于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最后,进出口贸易的具体手续都由商人处理,外商也由商人接待,官员只负责监督。在公行制度下,招待、管理外国商人的相关事宜都是由公行来管,商人设置夷馆安排外国商人居住,贸易结算以及征收关税等事务也都是由商人打点。当时全国只有广州一口有海关,这个海关隶属于朝廷的内务府,所以关税收入属于皇室的私家收入,而这些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西方的钟表--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的藏品大多是从这里买进来的。但皇家其实也要不了太多这些玩意儿,购买一部分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因此皇室也不鼓励贸易。当时所有的对外贸易只是为了满足皇室对西方各种奇技淫巧、各种小玩意的需要,他们就这么一点追求。但是英国人却把商业当成了他们立国的命脉。因此,中英贸易从一开始就显得麻烦,两边满拧。这种情况在今天应该是很难想象的。

在那个时候,主管海关的中国官员没什么需要具体操办的事务,他们对于进出口贸易毫不在意,只要商人按时交钱就行了。商人若是在交钱时打了折扣也不要紧,因为官员随时可以用各种借口对他们进行勒索。所以公行的商人有的很富,有的很穷--会打点上官的、机遇好的就会暴富,有的三两下子就被弄破产了。他们这些官商所定的一些规矩也挺好玩的。通事、外国水手和商人等都是由他们来管理,其实大部分时间他们也是稀里糊涂,所以我们常常会看见一些很奇怪的记载,他们制定了很多规矩,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比如说不能把夷妇带来,也就是说洋人可以来,但不能带老婆,也不能招娼。因为禁止携带夷妇,所以当时广州一带已经发展起专门以洋人为客户的娼妓业,我们当时管这些专做外国人生意的妓女叫"咸水妹"。可是这是禁不了的呀,于是行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官员发现有洋人买春,一般会对洋人进行惩罚,但这种惩罚也就是装装样子。而通事,也就是翻译,在交通中西时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当与官员打交道时,这些通事常常胡乱翻译,比如官员会骂洋人"你他妈的混蛋,不像话",而通事就会告诉洋人这是中国官员在向他问好,在问候他的家人。反正是胡说八道。最后惩罚的时候,说是要打,但也不是真打。所以说名义上官府对进出口贸易是在监督,出现问题时也会对当事人进行责罚,但这些举动都是演戏、装样子。这种戏码一直演到鸦片战争前夕。

鸦片--打破中英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早期英国对远东的贸易是由东印度公司专营的,这是一个商人的联合组织。这个公司觉得,总是从中国买茶叶,而自己的商品却在中国打不开销路,长期下去与中国人做贸易就挺亏,而且由于硬通货不足,英国商人每每需要从墨西哥或南美等地运来鹰洋、白银才能跟中国人做生意,这样做太费事了。英国人希望用一种新的替代物来打破这种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他们想到了鸦片。

鸦片在缅甸、印度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当地很多人都用这东西治病、提神,他们吸食鸦片的历史要比我们长得多。不过鸦片的确有个特点,就是只要一吸食就容易上瘾,于是英国人把这东西输入中国,一些中国人尝到了甜头,就逐渐发展出一整套关于抽食鸦片的文化。我们给鸦片取了很多好听的名字,比如芙蓉膏、阿芙蓉什么的,还发展出各种吸食的烟具、礼仪,等等。这一套套的讲究,显得吸食鸦片好像特有文化似的。有文化、有品位之后,大家就都来吸啦,这就出事儿了。因为这东西是进口的,很贵,也很伤身体(只是当时的国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原先是英国人的钱往我们这里流,现在是我们的钱往外流,而且进口是越来越多,很快进口鸦片所支付的白银就把出口茶叶的利润抵掉了,中国变成了入超。而中国的货币体系又是银本位,就是所有的货物交易、赋税缴纳,包括发放官员薪俸都是以白银结算的,白银的总量一旦少了,货币体系就麻烦了,银贵了,铜钱就会贬值,也就是社会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就会大大跌价,这样的后果就是物价飞涨。这下清廷就比较慌了,这就是引发禁烟的首要原因。此外,吸鸦片的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比较懒、体质弱,而当时大量的士兵和官员都在吸食鸦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大烟鬼,面黄肌瘦的,这可怎么打仗啊。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开始有人主张禁烟了。

但是禁不了。鸦片虽然是走私贸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贸易,但这种走私其实得到了广东、福建一带官府的默许,贩运鸦片的飞剪船过来的时候中国的水师不管,等人家返回的时候兵船才出来撵,但也是撵得不快不慢的,人家走多快他就走多快,人家走多慢他就走多慢,就像护送似的,还要在背后放几响礼炮。等飞剪船进入伶仃洋以后,水师就折返了。每次走私都是这样,可见走私是官府纵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好处都送上了,各种级别的稽查最后都被买通,途中只是装装样子。

此时清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不行了,清朝从开国到此时已经两百年了,没人愿意给朝廷卖力干活了,人们当官当兵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捞钱,那么这种情况下鸦片肯定是禁不了的。朝廷希望通过训导说服官绅百姓不要吸食,这就更扯了。包括清朝在内,中国传统王朝的政府都是小政府,这个政府在县以下没有行政机构,怎么禁止啊?而且地方的士绅自己也吸,他们会想,禁烟关我啥事,反正我是用钱买的,凭什么不让我吸。可见,这种道德劝诫也是无效的。

