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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与希腊科学

时间:2013-05-31 16:17来源:《哲学的故事》 作者:维尔·格兰特 点击:
一、历史背景 公元前 384 年,亚里士多德出生在雅典北边一个叫斯塔基拉的马其顿城市,其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 ( 亚历山大的祖父 ) 的朋友兼御医。亚里士多德自己似乎也曾是阿


一、历史背景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出生在雅典北边一个叫斯塔基拉的马其顿城市,其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亚历山大的祖父)的朋友兼御医。亚里士多德自己似乎也曾是阿斯克列庇俄斯医师联合会的成员。他是在医学的氛围中长大的,这样的环境培养了他对科学的向往。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青年时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一是说他放荡不羁,将家产挥霍一空,为了不挨饿就当了兵,退伍后回到斯塔基拉行医,直至三十岁才去雅典投到柏拉图门下学起了哲学。另一种说法则比较体面,说亚里士多德十八岁就到了雅典,并师从柏拉图。然而,即使是这种更可信的说法也反映出这个年轻人不怎么守本分。也许诧异的读者在看到这两种说法都认为这位哲学家在柏拉图学园静谧的小树林里安顿下来时,才感到了一些安慰。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学园学习了八年——或者二十年。从亚里士多德思辨哲学中反映出的柏拉图精神,甚至从那些与柏拉图相反的观点来看,他师从柏拉图的时间应该是二十年。那真是一段美妙岁月:一位才华横溢的弟子与一位大师,悠然漫步于哲学的领地。然而,两个人都是天才。我们知道,天才是很难与天才相处的,正如火药一遇到火就会爆炸一样。他们的年龄相差近五十岁,因而很难在岁月造成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柏拉图看出了这个来自北方蛮族的新弟子具有非凡的才能,称他是学园中智慧的化身。亚里士多德在买书时从不吝啬(当时没有印刷品,都是手稿),他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创立图书分类法就是其中之一。柏拉图曾说亚里士多德的家为“书库”,这似乎是老师对弟子的夸奖,但是有传闻说,这位大师其实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书呆子气进行讽刺。到了柏拉图的晚年,师生之间似乎真的发生过一次争吵。出于对哲学的热爱,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身上显然产生了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反对他的精神之父。他暗示说,智慧绝不会随着柏拉图的辞世而消失。而那位老哲学家则说他是吸了母乳之后向母亲尥蹶子的小马驹。

  一些传记作家还说亚里士多德创立过一所演讲学校。这所学校有一个叫赫密亚斯的学生,这个贵族子弟很快就当上了阿塔努斯城邦的专制君主。即位后,他邀请亚里士多德到他的宫廷里去,并把妹妹(另一种说法是侄女)许配给了亚里士多德,以报答在学校期间老师对他的关怀。也许会有人认为这只是希腊人的馈赠,但是,历史学家们要我们相信,尽管亚里士多德是个天才,却和妻子生活得十分幸福,在遗嘱中提到她时还十分动情。结婚一年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把亚里士多德请到皇宫,负责儿子亚历山大的教育。

  菲利普想让儿子接受最全面的教育,因为他已为儿子规划了一个宏伟蓝图。公元前356年,他夺取了色雷斯,这使他掌握了金矿,这些金矿马上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贵重金属。他的人民都是强健的农夫和武士,还不曾受到城市堕落生活的影响。这两种因素加起来足以征服上百个小城邦,并完成整个希腊的统一大业。菲利普对个人主义深恶痛绝,尽管它促进了艺术与思想的繁荣,但也扰乱了社会秩序。他在各城邦的小都城中看到的不是辉煌的文化和艺术,而是商业的肮脏与政治的混乱。他看到贪婪的商人和银行家窃取国家的重要资源,愚蠢的政客和口齿伶俐的诡辩家在煽动民众制造战乱,内讧导致了阶级分裂,阶级又结合成派别。菲利普说,这个国家是由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他要扭转这种混乱局面,让整个希腊团结起来,成为世界的中心。

  公元前338年,他在喀罗尼亚战胜了雅典人,终于统一了希腊。就在他盘算着和儿子一起主宰整个世界时,他死在了刺客的刀下。

  亚里士多德刚进宫时,亚所山大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他性情暴躁,经常像发酒疯似的宣泄过剩的精力。亚里士多德为了使他火山般的激情冷却下来,却收效甚微。普鲁塔克说,“有一段时间,亚历山大就像热爱自己的父亲那样爱戴亚里士多德。他说自己的亲生父亲虽然给了自己生命,但另一位父亲却教给他生活的艺术。”亚历山大在给老师的一封信中说:“就我而言,我更愿意在对善的认识上,而不是在权力和领土上取得胜利。”不过这位王子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这个似乎喜欢哲学的年轻人是一位骄横的公主和一位狂傲的国王的儿子,理性在他身上太少了,压制不住祖辈遗传的激情。两年后,亚历山大就离开哲学,登上国王宝座,征服世界去了。据说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激情,部分来自于他的老师——人类思想史上的思想巨人。学生在政治领域建立的新秩序和老师在哲学领域建立的新秩序实际上是一项宏伟事业的两个方面——两个优秀的马其顿人分别统一了两个混乱的世界。

  亚历山大远征亚洲时,希腊各城的政府都是拥戴他的,但百姓却对他怀有极深的仇恨,自由和悠久的传统使他们决不会甘心俯首称臣。公元前334年,亚里士多德外出游历一番后回到了雅典,他很自然地站在了马其顿一边,并且对亚历山大征服天下大加赞赏。我们在研究亚里士多德最后十二年里撰写的数量惊人的著作时,当我们发现他既要创办学校,又要整理繁复的知识时,我们必须知道,他并不是在安静的环境里探求真理。政局动荡不安,任何时候都可能在哲学家宁静的生活中掀起波澜。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和他最终的悲剧。


二、亚里士多德的事业

  亚里士多德五十三岁时创办了一所学校——吕克昂。由于学生太多,必须制订一套详细的章程来维持学校秩序。规则由学生自己来制订,并且每隔十天就要选出一名代表来监督学校的工作。然而,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个纪律森严的所在。实际情况却是学生和老师在一起吃饭,跟着老师在体育场漫步并听老师讲课。吕克昂就是这座体育场的名字。

  吕克昂与柏拉图学园并不完全一样。柏拉图学园侧重于数学、思辨以及政治哲学,而吕克昂则以教授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为主。卜林尼说,亚历山大曾经命令猎人、园丁和渔夫为亚里士多德提供所需的一切动植物材料。另一些古代作家也告诉我们,曾经有上千人供亚里士多德差遣,他们遍布希腊和亚洲各地,为他提供各种动植物标本。有了如此丰富的材料,他才能创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动物园。很显然,这些材料对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那么,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经费从哪里来呢?首先,他本人这时已经有了丰厚的收入。其次,他与希腊一位最有势力的人物联姻,继承了大笔财产;另外,据阿特纳奥斯的记载,亚历山大向老师提供的经费达八百泰仑特(大约相当于如今的四百万美元)。有人认为亚历山大在老师的建议下,派遣了一支耗资巨大的探险队去考察尼罗河,并探询河水定期泛滥的原因。为亚里士多德编的一百五十八部宪法摘要也能说明他手下有一大群助手。这是欧洲历史上由国家资助科学事业最早的范例。

