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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

时间:2013-05-31 16:23来源:《哲学的故事》 作者:维尔·格兰特 点击:
一、 历史背景与生平 l. 犹太人漫长的漂泊史 犹太人背井离乡、散居异邦的经历,是欧洲悲壮的史诗之一。公元 70 年,罗马人对耶路撒冷的攻占使他们失去了家园,逃亡和经商使他们散


一、 历史背景与生平

l.犹太人漫长的漂泊史

  犹太人背井离乡、散居异邦的经历,是欧洲悲壮的史诗之一。公元70年,罗马人对耶路撒冷的攻占使他们失去了家园,逃亡和经商使他们散落到了世界各国。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对他们进行过迫害和残杀——尽管这两大宗教都源自犹太人的经文和传说。封建制度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行业协会不许他们参与实业;他们被围堵在异常拥挤的犹太人居住区,只能从事屈指可数的几种行业。他们遭到过民众的骚扰和君主的掠夺,随着他们的金融和商业的发展,他们建立了近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城镇,他们依然四处漂泊,被拒绝在宗教之外,饱受侮辱和伤害。他们没有任何政治组织,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然而这个奇特的民族却生存了下来,保持了种族和文化上的完整。犹太人的古老礼仪和传统得到了精心的维护,他们耐心而执著地等待着获救的那一天,人口发展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由于这个民族的天才们的贡献使它在每一个领域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犹太人在经过了两千年的漂泊之后,又成功地回到了他们念念不忘的古老家园。什么样的戏剧能比他们苦难的历程更悲壮和辉煌,什么样的故事能与这真实的传奇媲美呢?

  早在圣城陷落前许多世纪,犹太人就开始散居世界各地。通过提尔、西顿和其他港口,犹太人遍布地中海沿岸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有的去了雅典和安提俄克,有的去了亚历山大利亚和迦太基,有的去了罗马和马赛,有的甚至去了遥远的西班牙。圣殿被毁后,散居行动几乎变成了民族大迁徙。最后,这种迁徙形成了两股潮流,一股沿多瑙河和莱茵河到了波兰和俄国,另一股随着征战的摩尔人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中欧,犹太人以其经商和理财能力而出名;在伊比利亚半岛,他们愉快地汲取阿拉伯人在数学、医学和哲学上的知识,并在科尔多瓦、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等地的学校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十二、十三世纪,这些地方的犹太人在传播古老的东方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科尔多瓦,摩西·迈蒙尼德这位当时最优秀的医生写下了著名的圣经注释《指点迷津》。在巴塞罗那,克雷斯卡斯提出了轰动整个犹太教的异端邪说。

  在1492年费迪南德攻占格拉纳达并将摩尔人赶走之前,西班牙的犹太人一度发展得十分昌盛。但是,从此以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犹太人失去了以前在伊斯兰教宽松统治下享有的自由。审判异端的巨浪扑向了他们,他们必须作出选择:不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就要被流放和没收财产。实际上,极端仇视犹太人的并不是教会——罗马教皇曾多次抗议宗教裁判所的暴行,而是这位西班牙国王认为,他可以用这些异族人辛苦攒下的财富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就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同一年,费迪南德也发现了犹太人。

  大多数犹太人选择了那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他们四处寻找容身之所。有些人乘船想进入热那亚和其他意大利港口,在遭到拒绝后,他们忍受着不断增长的苦难和疾病继续航行,终于抵达非洲海岸。许多人在那里遭到了杀害,因为当地人认为他们携有大量珠宝。少数人被威尼斯接纳了,因为这座城市明白,它在航海方面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犹太人。还有一些犹太人资助哥伦布的航行,他可能就有犹太血统,他们希望这位伟大的航海家能为他们找到一个新家园。更多的人登上了当时那些极易损坏的小船,沿着大西洋向北航行,穿过敌视他们的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海峡,终于在宽容的荷兰受到了一些欢迎。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来自葡萄牙的家庭,户主叫埃·斯宾诺莎。