鸦片战争的问题从这里就接上了。我们讲的这些变化都是发生在鸦片战争前一二十年之内的,之前中国在对外贸易里都是往外卖,挣别人的钱,现在变成要去买人家的,往外送钱了。

从嘉庆、道光到咸丰,虽然每朝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皇帝都特别抠,生活特别节俭。这是为什么呢?国库空了。清政府有一个大问题,由于不收商税,所以每年国库的盈余都不多,年头好的时候也是如此。想想看,主要靠征收田赋和盐税这么点钱,国库的总收入肯定是很低的,而且不可能有长期增长。清朝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般岁入就七八千万两,或六七千万两,大体上就在这个区间波动,收入怎么也上不去,所以它没有多少盈余,一旦前代的皇帝把钱花光了,后面的财政就会一直很紧张。而且清朝皇帝和明朝皇帝不太一样,明朝皇帝就是喜欢乱花,除了最后的崇祯皇帝比较负责,前面的皇帝都是些不负责任的皇帝,好像天下不是他家的一样。但是清朝的皇帝大多都很负责任,一看国库快没钱了,加上鸦片贸易又从中国套走不少白银,因此便更慌,就想着怎么弥补亏空。

面对财政危机,清廷决定禁止鸦片贸易,也有人认为一下子禁不了,干脆想别的招,比如说自己种。当时有严禁派和弛禁派两派。但是那个时候,弛禁派所支的招一般很难快速见效,种鸦片这事也不是一种就成的,总得有个技术引进的过程。况且人家输入的是鸦片膏,没有带种子。鸦片是从罂粟中制成的--罂粟是一种花,把种子种下去,让它长出来,开了花以后结那个骨朵,把那个骨朵割开,流下汁水,集中起来,起初是白的,后来就变成了黑的大团子,那就是鸦片,把它精炼一下就是海洛因了。因此要想自己制鸦片,首先得学会种罂粟--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气候,什么时候种,这都是有讲究的。然后还得学会怎么收,怎么割,这些都是技术活。这些不是可以短期解决的问题,道光皇帝本来就抠,再加上很着急,于是就倾向于严禁派的观点。

这个时候林则徐是严禁派的干将,于是道光帝选中了他来负责禁烟。当时很多朋友对林则徐说,朝中大多数人都是弛禁派,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而且当时的满汉畛域还很强,汉人官僚不受重视,你担这么大的责任去干这活,如果干砸了你就全完了。林则徐虽然当时地位不高,却是比较有责任感的,他属于那时兴起的实学派的中坚人士。他认为这事必须得干,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随后他就以禁烟大臣的身份被派到广东禁烟了。

而在此之前,英国已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832 年,英国把东印度公司这种专营公司取消了,彻底地实行了自由贸易。这意味着国家对对外贸易的保护程度更高,以前让专营公司主持的时候,专营公司是有私人武装的,他们不需要国家的保护,商人可以组成自己的商团,用自己的舰队来提供安全保障。把这种专营制度取消以后,国家的责任就大了,国家必须直接地去保护对外商贸,推广商务。可见此时英国政府对商务的保护力度要比以前大,但是此时中国人对这些变化还完全不清楚。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以后,把政府的商务监督派到了中国。但中国根本不认账,中国人不认为该有什么政府的商务监督,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只能是上贡的,剩下的全是商人。所以英国的商务监督怎么跟中国官员沟通都沟通不了,双方之间完全是鸡同鸭讲,根本没法沟通。 从1833 年一直到1840 年,英国的商务监督跟中国政府积累了相当大的仇怨,英国的商务监督无法与中国有实权的人物进行直接对话,两广总督一直拒绝会见他们,这个就非常麻烦。

这个时候,林则徐来了。其实来之前林则徐也非常糊涂,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的事有多么艰巨,要怎样才能干成,也不清楚他的对手是什么样的。我刚才讲的那两个神话林则徐也是深信不疑的,一个是英国人腿是直的,第二是他们是吃牛肉粉的,没有茶叶、大黄就会撑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林要完成使命就简单多了,不给英国人茶叶,他们不就撑死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而且如果他们的腿是直的,那样真打起来也很容易,一脚踹倒就爬不起来了。