  尽管亚里士多德拥有足够的经费和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但他的设备却十分有限,这给他的研究带来了致命的缺憾。要想公平地评价亚里士多德,就必须了解这一事实。他不得不在没有钟表的情况下确定时间,在没有温度计的情况下比较温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情况下观测天体……他有的只是尺子、罗盘和另外一些简单的工具。

  现在,让我们看看发明创造是怎样载入史册的吧。由于没有望远镜,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就成了一种幼稚的冒险故事;没有显微镜,他的生物学只好在迷雾中摸索。这无疑就是亚里士多德很少做实验的原因。他所能做的只是观察,观察,再观察。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助手们积累的大量资料还是为后来科学进步打下了基础,成为两千年来的教科书。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数以百计,有人认为有四百部,还有人说多达千部,留传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逻辑学著作有《范畴篇》、《论辩篇》、《前分析篇》、《分析篇》、《解释篇》和《辨谬》。这些都是后来的逍遥派学者收集整理的,称为《工具论》,即正确的思维的工具;科学著作有《物理学》、《天论》、《生灭论》、《气象学》、《博物史》、《论灵魂》等等;美学著作有《修辞学》、《诗论》。最后是哲学著作,有《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

  这显然是一套古希腊的百科全书。它几乎包罗万象,难怪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要比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都多,他是知识与理论的集大成者,直到斯宾塞时代,还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做过,即使在斯宾塞时代,也没有谁的成就能达到他的一半。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这种征服显然要基于亚历山大的军事胜利。称他为最伟大的哲学家,也当之无愧。

  这位具有科学倾向的人身上缺乏浪漫气质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指望他像柏拉图那样文采出众。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的不是用形象的方式表现哲理的文学作品,而是专业、抽象、经过筛选的科学。如果我们为了消遣去读他的书,一定会找书店退款的。他不像柏拉图那样创造了很多文学词汇,他创造的是一套科学和哲学术语。今天,我们在谈到任何一门科学时,都会用到他发明的词汇。这些词如同化石一样埋藏在我们语言的地层中:机能、中庸、准则、范畴、能量、现实性、动机、目的、原理、形式,这些在哲学思辨中不可缺少的词汇都是在他的头脑里产生的。也许这种从轻松的对话向严谨的科学论文转变是哲学发展的必然过程。而科学作为哲学的基础,只有形成自己严格的程序和表达方式才能得到发展。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写过著名的文学对话,但却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也许,有很多打着亚里士多德旗号的著作是由他的追随者们撰写的。这些弟子根据笔记将老师的授课内容整理成书,除了那些逻辑学和修辞学论文,亚里士多德生前似乎并没有发表过别的学术著作。尽管有些著作可能出自他人之手,但其中的思想和情感却是他的。

 

三、逻辑学的创立

  亚里士多德靠自己的不懈探索,创立了一门崭新的科学——逻辑学。勒南说“那些没有受到古希腊文化熏陶的头脑是混乱的”,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公式为思想的检验提供方法以前,古希腊的思维本身就是混乱的。甚至柏拉图的思想也不够严谨,过多的神话和寓言就像浓雾一样让人迷惘。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思想随着古希腊的衰落而衰落了,但是在一千年黑暗的漫长岁月之后,一个新的民族又有了进行这种思辨的能力时,正是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的《工具论》,通过波伊提乌的翻译,成了中世纪思想的标准和经院哲学之母。虽然经院哲学为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但却使正在成长的欧洲思想界学会了演绎推理,发明了现代科学的术语,并为人类思想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简单地说,逻辑就是指正确思维的方法和艺术。它是研究所有科学和艺术的方法。甚至音乐中也蕴涵着逻辑。逻辑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是因为正确思维的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像物理学和几何学一样,可以简化成定律。说逻辑是一门艺术,它能使人在无意中形成精确的思维方式,就像钢琴家的手指在琴键上轻松自如地弹出优美的乐曲一样。

  其实,在苏格拉底痴迷地坚持定义时,在柏拉图反复推敲概念时,这门新科学就已露出了端倪。亚里士多德那篇《论定义》的小文章就说明他的逻辑学是如何得益于这一源泉的。“如果您想跟我交谈,”伏尔泰说,“请使用规范、简洁的语言。”如果辩论双方能简明扼要地表达各自的观点,那么多少场激烈的辩论只需一段话就可以解决了。严肃的讨论中的每一个词语都得经过严格的检验和推敲,这就是逻辑学的灵魂所在。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它对一个人思想的检验是无情的。但是,只要做到这一点,做任何事情都能事半功倍。

  我们怎样去论述一件事或一个术语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准确的定义都有两个部分。首先,将特定的物体与具有相同特征的物体归为一个类。比如人首先是动物。其次,指出特定物体与其他同类物体之间的差异。比如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人是理性动物,和别的动物不同之处就在于其理性。亚里士多德把一个物体投进同类的大海里,再把它捞出来,这时它已经浸透了同类物体的意义,同时它的特性也在同类物体的衬托下显示出来,它们极为相似,又极为不同。

  离开逻辑学,我们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论战的地方看着。这是“唯实论”与“唯名论”的第一次交手。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任何一个通用的名词,任何一种普遍适用于同类成员的名称,都是一般概念。所以,动物、人、书、树木都是一般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实体,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主观意识中。它们是名,而不是实。

  亚里士多德知道,柏拉图曾认为一般概念具有客观存在性,而且柏拉图还说过一般比个体更长久、更重要、更具有实质性。各色人等纷纷降生又相继死去,但“人”却与这个世界同在。亚里士多德讲求实际,他从柏拉图的“唯实论”中看到了神秘主义和学究式妄语的深远根源。他带着首次参战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抨击“唯实论”的战斗中。他说,“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

  也许持反对意见的人会说,亚里士多德如此尖刻地批判柏拉图,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受益于老师太多。在受惠者眼里,施恩者不是英雄。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态度是正确的。他注重客观现实,而柏拉图则沉浸在主观设想中。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定义的要求有一种倾向,即抛开事实,片面追求理论和规律。亚里士多德主张去观照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和现实。他对具体的个人怀有极深的感情。而柏拉图十分迷恋普遍性,以至于他为了创造一个理想国而不惜牺牲个人。

  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它让攻击老师的学生继承了老师身上的许多品质。我们自己身上就有不少我们始终谴责的品性。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进行无情的批判,是因为他身上带有太多的柏拉图因素。他也是个迷恋抽象和普遍性的人,常常为了貌似雄辩的理论而不顾简单的事实。

  在亚里士多德所作的最富独创性的贡献——三段论学说中,也留下了迷恋抽象和普遍性的迹象。三段论由三个命题组成。其中的第三个命题(结论)是前两个命题(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正确性得到确认后得出的。例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苏格拉底是个人,所以,他是个有理性的动物。问题在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把需要证明的东西当成确凿无疑的了。因为如果苏格拉底不是有理性的人(毋庸置疑,他是一个人),那么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说法就不是普遍真理了。当然,亚里士多德会说,只要个体具有某个类别的大部分特性(“苏格拉底是人”),那么就可以说该个体也具有这一类别的其他特性(“理性”)。很显然,与其说三段论是发现真理的手段,不如说是说明问题的手段。