  自那以后,西班牙日渐衰落,荷兰却日益兴盛起来。1598年,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建起了第一座犹太教堂。七十五年后,他们建造另一座教堂时,他们的基督教邻居还资助了这项工程。如果从伦勃朗不朽的作品中那些犹太商人和拉比心满意足的样子来判断,那时的犹太人是很幸福的。但是,接近十七世纪中期时,这种平静的生活被一场激烈的内部争端破坏了。乌列·阿·科斯塔,一位兴冲冲的小伙子,和另一些犹太人一样,受文艺复兴时期怀疑风气的影响,写了一篇论文,猛烈抨击了对来世的信仰。这种否定并不一定违背了古老的犹太教义,但犹太教会却强迫他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免引起当地基督教会的反感,尽管基督教会曾慷慨地接受过他们,但同样会对敢于如此抨击他们教义的异端邪说产生无法消除的敌意。悔过的方式是要求这位高傲的年轻人横躺在犹太教堂门口,让集会人员依次从他身上跨过。乌列受不了这种羞辱,回家后写了一封谴责迫害者的遗书,然后开枪自杀了。

  这件事发生在1640年,当时巴鲁克·斯宾诺莎这位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犹太人”和最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也是犹太教公众引以为荣的学生。

2.斯宾诺莎的教育

  犹太人的长期漂泊史构成了斯宾诺莎的思想背景,并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犹太人,尽管他后来被赶出了犹太教会。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商人,但年轻的斯宾诺莎并不喜欢这种营生,他宁愿在犹太教堂内度过他的时光,认真学习本民族的宗教和历史。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长者们视他为团体和信仰的希望。不久,他的兴趣就从圣经转向了犹太教法典的极为艰深的注释,后来又转向了迈蒙尼德、列维·本·格尔森、伊本·埃兹拉和克雷斯卡斯等人的著作,他强烈的求知欲甚至延伸到了伊本·盖比鲁勒的神秘哲学和摩西艰深晦涩的犹太教教义的迷宫。

  摩西的上帝与宇宙同一的观点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主张世界永恒的本·格尔森那里也找到了相同的观点。克雷斯卡斯也认为,物质的宇宙就是上帝的形体。在迈蒙尼德的书中,他读到了有关阿威罗伊学说的讨论,阿威罗伊认为永恒是没有人格的。但是,在《指点迷津》一书中,他看到的迷雾要多于指导,因为这位伟大的拉比提出的问题比他解答的问题还多。斯宾诺莎在忘掉迈蒙尼德的解释很久之后,发现《旧约》中那些矛盾和难点却依然留在他的思想里。对一种信仰来说,它最聪明的捍卫者,就是它最大的敌人。斯宾诺莎渎书越多,思考得就越多,他单纯的信仰也就变成了日益增长的怀疑和迷惘。

  好奇心促使他去阅读基督教思想家们关于上帝和人类命运这类问题的著作。他开始和一位名叫凡·丹·恩德的荷兰学者学习拉丁文,从而走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生活和知识的天地。他的老师也有点异教徒气质,是一位宗教信条和政府的批评者,也是一位冒险者,他走出书房,参加了针对法国国王的反叛活动,结果在1674年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美丽的女儿从拉丁文那里夺走了斯宾诺莎的感情,但是,这位年轻的女士把钱财看得比爱情重。当另一位男子带着昂贵的礼物前来求婚时,她就对斯宾诺莎失去了兴趣。无疑,就在那一刻,我们的主人公成了哲学家。

  无论如何,他终于掌握了拉丁文,然后通过拉丁文开始接触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遗产。他似乎研究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他更喜欢那些伟大的原子论者,如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斯多葛学派也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他还读了经院哲学家们的作品,他不但由此掌握了哲学术语,还掌握了运用公理、定义、命题、证明、附注、推论等阐述自己观点的几何学方法。他研究过布鲁诺(1548-1600)这位高尚的反叛者。“高加索山上的全部积雪也熄灭不了布鲁诺激情的火焰”,布鲁诺在各国漫游,了解了各种学说,但总是“又从入口处走了出来”。他不断怀疑,不断探索。最后,宗教裁判所的判决是“用最仁慈的、不流一滴血的方法”将他处死,也就是活活烧死。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意大利人留下了多么宝贵的精神财富啊!首先是关于统一的伟大见解:所有的现实都有统一的物质、原因和起源;上帝与现实是一个统一体。同样,精神与物质也是统一的,现实的一个微小的粒子都由不可分割的物质和精神组成。所以,哲学的目的就是要从多样性中看出统一性,从物质中看出精神,从精神中看出物质;就是去发现对立中的统一,并上升到对普遍统一性的最高认识,也就是说用理智的方式去热爱上帝。所有这些观点都成了斯宾诺莎思想的组成部分。