而等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就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林则徐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如果从学术上讲,他属于实学派。所谓实学,就是处理实际问题的研究。由于文字狱的缘故,清朝的学术比较受压抑,人们大多只能去搞考据,也就是乾嘉朴学。但是到了晚清的时候,开始有人觉醒,意识到都搞这玩意儿不行,有些实际事务需要具体的知识。比如有些地理的问题,特别是跟外国打交道比较多以后,需要去深入研究和了解地理知识。还有盐务,到了清朝后期盐务也出问题了,盐务怎么改革,这需要具体的知识。还有漕运,当时漕运关系京城的粮食供给,但是在大运河上运漕粮总出事。中国的地势北高南低,从南方向北方运粮,在某些闸口必须靠人力才能把船拉过去,很费气力,而且在运输过程中,浪费也很大。所以有人提议改海运,就是用沙船直接从海上运,虽然从海上运的确很方便,但这需要具体的航海知识,路线如何选定,时间如何计算等,当时的人都不清楚。此外还有治河的问题,清中后期,黄河决堤的问题一直很厉害。这些都属于实学的研究范围,林则徐和陶澍 便是实学派的领袖人物,他们很注意对这种具体的事务进行研究。林则徐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很实际地去看,去考察。去广州后,他到夷馆看见洋人,发现他们的腿并不是直的,于是也就开始琢磨第二个神话是不是真的,他甚至为此专程跑去澳门一趟。澳门的人也很兴奋,第一次有中国的钦差大臣到那里。林则徐组织了一个班子,到澳门搜集了很多资料,把各种新闻纸,也就是报纸等出版物都搜集过来进行翻译。然后他编了一本《四洲志》,这本书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对西方国家情况的一个介绍。这个时候林则徐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了,意识到洋人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洋人的火炮非常厉害,洋人的社会也不是此前所想象的类似什么原始民族的部落酋长制社会,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洋人也绝对不是只吃牛肉粉、没有茶叶就会胀死的族类,他们吃很多东西。林则徐开始有点明白了,但是我们说,他也只是有一点儿明白了。

可惜,这个时候的道光还不是很明白,他就是想一劳永逸,尤其是最初禁烟有成效的时候。当时林则徐迫使大部分鸦片商人把鸦片交出来,然后公开毁掉,这就是"六三禁烟",天安门那个纪念碑上还刻着的。道光就想,干脆不跟英国人做贸易算了,把通商口岸关上,跟西方断绝往来。这就有点荒唐了,幸好林则徐没有执行。但实际上当时中英之间的裂痕为此已经扩大了,林则徐和道光之间的问题也出现了。而且,六三禁烟的成功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当时英国商务监督让走私鸦片的英国商人把鸦片交出去,而且向他们保证,商人的损失由英国政府来承担。如果是商人的损失还好说,但现在英国政府已经为商人的损失打包票,这就变成中英政府之间的问题了。所以后来鸦片战争的谈判有一项,就是要赔偿这个鸦片的损失。可见,禁烟已经种下了这场仗的根苗了,当时的英国商务监督已经决心打一仗了。

英国商务监督的这项举措,与此前英国在中英贸易里的各种憋屈和窝囊都有关系。其实在那个时代,不论是英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他们派出的使节都握有极大权力。当时的外交运作跟后来是不一样的,后来通信方便,各种事情都可以拍电报、打电话向国内请示。那时候,一封信如果从英国寄送到中国,估计好几个月都送不到,因此当时这种驻外官员都是便宜行事,都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先斩后奏。说想打仗,就自行决定把事往大了整。

中国在对西方的逐步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开小口到开大口,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总理衙门),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二十年。当时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这种必然也必须的开放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

英国对中国政策的成本核算

此时世界已经进入了殖民时代,大英帝国在全球许多地方已建立起了殖民地。不过,此时英国还是一个商人国度,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会进行周密的成本核算,仍然是以考虑成本和收益作为制定对外战略决策的出发点。究竟是将这个地方变为殖民地,还是保持其原样; 是由英国人来直接统治,还是扶植本地代理人,思考这些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成本如何。所以,当一些地方没有多少人口,缺乏完备的社会组织或政府机关时,英国人可能就会直接占领此地作为殖民地。如果当地有首领(哪怕只是酋长),英国则会利用一下这些首领,然后一步步地使这一地方殖民化。

英国人明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完全摧毁其国家机器,进而建立起一个新殖民政府的代价太高,不是它的利益所在。英国人也承认自己就是商人政府,跟中国交战只是先迫使中国开放市场。这就是我们第一讲中说的,英国把中国拖入其世界体系的第一步。英国之所以迫使中国割让香港,就是出于此种目的,当年派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也是想谋求一块地方作为其商业据点。马嘎尔尼的理由很简单,当年明朝政府给葡萄牙人一个澳门作为据点,为什么现在不能给我们英国人一个呢?当时英国人考虑了宁波,考虑了舟山,最后选定了香港。香港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一良港,中国从北到南,没有一个港口比它好,英国毕竟是海洋国家,眼力真好。

所以尽管英国人派来了舰队,但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他们还只是想恐吓一下中国人,如果能通过恐吓达到目的,那就轻松了,未必要真打。于是英国舰队直上天津白河口,这里毕竟离中国的首都更近,恐吓会起到更大作用,然后清朝果真就妥协了。不过,道光皇帝收到的消息是说,洋人在广东蒙受了冤屈--被林则徐枉法冤屈了,他们派舰队前来是要向皇帝喊冤。就像普通老百姓如果觉得自己的冤屈无法在本地得到解决,就可以一路上告,一直告到北京一样。道光皇帝以为就是这种事儿,他想,既然他们喊冤,我们可以去理直啊,我们去把这事摆平不就完了。他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而把其当做了一场诉讼,自认为派出钦差大臣去广东为英国人平反冤屈就没事了。道光帝的这一想法在当时档案里有记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然而,当琦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皇帝派到广东以后,很快发现事情根本就不是冤屈的问题。英国人仍然是想要中国开放口岸,以达到和中国人经商的目的,他们甚至还要求获得一个据点。谈了半天还是这个问题,给还是不给?显然,琦善身为钦差,其实没有权力答应或拒绝这样的要求。但琦善到最后被逼急了,可能说了一句他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之类的话。 这边英国人就以为事情可以搞定了。英国人误认为琦善跟他们一样,在涉外谈判中可以是国家的全权代表。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没有这回事,中国还没有新式外交,没有这种全权代表的概念,钦差大臣虽然位高权重,却根本没有这个权力。此时林则徐在广东还没走,就把琦善的行为写进奏章,通过广东巡抚递了上去,道光皇帝看后大怒: 派他去办事,怎么把国土给卖了!于是,琦善的仕途也就完蛋了。