  这与《工具论》中的其他许多内容一样,都有各自的价值。“亚里士多德发现和总结了各种理论上前后一致的规律和论辩技巧。他的这一功绩对促进人类思想进步的贡献之大,是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无法比拟的。”

 

四、科学的结构

1.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科学

  勒南说过:“苏格拉底给人类带来了哲学,而亚里士多德给人类带来了科学。”哲学在苏格拉底之前就有了,科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也已经存在,但自他们之后,哲学和科学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科学只能算一个胚胎,科学是在他的理论成熟的同时降生的。

  比古希腊更早的各文明都曾有过科学,但是从那些模糊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所反映的思想来看,我们只能说这些科学是与神学和迷信混杂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古希腊时代以前都是用某种超自然力来解释所有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最早抨击这种思想的,显然是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他们首先对复杂的天体现象和各种神秘事物作出了自然的解释。在物理上,他们探索偶然事件的原因;在哲学上,他们寻找世界总的自然理论。“哲学之父”泰勒斯主要研究天文,他曾使米利都城的居民大吃一惊,因为被当成神灵的太阳和群星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团团火球。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是希腊第一位绘出天文图和地图的人。他认为宇宙起初是一团混沌,经过一次次的两极分化,就产生了万物。无数天体在不断地变化、解体,天文史就是一切天体周而复始的重复自身的过程。由于地球内部各种力量处于平衡状态,所以它能保持平静,于是万物就得以滋生:所有的行星最初都是流体,由于太阳的烘烤蒸发才变为现在的模样;生命最早是在海洋中形成的,由于海水下降,不得不呆在陆地上,这些搁浅的物种有的逐渐发展出了呼吸能力,从而成为陆地上所有生物的祖先。最初的人类一定和现代人不同,因为假如最初的人类出生时也像现在的婴儿一样毫无自理能力,需要很久才长成人,那么人类就不可能延续至今。另一位米利都人阿那克西米尼认为,远古时期的宇宙是一团极为稀薄的物质,后来逐渐凝聚成风、云、水、土、石头。现在物质的三种状态——气态、液态和固态,正是这一过程不同阶段的反映。热和冷就是稀释和凝聚的结果。地震是液态的土壤凝结为固体这一过程引起的。生命和灵魂本是一回事。伯里克利的老师阿那克萨哥拉似乎正确地解释了日食和月食的成因;他还发现了植物和鱼类的呼吸机理;他认为人具有使用工具的智慧,在前肢摆脱了行走任务之后,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的知识发展成了后来的科学。

  赫拉克利特舍弃了财产,在以弗斯的神庙门廊里过起了清贫的生活,心无旁顾地研究起学问来,他使科学从单纯的天文学走向了更为现实的问题。他认为万物永远在运动着,即使是表面上看来静止不动的物质也在进行着看不见的运动,宇宙历史处于循环运动之中,每一次循环都始于火而终于火。赫拉克利特说:“一切事物都产生于斗争之中,也因斗争而消亡。……战争是万物之父,它使有的东西成为神,有的成为人,有的沦为奴隶,有的成为平民。”凡是没有斗争的地方,必定会出现衰败。在这变化和斗争的过程中,只有规律是永恒的。“规律对一切事物都一视同仁,它既不是神的创造也不是人努力的结果。然而,它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始终如一。”

  恩培多克勒使进化的观点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最初的器官不是今天这样的,而是经过无数次选择的结果。大自然拿生物做了许多实验,以各种方式将器官组合在一起。生物的器官组合只有适应了环境,才能生存下去,反之就会灭绝。

  在色雷斯阿大季拉城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师生那里,我们看到了亚里士多德之前科学的最后形态——结合了唯物论和宿命论的原子学说。留基伯说:“万物因必然性而动。”德谟克利特说:“其实世界上只有原子和虚空。”由于物体把原子投射到了人的感觉器官,人才会有知觉。自古以来,宇宙中有无数的天体,它们时刻都在相互撞击,并走向消亡,因为大小和形状相似的原子具有凝聚力,所以在混沌之中又不断有无数的新天体和新世界产生。宇宙不需要谁来设计,它自身就是一台机器。

  上述浅显的理论反映了亚里士多德之前古希腊科学发展的状况。考虑到科学先驱们使用的观察工具和实验仪器有多么简陋,也就可以理解这一时期科学的粗浅了。由于奴隶制的严重束缚,古希腊的工业停步不前,使这些极富生命力的科学萌芽得不到充分发展。雅典的政治生活日趋复杂,智者派、苏格拉底、柏拉图纷纷放弃了对物理学、生物学的研究,转而研究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伟大还体现在他过人的勇气和犀利的目光上。他将古希腊思想中的物理与伦理两个方面进行了综合。他越过自己的老师,重新抓住了前苏格拉底的发展脉络。他继承了前辈的工作,而且更关注细节。他喜欢以多种角度观察事物,最后,他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经过整理,形成了一个庞大、严谨的科学体系。

2.自然主义的亚里士多德

  如果我们按年代顺序先谈他的《物理学》,那么我们可能会大失所望。因为这只是一篇玄而又玄的论文,用晦涩的语言分析了物质、运动、空间、时间、无限、原因和其他类似的“终极概念”。其中有一段批判了德谟克利特的“虚空”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亚里士多德少有的幽默,这说明他喜欢未经证实的假设,还说明他喜欢对哲学前辈评头品足。我们这位哲学家喜欢在自己的著作前列出全部已有的论述,然后对每个论述进行猛烈抨击。但是,多亏了亚里士多德这种毫不留情的口诛笔伐,我们才对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

  由于以上原因,亚里士多德在天文方面的研究并没有超出他的前辈们。他没有接受毕达哥拉斯的日心说,而把宇宙中心的殊荣给了地球。不过亚里士多德那篇气象学论文却深刻、新颖,放射出启发的火光,照亮了后来者的道路。他指出,我们这个世界是循环的:太阳蒸发海洋、河流、溪泉,最后使浩瀚的海洋变成了岩石,同时,蒸发的水汽凝聚成云,变成雨水落下,重新流入江河,汇入海洋。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尽管我们难以觉察。埃及是“尼罗河的杰作”,是几千个世纪以来泥沙沉积的产物。海水在这边大肆侵蚀陆地,陆地却在那边悄然向海洋延伸;古老的陆地、海洋消失了,新的陆地、海洋又已产生,世界在生灭之间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容貌。有时,突然出现巨变,文明和生命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被摧毁。灭顶之灾频繁发生,常常把人类拖回到原始状态。人类文明犹如西西弗斯的神话,逐渐发展到了某一高峰,又退回到野蛮状态,重新开始艰难的攀登。毋庸置疑,今天流传的古老神话,其原型就是上一轮文明。