  但是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笛卡尔(1596-1650),这位近代哲学史上的主观唯心主义之父(正如培根是客观唯物主义之父一样)。笛卡儿的核心思想是意识的第一性,也就是精神对自身的理解比对所有其他事物的理解更敏捷和直接。精神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只限于外部世界以感觉和知觉的方式给精神留下的印象。所以。哲学必须从个体精神和自我开始,其第一原理就是“我思,故我在”。也许这个出发点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因素,但它无疑像一顶魔术师的帽子,可以变出各种各样的思辨结果。于是,一场有关认识论的伟大游戏开始了,它随着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休谟和康德的出现而逐步演变为一场“三百年战争”,这场战争在促进近代哲学的同时也践踏了它。

  然而斯宾诺莎感兴趣的,并不是笛卡儿的这方面思想。他不愿意在认识论的迷宫中忘记自己的方向。他关注的是笛卡儿的一种构想,即在一切物质形式和一切精神形式背后,分别有一个均质的“实体”。将实在分成两种终极实体的构想,对信奉统一的斯宾诺莎来说是一种挑战,就像在他思想的沃土里种下了一粒种子。此外,令他感兴趣的还有笛卡儿用机械和数学法则去解释上帝和灵魂之外的世界的愿望,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达·芬奇和伽利略,也许它反映了当时意大利城市中工业的发展。笛卡儿认为,当上帝给了最初的推动后,天文、地理以及所有非精神事物的发展,都可以用一种最初以分散形式存在的均质实体来解释。而且,每种动物的各种运动,甚至人的运动,都是一种机械运动,例如血液循环和反射作用。整个世界和每个躯体都是一部机器。但是世界之外还有上帝,躯体之中还有灵魂。

  到这里,笛卡儿停下了脚步,而斯宾诺莎却兴冲冲地继续向前。

3.逐出教会

  以上是这位外表文静、内心活跃的年轻人在1656年以前(他生于1632)的思想历程。1656年,他被指控发表异端言论而被召到犹太教会的长老们面前。他们问他,是否对朋友们说过上帝也许有一个形体——即物质世界,天使也许是一种幻象,灵魂也许仅仅是生命,《旧约》根本就没提到过永恒的存在。他真的说过这些吗?

  他当时是怎样回答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犹太教会许诺向他提供年金,其价值相当于500美元,条件是保证至少在表面上忠于教会和宗教。他拒绝了这个要求,1656727丑,他被开除了教籍。“在宣读开除教籍的决定时,一支大号角不时发出悠长的哀鸣,点燃的蜡烛被一支支吹灭——象征被开除者精神生命的泯灭,随后全体与会者置身于一片黑暗中。”

  范·佛罗登为我们留下了开除教籍的公告:

  教会长老宣告,他们在确知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邪恶言行之后,曾采取各种方法尽力使他迷途知返,但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更加猖獗地宣扬和传播异端邪说。许多忠诚的人都已证实了他的渎神行为,他的罪行证据确凿。教会首领们在对此事进行反复商议后,一致决定将斯宾诺莎开除教籍,断绝以色列人与他的关系,从此让他永远处于以下的诅咒之中:

  遵照天使的意愿和圣徒的判决,我们驱逐、憎恶、诅咒并抛弃巴鲁克·德·斯宾诺莎,全体教徒一致同意,以圣书的名义对他宣告律书上所有的诅咒。让他日夜受诅咒;外出受诅咒,回家也受诅咒。愿主永远不再宽恕和承认他;愿主的怒火将他烧毁,从世上所有的地方抹去他的名字;愿主使他的罪恶与以色列所有支族脱离关系,将律书中所有的天谴都加在他身上。愿所有服从上帝的人今天都得到拯救。