中英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对比

琦善被免后,鸦片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就开始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为何英军不立刻把广州占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广州离北京太远了,那里不是危及北京的要害,而只是这个帝国的一个通商口岸。天高皇帝远,广州是唯一允许放肆一下的地方--中国传统的治理思路一直如此,之所以广州能走在变革的前列,就是因为中央政府一直采取默许态度。所以,广州肯定不是帝国的要害。要想威慑清朝,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但那里远啊,而且白河口那里能不能驶入内地还很难说。然后英国人就想到了第二个攻击目标,也就是漕运的起点,长江三角洲这一块儿。他们之前就测量过了,大船从这里绝对可以驶入,他们知道,只要把长江这里一掐,就能断绝漕运路线,北方政权没有粮食,可能就要完蛋。但是我们后来的历史书却说,英国人没有在广东交战,是因为怕林则徐,在福建也没有交战,是因为怕邓廷桢。其实,根本没有怕的道理,他们怎么可能怕呢?

从武器上讲,双方当时的差距并不算太大,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没完成,派来中国的军舰都是一些三桅、四桅的大帆船,轮船也有,但还主要是作为辅助船只应用的。英国人的炮和枪基本还都是前装式的,比我们的精度是要好,但基本还处在一个档次上。我们的火炮也是从前面装药,在后面点火,无非他们比我们装药快一点,射速高一点,也灵活一点。我们的舰船上也安置了大炮,只是船不行。英国人的船都是几层的,一层层密密麻麻的都是炮眼。船舱里头的炮架带着轮子,可以活动,这样就可以调整角度,装填好炮弹以后,就把炮推到炮口,轰的一下,将炮弹发射出去以后,炮架就会利用后坐力退回船舱,船舱后都放着大的棉花包,防止后坐力对船体的破坏。当时每一尊炮都是利用绳子牵引的,如果绳子断了或是乱了,炮就有可能乱撞,甚至把船撞沉。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这种事故,就是作战时船舱里的炮乱撞,结果把船撞沉了,所以发射火炮时必须严格管理。大家想想,这样的火炮和当时中国所装备的火炮相比,尽管火力很猛,而且可以一次几十门炮齐射,瞄准的技术也更好,但基本还是处在同一个等量级的。中国沿海的许多要塞都装备了大炮,后来林则徐到广东整顿海防,发现这些海防炮没有瞄准器,而且不能移动,于是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不过,清军的火炮的确没有英国人的好。枪也如此,英国人当时装备的是前装燧发滑膛枪,而当时清军也有三分之一的军队都装备了火铳。单从人数上看,装备火枪的清军总人数应比英国的多,但是英国人的具体战术是和使用火枪相配套的。他们作战时组成方阵,当时不像后来这样讲究散兵线,士兵们会排成三到四排,前排放枪,后排装药,前排射击后立即后退,后排就顶上,层层轮换,有条不紊,这样方阵就能够保证不断地发射。 当中国人面对着这种能持续放枪的方阵时,不消一会儿就散了--被打散了或吓散了,当然也就无法对英军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很常见,真的不是中国士兵太怂,只是英国人的战术真的太厉害了。英国人后来也曾经攻打过虎门炮台,那些炮台曾经被林则徐和琦善等人加固过,而且往上面增了许多兵,但是没什么用,为什么呢?想想看,炮台也就一小块地方,平时几十个人就足够了,无非就是搬搬炮弹,放一下炮,往上增兵几百人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只能是给人家当活靶子炸。而且我们的炮台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盖儿。那个时候火炮的威力还不算大,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就连开花大炮都不多。开花大炮用的炮弹是什么呢?就是在球形炮弹里再装上火药和爆炸物。那个时候好多的还是实心炮弹,威力有限,如果炮台上加筑了顶盖儿的话,炮弹一般射不进去,只会砸一个小坑,只有开花大炮才会在发射到预定目标后爆炸,此时威力才大一点,但如果防护坚固一点,也可以顶一阵。所以,当时如果炮台有顶盖,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可是那时的炮台基本都没有盖儿。去沿海的一些战争遗址参观就会发现,那些炮台外表看起来很不错,开放式的,利于游人参观,但打起仗来就不行了--被人瞄准了一顿猛轰,估计连人带炮都会炸没了,然后步兵登陆一冲,这边就彻底溃退了。所以虎门一战,关天培手下三千将士几乎全军覆没,他老兄也抹脖子了,但英军只有几个受伤的。你想想,这打的是什么窝囊仗。