3.生物学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流连于自己庞大的动物园,渐渐发现各种生命形式可以连接成一个有序的链环,其中每一环与相邻的环差别都不大。从低级刭高级,生物体在生理结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感觉与感情等方面,每一环只比前一环稍有进步而已。在最低级的生物那里,我们连它们是死是活都难以判别了。“从无机世界到生命世界,大自然的过渡是如此精细,以至于我们看不清二者的分界线。”也许在无机世界里还有某种生命存在着。另外,许多物种我们无法确认是植物还是动物。有些低等生物彼此过于相似,要将它们归入适当的种类几乎是不可能的。生命形式的演化是无止境的,但是在各种繁复的结构中,有些特征还是明显的。随着生命体的复杂化,各项功能越来越强,智力也得到了发展,器官功能日趋专业化,生理机能趋向于集中控制。渐渐地,生命发展出自身的神经系统,大脑发育更加成熟,于是成了周围环境的主宰者。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生物发展的阶段性和生物之间的相似性,却没有形成自己的物种进化理论。恩培多克勒认为一切器官和生物体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阿那克萨哥拉认为人类智慧是手从行走中解放出来用于劳动的结果。但亚里士多德既没有接受前者的理论,也不赞同后者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人之所以用手劳动,是因为人首先拥有了智慧。显然,他犯了一个独立的生物学家所能犯的全部错误。比如,他认为在生殖活动中,雄性的作用只是刺激和促进。他没有认识到,与其说精子的主要功能是使卵细胞受精,不如说是给胚胎提供父亲的遗传基因,从而使后代成为融合了父母血缘的混合体。由于他那个时代还没有进行过人体解剖,所以他在生理学上的错误尤其多。他分不清动脉和静脉,他认为大脑的功能是使血液冷却。如果说他认为男性头颅上的缝隙比女性多还情有可原,那么他认为男性身体的一侧只有八根肋骨就无法让人同情了。最离奇的是,他说女性牙齿比男性少,而他和女性的关系显然是亲密的。

  但是,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学上的成就又是其他的任何一位希腊人都无法比拟的。他发现鸟类与爬行动物在躯体结构上很相似;猴子的结构介于人与四足动物之间;他曾大胆地宣称,人类应该划入胎生四足动物(即“哺乳动物”)一类;他说婴儿和动物在智力上没有多大差别;他还有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点,认为食物决定了生活方式:“有的动物群居,有的动物独处——它们的生活方式最适于它们获取食物。”亚里士多德预示了后来冯·贝尔提出的著名法则:在进化过程中,生物体的共同特征(如眼睛、耳朵等)的出现先于物种的特征(如牙齿的“样式”),也先于个体特征(如眼睛的颜色)。他还预见到了两千年后斯宾塞的概括:个体的进化和物种的起源正好反向发展,也就是说,物种或个体的进化程度越高,其特殊化程度就越高,后代的数量也就越少。他注意到并解释了某种类型的返祖现象——某种大的变异(如天才)倾向于在一代代繁殖中逐渐减弱,直到在后代中完全消失。他的一些动物学观点一度为后来的生物学家所排斥,但却为现代研究所证实,比如存在筑巢的鱼类、鲨鱼有胎盘等。

  亚里士多德还创立了胚胎学。他认为只有注意观察物种生长的全过程,才会有真知灼见。古希腊最伟大的医生希波克拉底是注重实验的榜样:他打破不同孵化阶段的鸡蛋进行观察,还将由此得来的研究成果写进了论文《论婴儿的发育过程》。亚里士多德仿效这种方法做了很多实验,他对小鸡的生长过程作了一番生动的描述,直到今天,仍令许多胚胎学家敬佩。无疑,亚里士多德在遗传学方面也做过一些新颖的实验,他曾引用实例说有个男子的右侧睾丸被结扎后所生的孩子中有男也有女,据此推翻了当时的一种理论:孩子的性别取决于哪侧的睾丸提供精子。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些至今也没能解决的遗传学问题,伊利斯一位女子与黑人结婚后,生下的孩子全是白人,但到了第三代却又出现了黑人。于是他提出问题,第二代身上的黑色因素藏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重要的问题离戈里格尔·孟德尔的划时代实验只有一步之遥。知道问什么,答案就已经出来了一半。的确,亚里士多德生物学著作中的缺点比比皆是,但这些著作仍然是科学史上最宏伟的丰碑。考虑到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没有系统的生物学知识,我们认为仅凭生物学上的功劳,就足以使一个人名垂青史了,但这只是亚里士多德伟大成就的开端而已。

 

五、形而上学与上帝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源自其生物学。一切事物都是由内在的、自我发展的愿望推动的。事物既是形式又是实质,形式来自实质,并能产生更高形式的实质。因此,成人是形式,孩子是实质;孩子是形式,胚胎就是实质;胚胎是形式,则卵子就是实质,由此类推,直到实质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成了没有形式的东西。但没有形式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形式。因此,从广义上说,实质只是形式的可能性。形式是实质完成了的本体。实质具有阻碍性,形式具有构建性。形式不仅是事物的外形,也是惟一形成事物的力量,是内在的必然性,是与生俱来的推动力,它可以将单纯的原料塑造成特定的外形,这就是实体潜能的实现,是事物内部力量的总和。

  一切事物都在朝着具体目标运动。自然的种种谬误和无效,都是因为实质的惰性阻碍了实现目标的力量,因此就产生了停滞,出现了种种魔鬼,并扭曲生活的本来面目。发育和成长不是随意和偶然的(否则怎么解释各种器官的普遍出现和遗传呢?)。一切事物都由内在的本质和生命规律引导,向着一定的方向运动。在鸡蛋内部的本质早已注定它要变成小鸡,而不是小鸭;橡树也是如此,只会长成橡树,而不是柳树。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并不表示有一种外在的旨意在控制着事物,事物发展的倾向是内在的,是由事物的种类和功能产生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天命,与自然因果关系是完全一致的。”但上帝是存在的,尽管他可能不是人类早期那种简单的具有人性的上帝。关于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是从探讨运动这一古老的难题入手的,他问,运动是怎样开始的?他认为运动和物质不同,他不接受运动没有开头的说法。物质也许是无始无终的,因为它仅仅是来来形式永恒的可能性,但是宏大的运动过程最终用无数形体填满了无限的宇宙,这一切始于何时,又是如何开始的呢?他认为运动肯定是有起因的,只要我们不把问题推向没有尽头的过去,我们就必须假定有个不动的第一推动者,它没有形体,不占空间,没有性别、感情、变化,它是完美和永恒的。上帝没有创造世界,但他推动了世界,而且,他不是一种机械的力量,而是驱动世上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上帝驱动世界,就像被爱者驱使施爱者一样”。所以,上帝是自然的终极力量,一切事物的推动力和目的。它是纯粹的能量,是经院哲学所谓的“活力本身”,也许还是现代物理学和哲学探讨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力”。与其说他是个人,倒不如说他是一种磁力。

  然而,亚里士多德有自相矛盾的习惯,他又说上帝是一种神秘的自省精神,因为他的上帝从不做任何事,没有欲望、意志和目的。他就是活力本身,所以就不必运动。他绝对完美,所以没有任何欲望。他惟一要做的就是思考事物的本质,但由于他自身就是万物的本质,一切形式的惟一形式,所以他惟一的职责就是冥想自我。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多么可怜——他是一个王,却无所作为。难怪英国人喜欢亚里士多德,他的上帝显然就是他们的国王或女王的翻版,甚至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自己的翻版。他的上帝像他一样恬静,没有红尘中的浪漫,一躲进象牙塔里,整个世界就消失了。柏拉图这位哲学之王是这样,严厉的耶和华是这样,温和、热心的基督教上帝也是这样。

 