  在此郑重告诫全体信徒,任何人都不许与他交谈、通信,或者帮助他;任何人都不许与他住在一起,不许靠近离他四腕尺以内的地方,不许阅读他口授或书写的任何文件。

  我们不要急于评价教会的长老们,因为他们当时也很为难。他们当然不希望世人指责他们像宗教裁判所一样不能容忍异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被宗教裁判所赶出西班牙的。但是出于对荷兰人的感激,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这个人的怀疑击中了基督教的要害,这等于也击中了犹太教的要害。当时的新教还不像今天这样自由、灵活,宗教战争使得各派都坚持自己的信条,并且由于曾为保卫它而付出过生命的代价而更加珍视。犹太社会上一代出了个阿科斯塔,如今又出了个斯宾诺莎,对这种以怨报德的事情,荷兰当局将会怎么想呢?而且,在长老们看来,宗教方面的统一是他们防止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分裂的惟一方法,同时也几乎是保持散居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团结和生存的最后方法。假如他们有自己的国家、民法和世俗权力机构来保证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尊严,他们可能会宽大一点。但是,他们的爱国精神只能通过宗教来表现。教会不仅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而且是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中心。斯宾诺莎所怀疑的《圣经》,就是这些人可以“带在身边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异端对他们来说就是叛国,容忍异端邪说无异予自杀。

  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本应勇敢地承担起这些风险,但是,一个人要想恰当地评价别人,就像要钻出自己的皮肤一样困难。也许阿姆斯特丹犹太社会的精神领袖默纳塞·本·以色列能够找到某种妥协的办法,使教会与哲学家和平相处,但是这位伟大的拉比当时正在伦敦劝说克伦威尔让英国对犹太人敞开大门。斯宾诺莎注定要属于全世界。

4.隐退与归宿

  他平静而勇敢地接受了被驱逐的命运。他说:“这件事不能迫使我做任何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过这只是在黑暗中吹口哨,是自我安慰。其实这位年轻的学生感到了孤独和悲哀。再也没有比孤独更可怕的了,而且,没有哪种孤独比一个犹太人被排斥于自己的民族之外更难以忍受。斯宾诺莎失去往日的信仰后吃尽了苦头。要想根除一个人固有的思想不亚于一场大手术,会留下累累伤痕。如果斯宾诺莎投靠另一种教派,在这种宗教中人们会像孩子们挤在一起取暖那样形成群体,他或许就会发现这种信仰的改变能带来一些安慰。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孤独地生活着。他的父亲一度希望他凭借希伯来学问出人头地,这时也催促他离开这个家,他的姐姐也企图从他那里骗走那点可怜的继承权。昔日的朋友们都离他远去了。难怪斯宾诺莎的作品中没有幽默,难怪他一想到那些执法者,就忍不住要发泄满腔的怒火。

  那些想像哲学家一样寻我事物的原因、理解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像白痴一样看着它们目瞪口呆的人,马上会被视为异端分子。那些被愚蠢的大众奉为自然和上帝的代言人的执法者们就会宣布他为渎神的异教徒,他们知道,愚昧一旦扫除,他们维持权威的惟一手段也会随之失效。

  斯宾诺莎被开除教籍后不久遭遇了一次危险。有天晚上,他正走在街上,一个想以杀人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虔诚的暴徒拔出匕首直刺这位年轻的学生。斯宾诺莎迅速转身跑掉了,只是脖子受了点轻伤。他感到世上很难找到哲学家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搬到阿姆斯特丹城外奥特德克路一个僻静的阁楼上住了下来。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巴鲁克改成了贝尼迪克特。房东夫妇是孟诺派的基督徒,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异教徒。

  他们喜欢他那张忧郁而善良的面孔,当他偶尔在傍晚下楼与他们一起抽烟、聊上一阵家常时,房东总是觉得十分愉快。起初,他在范·登·恩德的学校里教孩子们以维持生计,后来又改行去打磨光学镜片,他似乎很喜欢和难以琢磨的材料打交道。他的制镜手艺还是在犹太社会里生活时学的。希伯来教规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掌握一门手艺,这不仅是因为读书和诚实的训练不足以维持生计,而且正如加玛列所说,工作能保持美德,而“每一个有学问的人如果不掌握一门手艺,最终会变成一个无赖”。