其实,鸦片战争之败,不在于清军的将领和士兵不勇敢或者不爱国,也不是武器差太远,关键还在于具体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境界比别人差太远。清政府不知道炮台还要修筑顶盖,而且增兵也不是这么个增法,往炮台上多增兵就是增大伤亡嘛。后来沿海的历次战役几乎全是如此,唯一给英军造成较大损失的就是镇江,在这里,八旗兵最后一次捍卫了他们祖先的荣誉。以前八旗兵很厉害,但康熙以后一直表现不好,这一次是他们最后一次闪耀光辉,副都统海龄率领他的一千青州兵确实打得很不错。当然,英军也太大意了,因为之前沿途的战役赢得都太顺利了,所以在攻打镇江时他们没有按照之前的作战模式--先依靠密集的炮火把中国军队的防御体系砸烂,然后再派遣步兵登陆--这一次英国士兵没有准备炮火就直接上岸了,然后就跟八旗兵肉搏,所以这一次英军伤亡了一百余人。马克思曾说,如果英军一路都是这么损失的话,他可能就到不了南京。毕竟英军的总人数是很少的,但给英军造成重大损失的战役,也就这么一次。

所以说,现在回望当年的鸦片战争,中英两国军队在物质上的差距并不算大,关键是战术境界差了档次。我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组织已经落后了欧洲许多年,中国军队早就用上火器了,明朝就建立起了专执火器的神机营,但从来没有想过在军事组织上进行革新,将冷兵器时代的肉搏战法转变为现代利于使用火器的新式战法。清朝统治者和军队将领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没有遇到过像英国这样的对手。而一旦遭遇这样的强敌之后,他们就会觉得非常不适应。这么多能战之士,从全国各地征调到沿海,却是打一仗败一仗。我们历史书上所说的英雄,从关天培、定海三总兵到陈化成,这些英雄们的战绩都非常差,他们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死得比较壮烈。其实海龄是打得最好的,但我们却没把他当成英雄。总之,中英之间软件建设的巨大差距,导致这场战争一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英军最终打到南京,中国被迫与其签订城下之盟。

开放教禁带来了西方的输入

对道光皇帝来说,《南京条约》是莫大的耻辱。此前的清朝皇帝还没有在战败的情况下跟对手签订过这样的条约,所以道光帝觉得这种事落在自己头上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说良心话,在当时的帝制时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只有皇帝一个人是有自主性的人。可以说这个国家唯一需要担当责任的就是一个皇帝,其他人都不需要有什么责任心,起码从法理上讲是这样的。除非你有额外的精神,就是想治国平天下。

但前面讲过,清朝恰恰又是一个皇帝不让士大夫胸怀治国平天下之雄心的朝代,所以士大夫既没有多少自主性,也缺乏积极性。这样,全国只有一个皇帝要对国家大事负责,所以他确实是很难受的,但尽管他很难受,却并没有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思考。在签订这个条约时,其实道光帝只是想尽快地把这事情解决掉,无论是赔钱也好,割让香港也好,五口通商也罢,他只希望把这件麻烦事赶快解决掉。包括后来严重损害中国司法独立,让我们中国人感到非常屈辱的领事裁判权,也就是外国人在中国违法时,中国将对其审理的权力让渡给外国领事,这个条款其实是中国人拱手相让的。 之前由十三行管理外商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究竟由谁审理,按哪国法律审理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中国人不胜其扰,最后中国人让外国自己处理算了,我们不管了。后来外国人也说,中国不是个法治国家,因此外国人不会将在中国犯了罪的外国人交给中国法官审理,这种事情一般是由外国领事负责,外国领事在此时就相当于法官了。到最后,凡是外国领事主持的法庭,基本就是由领事说了算。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人看到中国的法律无法制裁在华违法的外国人时,感觉非常痛心,但一开始这其实是中国人自己送出的,外国人根本没提这件事,不过既然你送了,人家也就笑纳了。

中英《南京条约》没有规定开放教禁,但是里面有一项关键条款。英国人是个很有意思的民族,鸦片战争是它打的,但在打完仗以后,它觉得其他列强也可能跟中国打仗,所以在《南京条约》的附件中有一项"利益均沾"条款,其中规定,大清帝国以后跟其他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其效力应对所有的西方世界有用。别国打了仗,占了便宜,它也跟着沾光。之后法国、美国就跟着来了。法国当时是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护教国,也就是说它有支持宗教传播的责任。在中法《黄埔条约》中,对比《南京条约》多了一项条款,就是开放教禁。这个条款是很重要的。以前中国也曾对西方天主教开放过,后来因为礼仪之争断绝了,到雍正时期就彻底禁教了,这一次又开了。开放教禁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国人的意图只是开放天主教,虽然新教其实早进来了,但也通过条约得到了正式地位。天主教的传入在中国引起过很多纠纷。天主教主要在农村传播,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很多的教案都是它引起的--在乡村引起过很多很大的纠纷,总是生出一些群体性事件来。新教在传播中虽然引起的纠纷不多,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十分重大,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诱因之一就是新教的传入。后来中国的变革,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甚至到民国后的军阀时期,很多都跟新教有关。真正在中国有影响的传教士,基本都是新教的传教士,这很有意思。还有像《万国公报》这样由新教教士创办的报纸,对中国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也就是说,开放教禁,其实也就是开了一个后门,借着这个后门,西方思想借着传教士的力量再次输入进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是要靠信息的输入,而不是枪炮,枪炮只是一个引子,要想真正让这个古老的帝国发生变化,其实还主要得靠新信息的输入,而当时的信息输入者之一就是新教。所以说,关于新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可能长期被低估了。