六、心理学与艺术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中有许多有趣的章节。在这里,习惯的力量受到了重视,而且首次被称为“第二天性”;联想的规律虽然未作详尽解释,但也得到了系统的论述。然而对哲学和心理学极为重要的两个问题——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却没有详细论述,仍然让人迷惘。有时候,亚里士多德像宿命论者一样悲叹:“我们不能凭意志直接改变目前的状况”,但是接着他又会说出反宿命论的话来:我们可以靠改造环境来选择我们未来的命运,通过选择朋友、书籍、职业、娱乐方式来塑造我们的情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是自由的。他没有想到宿命论者对此自有现成的反击手段,他们会说,你这些塑造性格的做法,本身就是由原来的性格决定的,而原来的性格最终又是由不可选择的遗传因素和早期环境决定的。

  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理论来自一个有趣的定义:灵魂是一切有机体活动的根本原则,是它的力量和变化的总和。植物的灵魂只是一种营养和繁殖能力,动物的灵魂还有一种感知和运动的能力,而人的灵魂则是理智与思维力量的总和。灵魂是各种肉体能力的总和,两者正如火焰与蜡烛,虽然可以在想像中把它们分开,但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特定的人,其灵魂只能存在于自己的肉体之内,然而,它又不是德谟克利特所说的物质,也不会完全消亡,人类灵魂中的理智有一部分是被动的,它与记忆结合,并随着记忆的载体——肉体的死亡而死亡。但是理智中的主动部分即纯粹的思维能力却独立于记忆之外,也不会死亡。主动的理智普遍存在于人身上,与人的个性截然不同。能够超越肉体而存留下来的并非个性和欲望,而是与个性无关的思想形式。总之,亚里士多德毁掉灵魂是为了赋予它永生。永生的灵魂是没有被实在玷污的“纯粹思想”。谁拥有这种灵魂,谁就能从这种神学中得到慰藉。有时候人们不禁怀疑,这种既吃掉蛋糕又留着蛋糕的形而上学思想,会不会是亚里士多德为了免遭反马其顿势力的迫害而想出的权宜之计呢?

  心理学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领域,因此他就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几乎创立了美学——研究美和艺术的学科。亚里士多德说,艺术创造源自塑造形象的冲动和表达感情的渴望。艺术形式从本质上说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对着大自然举起的一面镜子。人能在临摹中感受到乐趣,这在低等动物中显然是没有的。然而艺术的目的并非局限于反映事物的外表,还在于表现它们的内在含义,因为艺术的实在正是这种内在含义,而不是外部特征和细节。

  高雅的艺术不但打动我们的感情,而且体现了我们的理智,这种理智上的愉悦是人所能得到的最高形式的享受。因此,艺术作品应该注重形式的完美,尤其是整体的统一。比如一出戏,应该有统一的情节,不能让无关紧要的情节扰乱了视线。最为重要的是,艺术的功能在于精神宣泄,亦即使感情得到净化。在社会规范的种种束缚下,人们心中积累的各种欲望很容易爆发为反社会的破坏行动。但是,这些欲望能以一种无害的形式,即通过观赏戏剧宣泄出来,因此悲剧能“通过怜悯与恐惧,使感情得到净化”。这一理论仅仅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它说明亚里士多德有进入一切思维领域的能力。

 

七、伦理学与幸福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期望得到他的指点,争相投到他的门下。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兴趣却离开了具体的科学,转向了不可捉摸的行为与性格问题。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纷杂的世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才是最好的生活?或者说完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美德是什么?我们怎样获得幸福?

  他的伦理学很简单,也结合了当时的实际。他受过科学训练,所以既不宣扬超人的理想,也不空谈如何实现完美的生活。桑塔亚那说:“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概念十分合理,每一个理想都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每一个自然的事物都有理想的前途。”亚里士多德坦率地说,善并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幸福。“我们追求幸福是为了幸福本身,而不是为了别的;有时我们之所以选择荣誉、快乐、智慧等等,是因为我们相信幸福能够通过它们获得。”但是他也发现,把幸福说成终极的善,完全是老调重弹。最需要说明的是幸福的本质和怎样获得幸福。因此他深入研究了人和别的生物的根本区别,认为人的幸福在于充分发挥人类的特性。因为人的独特优势在于思维能力,人正是凭着这种能力才超越并主宰了其他一切生命形式,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发展思维能力能给人带来幸福。除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幸福的主要条件就是理智的生活一一这是人类特有的荣誉和能力。美德或优点要依赖于明智的判断、自我控制能力和协调欲望的方法。美德不是俗人所能具有的,也不是天真的愿望所能产生的——它是经过充分发展的人凭经验获得的。要获得美德就必须走中间的道路,即中庸之道。性格可以分为三部分,两头为极端和缺陷,中间才是美德或优点。所以,怯懦和鲁莽之间是勇敢,吝啬与奢侈之间的是大方,淡薄和贪婪之间的是志向,自卑与骄傲之间是谦虚,沉默与吹嘘之间是诚实,暴戾与滑稽之间是幽默,争斗与阿谀之间是友谊,哈姆雷特的犹豫和唐·吉诃德的莽撞之间是自制。因此,伦理上的“对”与数学上的“对”没有什么区别,它们指的都是适度,适度就是取得最佳效果的方式,

  但是,中庸之道并不是根据两个可以精确计算的数字得出的平均数,它是一种变量,随着各种情况、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思想成熟、处事灵活的智者才能做出准确判断。美德是一种艺术修养,必须经过训练才能获得。我们不是由于有了美德才正确地行动,而是由于正确地行动才有了美德。“人先有了行动,才会形成这种行动的美德”。反复的行动才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因此,美德不是一次行动,而是一种习惯。“人的善行是灵魂在实现完美生命的过程中发挥的一种作用。……就像并非一次晴天或一只燕子就能构成春天一样,一个人的幸福也并非为善一时就能一劳永逸。”

  年轻人易走极端,“如果一个年轻人犯了错误,那总是因为做得太过分。”对年轻人和许多年龄比他们大的人来说,困难的是如何避免走出一个极端又陷入另一个极端。骄傲自满固然会引起非议,过分谦虚又未免做作。坚持极端而不自知的人蔑视中庸之道,他们“谁也不会容忍一位持中间立场的人,勇敢者被懦夫指责为鲁莽,被鲁莽者骂成懦夫,其他各种中庸行为,也都会遭到两个极端阵营的指责。”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自由分子”被激进分子斥为“保守派”,而保守派又说他们是“激进分子”。

  显然,中庸之道几乎是一切古希腊哲学流派的共同特点。柏拉图持中庸立场,所以称美德为和谐的行为;苏格拉底持中庸立场,所以将美德与知识等同起来。希腊七贤开创了中庸传统,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刻下了“物极必反”的箴言。也许正如尼采所说,所有这些都是古希腊人克制自己的火暴脾气所作的努力。更准确地说,这一切都表明古希腊人认识到了“情感本身无所谓好坏”,要看它所起的作用是否适度,或者说是否有节制。情感既是罪恶的根源,也是美德的根源。

