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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时间:2013-03-29 14:13来源:读者 作者:甘阳 点击:
新中国成立已一甲子有余。我以为,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改革,而不宜再像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一九七九年后的近三十年。把改革

新中国成立已一甲子有余。我以为,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改革,而不宜再像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一九七九年后的近三十年。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七九”,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三十年(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和后三十年(一九七九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对立起来的倾向,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近年来也出现了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这实际也就提醒我们,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新改革共识的形成

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都有失偏颇,而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最近的数据表明,过去二十五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67%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四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还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他们说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以后贫富差异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近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实际并不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是一种“新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在二○○五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突出强调了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的一定制约作用。

新改革共识与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历史所形成的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进一步说,“新改革共识”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我近年来所指出,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都已深入人心,融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这个传统从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日益强劲,今天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

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改革共识的形成,不可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因此“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承认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首先,“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标仍然将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以来形成的市场机制来落实。毫无疑问,这三种传统的合力过程将充满张力,但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少张力,中国的“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包融上述三种传统,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传统。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其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当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邓小平时代开始决定性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我们需要指出,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把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却不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解体?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哪一样不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都比中国高得多:到一九七八年,中国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九至十一年,九年就是初中毕业,十一年则高中还没有毕业,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尤其是,苏联东欧没有搞中国式的大跃进,没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凭什么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其实可能只有一个解释: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邓小平改革的基础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一九六一年所有的经济权曾一度收回中央,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开始又把经济权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八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做法恰恰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因此这里我愿引用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的专著《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她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政治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比较符合西方逻辑。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中国改革却高度成功?她研究得出的看法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解构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分权化,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

谢淑丽提出,中国在计划性最高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六百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五千五百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一九七八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很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个规模比较大,其余都是中小企业,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改革结果的差异的。因为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地在计划的国有企业之外又发展出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亦参甘阳、崔之元编:《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乡镇企业:从费孝通到毛泽东

邓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让放权利”,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不过我们大家都会记得,当时很多人都反复强调,“让放权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经济学的正道。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比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是当年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但是费孝通当时就已经指出,这种发展道路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但是费孝通的梦在中国八十年代开始有机会实现,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毛泽东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

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规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但是我要强调,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这个事实。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改革常常是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延安道路问题

我们现在不能不问,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不断瓦解以至摧毁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道路,许多我们从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五十年代开始提出的所谓“红与专”的矛盾,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以及“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事实上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这些问题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舒曼认为,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后要开始现代化建设时,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走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

我们知道,新中国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用当时的标准说法,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加以摧毁的。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终于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其原因。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以后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舒曼当年的洞见,例如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一九五七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他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各县的第一书记都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都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农民工人和基层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很大比例,曾达43%,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30%,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缺乏政治学常识。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实际上毛泽东在一九六九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中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方向都是要使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一九六八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性,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泽东在“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性多少,他也是强调社会基础,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中国今天过分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画脚,那是无济于事的。

十年前,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中曾批评“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并由此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该文当时曾引起很大反弹,许多人认为我的立论过于偏颇。但曾几何时,如今中国社会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抨击几乎每天都见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其语言的激烈远远超出我当年。同时,大约从二○○二年以来,中国左右两派的学者几乎都提出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所谓“精英联盟”说,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由于共同的利益均沾关系而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治精英联盟,共同排斥底层人民,精英和大众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但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今天所谓“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实际就是毛时代以来一直面对的同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基本问题有相当的连续性。

但我个人对今天的看法反而有点不同。我以为,从近年的情况看,我们恐怕不能贸然地就断定,现在已经形成了铁板一块的精英联盟,而共同自觉地排斥底层大众。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事实是近年无论学者、官员、媒体都在变。以知识界而言,现在自觉认同权贵,专门为权贵集团辩护的学者恐怕只是少数人,大多数学者基本是关注同情大众和底层的。其次,媒体近年在关注大众和底层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同时,对于官员特别是基层干部,我以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杆子抹黑,事实上相当多基层干部是最接近大众和底层的。我的看法是,近年来正在形成本文前面所说的“新改革共识”,而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识,同样是学者官员和媒体的共识。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体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但为了巩固这种“新改革共识”, 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需要重新认识整个中国历史文明传统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用我较早的说法,中国改革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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