传统历史缔造的两个神话

传统的灌输式历史,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了两个神话,如今都需要我们破解。

其一,就是忠奸格局的神话。它实际上最初是一个民间流传的范本,民间常常流传杨家将、岳飞传之类的爱国故事,在这种故事的叙事中,忠于国家的将领在前线杀敌报国,一般来说是胜券在握的。但他们最后失败了,为什么呢?民间的说法就是有奸臣在后方捣乱。这种叙事的逻辑是: 如果后方没有奸臣捣乱,中国人将每战必胜。

这种忠奸格局尽管是民间叙事,但对朝廷毕竟还是有影响的,这在鸦片战争中特别明显。在民间叙事中,林则徐是忠臣,洋人们都怕林则徐,穆彰阿、琦善他们则是奸臣,专在后方捣乱,如果没有他们,鸦片战争的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洋人们怕林则徐吗?其实不怕,后来林则徐被派到浙江,跟裕谦一起组织抵抗,也是照样失败。事实证明,琦善来了之后,并没有削弱广州的防务,最后还不是一败涂地。林则徐一个人是不可能挽救清朝的败局的,他也就是刚睁开眼睛而已,睁开眼后他也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些洋人,他也手足无措。

而且,不一定在前线的就是忠臣,身处后方的就是奸臣。茅海建先生的论著告诉我们,待在后方还没有上前线的人,一般都喊得很凶,都是忠臣,可一旦上了前线就完了,因为他们发现事情和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而且这些京官一般都会惊呼满地都是汉奸,他们都很疑惑,在中国打仗,为什么中国人都向着英国人啊!他们的惊诧有道理吗?没有。我看材料时发现,当时多数中国老百姓在战争中其实没有什么立场,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兵和匪差不多。在中国历史上,兵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归属于一个封闭的组织。如果被派出去打仗了,他们的纪律就会很不好,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抢劫老百姓,所以沿途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俗语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兵来了肯定要躲,所以常有躲兵的说法,注意,这里躲的不是敌方的兵,而是自己的兵。英军来了中国老百姓也躲,不过,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当时英军的军纪要比清军好一点--我们老百姓会跟英国军队做买卖,因为他们发现洋兵很少欺负他们。在长江沿岸,只要英国军舰泊岸了,农民们就挎着盛着茶叶蛋什么的篮子,很勇敢地爬上大军舰,跟英国人做交易。这个真的没办法,老百姓们都没有什么立场,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们都是汉奸,至少,当汉奸还是要有条件的。

但是,当时到前线的官员都很恐慌,感觉遍地都是汉奸。然后就有人问了,为什么清政府不发动群众,让英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实清政府也想过,好多朝廷命官都想发动群众,借此组织民团。于是,另一个神话也在战争中逐渐形成,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这有点类似老虎棒子鸡的游戏,中国人骨子里都喜欢这个游戏,其实它也是个神话。即使朝廷成功地发动起群众,他们也未必顶事。像三元里抗英这件事,其实就经过了我们长期的演绎加工。 英国人明明就损失了一个人: 英国人用的是火绳枪,需要用明火将引火索点着,然而当时大雨如注,火绳枪也就起不了作用,然后有个英国士兵就被中国农民用钩镰枪给钩去了。英国人发现后,又派出一个燧发枪连的士兵去把受围困的军队救回来了。就这么一件事,却演绎成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大捷,杀死一名英军少校等。如果当时我们的民众真的同仇敌忾,能对英军产生这么大的威胁,那当时朝廷或地方政府发动发动群众不就能打赢那场仗了吗,也就不用签条约啊。而且,当时政府其实一直在发动群众,很多档案材料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只是效果不大而已。所以,这个故事也是一个神话。缺乏组织而且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的老百姓,怎么可能会抵挡得住英国的正规军呢?根本就抵挡不了。

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开始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赞同将1840 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自此开始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尽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口岸,但中国官方却一直想办法去抵抗,就是明开暗封。你们外国商人不是来了吗,来了我不让你卖出东西。当时外国人也是异想天开,一看到中国开放了,就把各类大宗商品哗哗地往中国运,就连刀叉、睡衣、钢琴都运来了,但这些玩意儿中国人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呢?肯定卖不出去的。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市场还不太了解。而且,由于具体的商贸规则还没有制定,所以开放口岸之初,开展正式的中外贸易还存在许多障碍,此时仍然是以走私贸易为主。但有一个变化,关键在于他们把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这是英国人最聪明的选择之一。