  但是务实的亚里士多德又说,中庸之道并非幸福的惟一秘诀。我们还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因为贫穷会让人变得吝啬和贪婪,而富有则可以使人摆脱焦虑和贪婪——这是心平气和的根本保证。在有助于获得幸福的所有外界条件中,友谊是最高尚的。幸福比不幸更需要友谊,因为幸福与人分享就可以成倍增长。友谊比公正更重要,因为“如果人人都成为朋友,公正就可有可无:但如果人人都公正,友谊仍然是额外的收获”。“朋友是两个身体共有一个灵魂”,而友谊又意味着有少数朋友而不是很多朋友,因为“朋友最多的人其实一个朋友也没有”;“同时与很多朋友建立真诚的友谊是不可能的”。真诚的友谊需要的是持久的热情,而不是一时的亲热,就是说交朋友需要有稳定的性情。友谊的前提条件就是平等,出于感恩的友谊最多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苟合。“通常,施恩者对受恩者的友谊比后者对他们的友谊要多。这就像债务关系,……负债者恨不得离债主远些,而债权人恨不得拴住欠债的”。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他更愿意相信施恩者喜欢受恩者,正如艺术家喜爱自己的作品,或者母亲喜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喜欢自己创造的东西。

  虽然财富和友谊都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但获得幸福的关键还在于广博的知识和纯洁的灵魂。感官享乐当然不能算幸福,这种快乐正如苏格拉底形容粗俗的伊壁鸠鲁享乐主义时说的:“为了瘁而挠,为了挠而痒。”博取功名也不是幸福,因为走上政坛,就得按照民众的意志行事,而民众又是最反复无常的,因此,幸福只能是理智的快乐,只有通过追求真理获得的幸福才是真实的。

  不过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完人,并不仅仅是坐而论道的思想家。他不会无端地冒险,因为世上值得他关心的事很少,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会自觉地牺牲生命——因为他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苟且偷生,他助人为乐,……他不喜欢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他是非分明,光明磊落。他蔑视俗人和俗事……从不热烈地赞美什么,因为在他眼里根本没有称得上伟大的东西。他决不阿谀奉承,因为那是奴隶的特征。……他从来没有恶念,受了伤害也不放在心上。……他不喜欢高谈阔论,……不把荣辱放在心上,他从不背后议论别人,哪怕是敌人。他举止稳健、措词很有分寸。他从不慌张,因为他在乎的东西很少。他从不激动,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意外与不测,他能够从容面对,并能从苦难中找到乐趣。……他喜欢安静独处、自娱自乐。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心中的完人。

 

八、政治学

1.共产主义与保守主义

  这种贵族伦理学是如此崇高,由此派生的贵族政治哲学自然会更崇高,更令人生畏。我们不要指望皇帝的老师、公主的丈夫,会与平民百姓或商业资产阶级有什么亲密的接触。由于雅典的民主政治导致了动荡和灾难,亚里士多德是保守的,他像所有典型的学者一样,向往秩序、和平与稳定。他认为在动荡的时候不能进行政治煽动,只有政局彻底稳定时,才能进行改革。亚里士多德说:“对法律进行草率的改革是一种灾难,如果改革收效不大,那么不如像哲人一样,对统治者的某些缺陷采取容忍的态度,因为改革后公民得到的好处要少于由于他们不守法所失去的好处”。要想保证人人守法,以维持政治的稳定,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社会风气。“轻率地用新法取代旧法,肯定会削弱所有法律的本质”。我们不要忽视几百年的经验,“那么多年都过去了,如果这些东西是优越的,就不会直到今天仍无人知晓。”

  显然,“这些东西”指的是柏拉图的共产主义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普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也反对他关于政治体制的理想主义,他在老师所描绘的图画上发现了许多败笔。亚里士多德虽然保守,但在他眼里,个性、隐私和自由要高于社会效益和权力。他不愿把每个同龄人都称作兄弟或姐妹,也不愿称每一位长者为父亲或母亲,因为如果大家都是兄弟,就等于谁也不是你的兄弟,而且,“做某个人真正的表兄。而不是给人家当柏拉图式的儿子,不是更好吗?”在一个柏拉图设想的女人和儿童归大家所有的国家里,“爱是平淡乏味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爱也许不会存在。”

  也许在我们模糊的记忆里,曾经有过某种共产主义生活,家庭就是国家,游牧或者原始的耕种就是惟一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同的社会分工引起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原本就有的不平等,共产主义只好土崩瓦解,因为它不能为人们发挥能力提供足够的动机。假如社会财富为大家所共有,那么人们就不会爱护任何东西。“一件东西的主人越多,它得到的照顾就越少。每个人主要考虑的不是公共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人们共同拥有某种东西,尤其是财产,终究会产生很多麻烦。别说令人难堪的共妻制,就是结伴旅行也多半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弄个不欢而散。”“人们总喜欢听‘乌托邦’之类的空谈,容易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无条件地成为我们的朋友,尤其是在听到有人抨击现有的种种罪恶时,更会想入非非。现有的罪恶据说都是私有制带来的,但实际上,这些罪恶完全来自另一个根源,就是人性的恶。”

  但是一般人的人性都离上帝较远,而更接近于野兽。大部分人是天生的懒汉,无论在哪种制度下,他们都将沦落到社会的底层。让国家资助他们,“等于往无底的桶里倒水”。这些人在政治上必定要受别人统治,在生产上要受别人指挥。能凭智慧预见未来的人,就能成为君主或主人。只会以体力干活的人,注定就是奴隶。奴隶之于主人,如同肉体之于心灵。既然肉体要服从心灵,那么“所有低下的人最好都服从主人”。“奴隶是有生命的工具,而工具是没有生命的奴隶”。工业革命为我们开创的种种可能,这位铁石心肠的哲学家早已预见到了。他满怀希望地写道:“如果每个工具都能各尽其能,服从人的意志,……如果梭子能自动纺织,乐器能自行演奏,那么工头就不需要助手,主人也不需要奴隶了。”

  这种哲学说明了古希腊人对体力劳动的轻视和厌恶。当时雅典的各种体力工作还不像今天这样复杂。如今的许多体力工作所需的智力往往比那个时代要求中产阶级的还要多。现在的大学教授可能会将一个汽车修理工看成一个神,而那个时代的体力劳动只是出力气而已。亚里士多德就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蔑视它的,认为体力活是没有头脑的人干的,而且它会进而使头脑变得迟钝。由于体力劳动者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求政治智慧,所以必然只有那些有闲的人才能从政。

  “最好的国家不允许技工成为公民。……底比斯的法律规定,只有从行业中退下来十年以上的人才能担任某种职位。”亚里士多德甚至将商人和金融家也划入奴隶的行列。“零售是一种不合理的贸易,……这是一种欺骗性的谋生方式。各种交易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高利贷,即靠钱来谋利。钱本来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不应该成为赚钱的工具。高利贷是所有赢利方式中最不合理的。”所以,“金融理论不值得哲学家去研究,金融这种以钱赚钱的勾当也不值得一个自由人去干。”

2.婚姻与教育

  女人和男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野蛮人和希腊人的关系都应该是奴隶和主人的关系。女人相当于不成熟的男人,在生理上处于较低层次。男人天生优越,应该做统治者;女人天生低劣,理应接受统治。这一原则一定能推广到全人类。女人意志薄弱,因此没有独立性。她最好是满足于平静的家庭生活,负责各种家务,而男人则负责与外界的联系。女人不能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那样,和男人做一样的事情,相反,男女之间的差别越大越好,因为有差别,才能互相吸引。“和苏格拉底的观点正好相反,男人和女人在勇气上的表现是不同的,男人的勇气表现在指挥上,而女人的勇气表现在顺从上。……正如一首诗中所说的:‘女人的荣耀就是保持沉默’。”

  亚里士多德似乎觉得奴役妇女是男人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他主张男人到三十七岁左右才结婚,娶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子。男人似乎可以因此获得一种优越地位。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主张这种数学式的婚姻,是因为按这种年龄结合的配偶,其生育能力和情欲差不多会在同一时期消失。“假如女子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而男子仍然充满生气,或者反过来,都会导致互相争吵和厌弃。……既然男子的生育年龄一般是七十以下,女人是五十以下,那么男女结婚的年龄就应该符合这一规律,太早了于后代不利,没有发育成熟就生儿育女的动物,其后代往往难以茁壮成长,而且多为雌性。”健康比爱情更重要,婚姻问题不应该由易变的年轻人自己决定,而应该由国家进行监督和管理。国家应该规定男女婚龄、受孕时机、人口增长率等。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可以用堕胎来取代残酷的杀婴陋习,以便“在知觉尚未形成时就让生命结束”。

  每个国家根据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设定一个理想的人口总数。“人口太少的国家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如果太多,……国家就成了联邦国家,无法维持立宪的政府。”也难以保证种族和政治的统一。每个国家的人口总数不能超过一万。

  教育也应该为国家所掌握。“维护宪法的最好办法是使教育适应政治体制。……应该根据政治体制去塑造全体公民”。国家通过控制学校,可以让人民放弃工商业而转向农业。在保证财产私有的同时,鼓励人们将财物适当地归公,与全体公民共同享用。“在优秀公民中间,‘朋友不分你我’这一谚语将会得到体现”。但是,最重要的是教育青少年守法,否则国运就不会长久。“有句谚语说得好:‘不善于服从的人就不善于指挥’。……优秀公民应该既能服从又能指挥”,种族繁杂的社会中,教育系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才能实现天下的统一。还必须让年轻人知道,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多么好的条件:社会组织提供了安全,法律保障了自由。“趋于完美的人是最优秀的动物,而离群索居的人就会成为最凶恶的野兽。而且,人天生就已具备了智力的武器,随着性格的发展,他有可能将智力用于最卑鄙的目的。因此,如果一个人没有美德,就会成为最邪恶、最野蛮、最贪婪、最放纵的动物”。只有社会的控制能够使他们具备美德。人们通过语言建立了社会,通过社会发展了智力,有了智慧才能建立秩序,有了秩序才能发展文明。在一个有序的国家,个人有无穷的机会来施展才能,绝不是脱离社会的生活所能比拟的。因此,“离群索居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仙。”

  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是不明智的,革命可能带来的好处不足以抵消随之而来的坏处,主要是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开明政治所必须的社会结构。片面看待事物的人会觉得下结论并不难。”一个人依据越少,往往越容易作出决定,“年轻人最容易受骗,因为他们总是满怀希望”。标新立异的政府喜欢压制传统习俗,却常常因此而垮台,因为传统习俗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而人的性情不像法律那样容易改变。要想宪法得以长久维持,就必须争取社会全体成员的支持。因此,统治者要想避免革命,就应该防止严重的贫富分化——“通常,这是由战争造成的”。统治者应该鼓励移民,通过疏散人口来避免危机。他还应该鼓励宗教信仰,并“做出虔信上帝的姿态。因为百姓看到统治者敬仰上帝,就会认为上帝是与他在一起的,也就不会因为担心在他那里遭受不公而发动革命。”

3.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

  只要由宗教、教育和家庭的等级划分作为保障,几乎任何一种传统的政体都能长久存在下去。任何政体都是与自身特定的情况相适应的,从理论上讲,由最优秀的人掌权的政体就是理想的政体。对这样的统治者,法律不是一种束缚,而是一种工具。“拥有杰出才能的人不受法律约束,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法律。”为他们制订法律是荒谬的,他们会反问:安提西尼有一个寓言,说的是百兽在一起聚会,兔子大发议论,称所有的野兽应该一律平等,狮子问它:“那么你们的利爪在哪里?”事实上,君主制是最坏的政体,因为实力并非总是与崇高结合在一起的。可行的最佳政体是贵族制:即由具有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能力的少数人掌握政权。复杂的政府事务,不能凭人数的多少来决断。不太重要的问题,可以由才能出众的专业人士来处理。“医药上的事应该由医生来决定。……同样的原则不也适用于选举吗?正确的选举只应该由各行业的专家来决定,比如根据几何学的造诣来选择几何学家,根据航海知识的渊博程度来挑选水手和船长,……所以,选举官员不应该由普通百姓来决定。”

  世袭贵族的困境在于他们没有不变的经济基础。后起的富人层出不穷,迟早会通过金钱垄断权力。“甚至最高的地位都可以用金钱购买。这显然不是件好事。如果法律容忍这种行为,就会使金钱重于能力,进而使整个国家拜金主义风行,因为只要统治者们认为什么事可以做,那么民众就会纷纷效仿。而在能力得不到重视的地方,贵族政治只能是一句空话。”

  通常,民主政治是反对寡头独裁的革命导致的。马克思说,“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总是使统治阶级数量趋于减少,而使群众的力量增强,最后他们会超过统治者,建立民主制度”。这种“穷人统治”有不少优点。“和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相比,民众中个体的判断力要差很多,但就整体而言,也足以与他们抗衡。另外,对艺术品作出最好评论的并非仅仅是艺术家自己,还包括那些没有掌握这门艺术的人。住房的人比建筑师更能判断房子的好坏,……食客比厨师更能品评菜的味道。大众要比少数人更不容易堕落,正如一缸水比一杯水更难弄脏一样,个人容易受愤怒或其他情绪的影响作出错误的判断。但许多人同样感情用事,同时出错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但是,从整体上说,民主政治不如贵族政治,因为民主制的基础是对平等的误解。“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人们认为某个方面平等了(比如法律),其他一切方面也会平等,因为人们享有同样的自由。”其结果就是数量压倒了能力,而人数是可以受阴谋控制的,因为人民最容易受骗,他们的观点反复无常,所以投票选举的范围应限制在智者中间,我们需要的应该是以民主政治为辅的贵族政治。

  立宪政体就是这二者的完美结合。尽管它不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政体——最佳政体应该是以教育为基础的贵族政治,但也算是可以实现的最佳政体了。“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多数国家最好的宪法,什么是多数人最好的生活,不要制定大众达不到的高标准,不要实行自然环境无法满足的教育体制,也不要追求无法实现的理想国。我们要记住,生活必须是绝大多数人能共享的生活,政体必须是多数国家可以实行的政体”。“从一开始,就必须确定一个普遍原则,即国家现行政体的支持者比其反对者占优势,所谓“优势”,不仅在于人口数量和财产多少,也不仅在于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而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总和。所以既要注重“人口资源优势,也要注重自由、财富、文化和高贵的血统等因素”。那么,哪里会有这样一个拥有经济实力的多数派来支持我们的立宪政体呢?也许那就是中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要采取中庸之道,就像立宪政体介于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之间一样。只要通向每个职位的道路都对全体民众开放,国家的政治就会是充分民主的:只要所有职位只对有经验的人开放,国家的贵族政治也就会很充分。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永恒的政治问题,我们都会得出完全一样的结论:长远目标应由公众来决定,实现目的的手段则由专家来决定。选择目标应该通过民主讨论,决策机构应该由严格筛选出来的专家组成。