当时上海还是一个小县城,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小县城,本身主要是长江所携带的泥沙在入海口形成的三角洲,发展历史比较短,没有什么底蕴。但上海的优势在于位居长江口,而且跟江浙是一体的。它是江浙向外的一个延长点,以广大的长江沿线为腹地,尤其是以长江中下游这一地区为支撑。而那里从唐以后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清朝依然是如此。这一带的农民没有多少自然经济的概念,他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比如,农妇的纺织业基本就跟包买商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包买商把原纱批发给各家各户,等他们织成布后再以较高价格收回来,这种形式作为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在江浙地区长期存在。在开放口岸之前,政府可以利用广东十三行这样的官商机构控制对外贸易,此外只能进行非正规的走私,走私的主要货物就是鸦片,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走私。但到了上海这里就不一样了,本来这一地区就有很强大的商业潜力,而且有根基很深的市场网络和商业传统,所以很快就能跟外商达成一致,很多原来在澳门、珠海一带跟洋人打过交道的人也很快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于是这个地方很快形成了一批买办商人,上海的广东帮逐渐形成,并在上海立足。到了1850 年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不愿意在城内居住,希望在城外规划土地建房,当地官员也觉得管理外国商人比较棘手,于是上海道的官员就跟外国人签订了一个租地的条约,即后来外国人的居住区发展成租界的雏形。 现在的上海市就是围绕着租界开始发展的,原来老的县城反而被冷落了。当时租界外边是华界,华界也模仿租界的管理办法,于是,整个城市都以租界为发展的模仿对象。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出现,也在日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从前的上海就是一个小县城,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没啥地位。但从此以后,上海不仅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了文化和政治中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很多事儿都是在上海发生的。越往后,上海的重要性越强。上海的出现,使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改变。

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如刚才所说,是希望尽快把这场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消解掉,统治者希望假装这事情没发生过。于是,整个朝廷对这个事就不再说话了,只有少数人开始努力地去逐步了解西方。比如说梁廷枏,他有一本笔记叫做《夷氛闻记》。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方,从而著有这本笔记。更伟大的是魏源,他根据林则徐编纂的《四洲志》以及其他一些资料编了《海国图志》。现在有人批评魏源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书成之后居然完全没有提到林则徐的名字,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做得最好的,当属徐继畬,他当过巡抚,编了《瀛寰志略》,这本书是当时中国人描述西方最好的著作。魏源其实还是比较马虎的,《海国图志》有些地方很想当然,到了《瀛寰志略》这里就很不错了。但这样一些努力当时都被埋没了,他们绝对都是一些超前的人,所以他们的书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看。此前还有一个福建的士人,曾被掳掠到西方,后来写了一本《海略》,基本也描绘了西方大致的情形,但出版以后仍然没有多大影响,发行量非常小。当时不仅是朝廷,普通百姓也希望把鸦片战争给忘了,士大夫都假装不知道。毕竟此时还只是五口通商嘛,整个内地还看不到多少洋人,也看不到什么洋货,除了鸦片。而鸦片此前已经输入,所以大家觉得都无所谓,从上到下竞相装鸵鸟。没有人想办法去改善军备,改易军事制度,或者学习西方造点大船--最早也有人模仿,但工艺不行,造不出来,就算了,没人想去买一艘回来仿制。《南京条约》一签,所有事情就过了,然后就想怎么把开放了的几个口子重新封上。以前是一个口子,现在多了四个小口子,多了就多了呗,我还可以把它们封上。于是,随后就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英国人和法国人要求续约的时候。这场战争在国外被称为"亚罗战争",也就是由"亚罗号事件"引发的战争。我们的历史书也讲过,所谓的"亚罗号事件",其实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事件,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被中国水师查了一下,然后有个中国士兵把那面英国国旗拽下来,踩了一下。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放到如今,完全可以通过外交交涉解决的,但在当时却比较麻烦。首先,当时中英还没有建交,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承认英国外交使节的正当性,那该怎么交涉呢?其次,中国也没有什么衙门可以和英国使节交涉,哪个部门愿意出面担当呢?礼部不买账,理藩院也不管,也没有外交部,所以,最后只有两广总督出来交涉,但他也交涉不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时的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根本就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它们不希望这一事件被简单地处理掉,而是想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英法觉得五口通商很不够,除了上海以外,其余的口岸都不合格,开了和没开一样,所以这一次必须让中国真正地开放市场,必须要让通商口岸扩大到沿海各处。其次,要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是让中国政府承认外国公使的正当地位,允许其进驻北京,而且中国也必须派出使节到外国。总之,要迫使中国全面接受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够不打仗当然更好。但他们确实希望利用这件事给中国政府增大压力。如果通过谈判或是恫吓的方式能达到目的的话,就不必使用武力,但如果恫吓不起作用的话,那就只能打了。

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燃起了战火,广州沦陷,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然后就被抓住当了俘虏,给弄到加尔各答。其实,叶名琛的行为并不是个笑话,在那个时代,叶名琛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是个负责任的忠臣,他能做的最多就是这样了。他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的确抵挡不了英法联军,换谁谁也抵抗不了,只有当俘虏; 当然,他可以死,但是使命没有完成,皇帝不让他死,是要他主持交涉的,所以只能当俘虏; 当了俘虏他表现得很英勇,不食敌粟,自己带了几袋米到加尔各答,把这几袋米吃完后,就绝食死了。 叶名琛的悲剧实际是朝廷的悲剧,面对这样的危机,朝廷只会装作不知道,当鸵鸟,拒绝英法两国的要求。但其实真能装得了吗?装不了!要说真正可笑的,是京城的咸丰皇帝,道光皇帝的儿子。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势头正劲,南方几个省都在太平军掌控之下,清政府已经内外交困,不行了,只得被迫答应英法联军的要求。事实上,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相比,除了赔款数额加了一点以外,没什么本质区别。为何会这样呢?本来清政府已经答应了,后来英法公使进京换约,外国公使提出从天津大沽口走比较近,从大沽口溯白河这条线路进京比较方便。但清政府坚持让他们从北塘走--咸丰皇帝已经授意僧格林沁在北塘埋伏着兵,如果公使从北塘走,就可以让人化装成土匪偷偷打他们一下。咸丰帝非常喜欢僧格林沁,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做鸵鸟这种想法上是一致的。