 

九、评论

  面对这样的哲学观点,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也许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高兴的。亚星士多德很难赢得人们的热爱,因为他自己就很少热爱过什么,“如果你想让我流泪,你自己就得先哭一场。”亚里士多德没有他的老师那种独创精神和迷人的魅力。但是,读过柏拉图之后再体味一下亚里士多德那种镇定的怀疑精神,我们就会觉得还是后者对我们更有帮助。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新的思想训练方法和新的原则——这一切都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不朽的成就。但是,由于缺乏实验和具体的假设,使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只是一堆粗略的观察资料。他善于收集资料并进行分类,他在各个领域都运用范畴、编制目录。然而他还像柏拉图一样对形而上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使他在各门科学中都提出了不少荒谬的假设。这的确是希腊精神的极大缺陷:在未受过严格训练和缺乏规范传统的情况下就草率地下结论,于是古希腊的哲学迅速跃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它的科学却落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正好相反,总结性的资料像维苏威火山爆发一样铺天盖地;未经整理的材料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由于缺乏综合的思想和统一各学科的哲学指导,各种学科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专业纷杂的混乱世界,我们也失去了原貌,成了一群支离破碎的人。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其逻辑学的一个分支:理想的生活就像完整的三段论。他给了我们一本礼仪手册,却没有鼓励我们行善。一位古代批评家说他“中庸得太过分了”。极端主义者也许会说他的《伦理学》是一些陈词滥调。

  亚里士多德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希腊人,在来到雅典之前,他的性格就已经定型了。他与雅典人截然不同,他稳重踏实,很少表现出令人振奋的实验精神。但正是这种精神使雅典的政治生活变得动荡不定,最后使它臣服于统一天下的专制君主。亚里士多德对德尔斐的竞争精神理解得十分透彻;对各种偏激言论,他总是迫不及待地加以贬斥。他过于害怕混乱,竟然忘了奴隶制也同样可怕。他对动荡感到不安,所以宁愿选择某种近于死板的稳定状态。他完全不了解赫拉克利特的流变理论,而正是这种理论使保守派相信一切变化都应该循序渐进,而使激进派认为不变是荒唐的。他忘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只对优秀、无私的极少数高贵的人开放,却绕着弯子回到了柏拉图式的结沦:财产应该私有,但财产的使用却应该尽可能让大众参与。他没有认识到,只有在生产资料人人都能买得起的情况下,个人掌握生产资料才能起到鼓励的作用:随着生产资料的种类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必然导致所有权的集中化,并最终出现人为的、毁灭性的不平等。

  但是,这些不足毕竟是瑕不掩瑜。亚里士多德是有史以来独自创立宏大思想体系的第一人,很难想像还会有第二个思想家能够像他那样对人类启蒙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每个时代的后来者都从他的著作中汲取过营养,并站在他的肩膀上认识真理。灿烂、宏伟的亚历山大文化,就是在他那儿找到了科学的灵感。中世纪的野蛮头脑进化为文明的现代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起了关键作用。他的其他著作在公元五世纪由聂斯脱利教徒译成古叙利亚文,十世纪又由此译成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大约公元125年又转译成拉丁语。这些著作使经院哲学从阿伯拉尔的简洁和雄辩变为托马斯·阿奎纳的百科全书式的面面俱到。十字军东征带回许多更准确的亚里士多德原希腊文抄本,1453年,希腊学者从被土耳其人围困的君士坦丁堡逃出时,又带回了更多的亚里士多德原著。像神学界尊崇《圣经》一样,欧洲哲学界也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奉为金科玉律,世间的一切问题,都能从中找到答案。1215年,罗马教皇在巴黎的使节曾禁止学校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231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加以删节。到了1260年,亚里士多德哲学已经成了每所基督教学较的必修课,谁敢稍微背离他的观点,就会受到教会的惩罚。乔叟写他的学生如何快乐是因为

  在但丁的《神曲》中有这样的描写:

  在一群哲学家中,

  我看见了智者的大师。

  我还看见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他们站在众人前面,离他最近。

  从这几行诗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斯塔基拉人一千多年来享有多么崇高的声誉。直到人们发明了新工具,积累了更详尽的观察资料,进行了很多实验,才使科学焕然一新。奥卡姆、拉米斯、罗杰尔·培根和弗朗西斯·培根等人由此获得了更新更好的武器,亚里士多德的统治才宣告结束。就统治人类思想领域的时间而论,没有人能超过亚里士多德。

 

十、晚年与逝世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生活逐渐变得麻烦起来,以至于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他的侄子加利西尼不肯奉亚历山大为神,因此被处以死刑,亚里士多德身不由己地卷进了反对皇帝的活动。对此亚历山大暗示说,没有人能违抗他,即便他想处死哲学家也易如反掌。这时,亚里士多德正在雅典人中殷勤地为亚历山大辩护。他希望整个希腊团结起来,反对城邦至上。他认为城邦各自为政的局面一旦结束,科学、文化将会空前繁荣。就像后来歌德崇敬拿破仑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亚历山大是统一天下的英雄。他的言论激怒了热爱自由的雅典人。亚历山大在这座充满敌意的城市里竖起了亚里士多德的雕像后,雅典人对他就更加痛恨了。在这场混乱中,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的印象与他在《伦理学》中留给我们的印象截然不同,他并不是一个冷漠、超然的哲人,而是一个斗士。尽管人们群起而攻之,他仍然挺身而出,不肯放弃他那伟大的事业。柏拉图学园的学生、伊索克拉底的雄辩派,以及被狄摩西尼的雄辩煽动起来的愤怒的民众,全都要求将他流放或者处死。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去世,雅典城陷入了狂欢之中,马其顿派立即瓦解,雅典宣布独立。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亚里士多德的密友安提帕特率部前去镇压,可是马其顿人大多中途逃走。大祭司欧里麦顿对亚里士多德提起诉讼,指控他说过:祈祷和献祭毫无作用。亚里士多德发现自己注定要被公审,他知道眼前这群人远比处死苏格拉底的人还要凶残,于是明智地离开了雅典,表示不愿给雅典第二次对哲学犯罪的机会。这并非怯懦,在雅典,受到指控的人是有权选择自我流放的。亚里士多德到达哈尔基斯不久就病倒了。第欧根尼写道:现在,一切都背离了他,这位年迈的哲学家绝望了,他喝下大量的毒药自杀而死。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可信,他的病情肯定是严重的,离开雅典几个月后,这位孤苦的哲学家就离开了人世。

  就在这一年,亚里士多德的死对头,与亚里士多德同龄的狄摩西尼也服毒自杀了。一年之内,希腊失去了最伟大的统治者——最伟大的雄辩家和最伟大的哲学家。希腊昔日的光辉在罗马帝国晨曦的映照下黯然退去。不过罗马光辉的源头不是思想,而是武力。不久,这种炫目的光芒也逐渐暗淡了。此后的一千年,黑暗笼罩了欧洲大陆,全世界都在期待着哲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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