为什么咸丰帝想让僧格林沁打外国公使一下呢?尽管当时战局已定,只要换约完成,《天津条约》就能正式生效,但是咸丰帝对于外国公使进京这件事是非常不高兴的,他宁愿多开放几个口岸也不希望看到外国公使进京,乃至互派使节。中国人真正以驻外使节的身份出访他国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当时根本没想过要派人出去。而且皇帝不仅不想派人出去,更不希望外国人进来,哪怕外国使节只有几个人。因为他们从不下跪,对皇帝来说,这就是大问题,以前乾隆时还能把人赶走,现在却只能让他们在北京城里待下来了。咸丰相信,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而且不向他行下跪礼将是对中国礼制的重大威胁。咸丰担心,如果外国公使见皇帝不下跪成为榜样,那么其他臣民见他也就不会下跪了。他认为自己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臣民对他下跪的基础上的,行跪礼象征着对其统治体系及其帝国的臣服,臣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道德,不能被冲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公使进驻北京后,北京老百姓并没有跟着他们学,人们都认为不下跪是洋鬼子的特例,自己还是清帝国的臣民,所以照旧向皇帝下跪。其实,传统的帝国造反者也不是不想向皇帝下跪,他们只是想复制一个跟原有体制一样的体系,从来都是如此。所以,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以及不向皇帝下跪并没有引起中华礼制的崩溃。但是在当时,皇帝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很恐慌,想尽办法要拦住英法公使,哪怕是出损招偷袭一下人家也要拦住。后来英法公使仍然坚持从大沽口走,结果就被防守大沽炮台的清军袭击了。 当然,这个毕竟还能看成是外国公使不守规矩在先,如果英法公使真的从北塘走,而僧格林沁又偷袭了他们,那就不好说了。

大沽口的袭击似乎有点理亏,是因为他们毕竟只是使节,是进京换约的。当然,这也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全部理由。还有一种说法,英法联军进京后,发现此前的使团被关押在天牢里,清政府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反叛者,而且有些人受到了虐待,或被施以酷刑而被折磨致死,所以他们就很愤怒,进而烧了圆明园。其实,这些愤怒也都不能说明他们非烧圆明园不可。我觉得圆明园之被抢、被烧,与这个园子怀璧其罪多少有关。这么大的园子,有这么多好东西在里头。在那个年代,战争都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一般军队在战争中都会公开抢劫,从欧洲封建时代后期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战争就是商业行为的延伸,先是雇人打仗,抓俘虏,然后就去要赎金; 打赢了就占据某个地方,然后抢东西,这也可以看成是某种赔偿。可见,当时的战争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对英法军队来讲,干这种事也不稀罕。虽然说在他们国内已经有些文明人,比如像雨果这类作家,觉得做这种事很丢人,但是就当时国家整体而言,他们的道德水平就这样。国际政治的道德水平其实是逐步提高的,那个时候还是丛林时代,丛林时代的道德规则就是弱肉强食,所以只要找个借口就能公开地抢。

最后,圆明园被抢了,皇帝跑了,条约也重新签。除了损失圆明园,损失了藩库的银子,损失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之外,条约还是那个条约,《北京条约》就是《天津条约》的翻版。而且在此期间,俄国人还趁火打劫,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全部抢走了。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没有人,几乎千里无人烟。清政府认为关外是龙兴之地,不许汉人往东北迁徙,所以那一带长期无人。俄国政府借助哥萨克组成的拓边队,逐步往里渗透,直到把这片土地完全占据。

等到失去了这片土地后,清政府才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东北长期无人的话,那么这一带早晚会被外国势力占据,于是才逐步开放柳条边。今天东三省,包括内蒙古东部的人大多都是清末民初从山东、直隶以及山西迁过去的。其实汉人很早就有移民动机了,只是清政府不许而已。

中国在对西方的逐步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开小口到开大口,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总理衙门),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二十年。当时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这种必然也必须的开放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他们所想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呢?西方的世界归西方的世界,我的天下仍是我的天下,互不干涉,我不再说自己是天下中心了,我不想去管你,你也别来管我,即使你管我了,在你来的时候,能不能假装不管我。 咸丰讲了,只要公使不进京,或者不当着朝臣的面不向皇帝下跪,哪怕多赔点银子,多开放几个口岸都是可以的。在他看来,维持面子最重要。所以同治时期,进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第一次觐见皇帝后,清廷让他们从边门走,而不是让他们从朝臣常走的正门,即东华门走。中国人很高兴,我们终于赢得了一次外交胜利,羞辱了他们啊。其实外国人并没什么感觉,我见了你的皇帝就行了啊,而且故宫那么多门,他也搞不清楚哪个是正门哪个是偏门。在东西方的交往中,不少人常常因为这种礼仪上的占便宜而沾沾自喜。也就是说,这种意淫的观念,这种跟面子相关的所谓的礼仪,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实际上,当你发现占了很多小便宜时,可能你已经吃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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