  五年后(1660),房东搬到了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斯宾诺莎也随之搬到那里。他住过的房子今天还保留着,而且那条街已经用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命名。他在这里过着简朴的生活,时刻都在思考。他有很多次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呆就是两三天,不见任何人,连简单的饭菜也是叫人送进去的。他的镜片做得很好,但他并不总是做它,只要能维持简单的生活就行了。他太爱智慧了,这使他成不了一个“成功的商人”。科勒诺思曾到斯宾诺莎的住所访问过他,并根据知情者的谈话为这位哲学家写了一篇小传。据他说,斯宾诺莎“仔细计算每个季度的账目,以便把钱不多不少正好花到年底。他有时对房东说,他就像一条咬住了自己尾巴的蛇,也就是说到年底他一个子儿也剩不下”。日子虽然清苦,但他自得其乐。曾经有人劝他不要相信理性,而应该信仰神谕。他答说:“尽管我有时会发现靠我天生的理解力所获得的成果并不实惠,但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我喜欢这样做,它给我带来了安宁和愉悦,使我不用生活在悲叹和忧虑中。”一位伟大的哲人曾经说:“如果拿破仑像斯宾诺莎那样明智,他也会住进阁楼里写出四本书来。”

  对传说中的斯宾诺莎的形象,我们可以加上一些科勒诺思的描绘:“他中等身材,长相清秀,皮肤有点黑,一头深色卷发,双眉浓密,有明显的葡萄牙犹太人后裔的特征。斯宾诺莎对服饰毫不讲究,他的穿戴和城里最贫穷的市民差不多。有个地位显赫的官员去看他,见他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睡袍,这位官员责备了他,并要送他一件新的。斯宾诺莎回答说,一个人不会因为穿了一件好睡袍就变得更有价值,还补充说,用昂贵的包装来包裹低劣的东西是不合理的。不过斯宾诺莎在穿戴上并非总是这么超凡脱俗,“使我们成为哲人的并不是邋遢的外表,故意不修边幅的外表恰恰证明了精神的贫乏。在这种人的头脑里,真正的智慧完全没有容身之地,科学也只能在这里遇到混乱。”

  在莱茵斯堡居住的五年里,斯宾诺莎写出了《知性改进论》的那些片断和《用几何学方法证明的伦理学》。后者完成于1665年。但是在后来的十年里,斯宾诺莎没有设法使它面世。1668年,阿德里安·科尔巴赫由于发表了与斯宾诺莎相同的观点被判十年监禁,服刑才十八个月就死在狱中。1675年,斯宾诺莎来到阿姆斯特丹,他以为可以安全地发表他的著作了,这时突然传出一个谣言,他在给朋友奥尔登堡的信中写道:“我的一本书很快就要面世了,我在这本书中竭力宣扬没有上帝。很遗憾,很多人都信以为真。某些神学家趁机到公爵和地方法官那里去控告我。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是几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还告诉我,那些神学家们正在伺机加害于我。因此,我决定推迟发表我的作品,直到搞清形势的趋势。”

  《伦理学》直到斯宾诺莎死后才得以面世(1677),同时出版的还有他的一篇没有完成的《政治论》和《论虹》。这些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这是十七世纪欧洲哲学与科学的通用语言。1852年,范·佛罗登发现了一篇用荷兰文写的《上帝与人概论》,这显然是《伦理学》的初稿。斯宾诺莎在世时发表的作品只有《笛卡儿哲学原理》和《神学政治论》。后者还是1670年匿名发表的,它刚问世就被当局打入禁书之列。但是,这反而对它产生了促销作用,不过它被伪装成了医学书或历史故事。很多人写书对它加以批驳,有一本书称斯宾诺莎为“有史以来最大逆不道的无神论者”。除了这些公开的责难,斯宾诺莎还收到一些试图改造他的信件。他过去的一个叫阿尔伯特·伯格的学生,后来改信了天主教,这里不妨以他的来信为例:

  你以为你终于发现了真正的哲学,你怎么知道你的哲学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哲学中最好的呢?且不论将来还会出现什么,难道你研究过这里、印度或世界各地所有的古代和近代哲学吗?就算你已经把它们全都研究过了,你又怎么知道你选择的是最好的呢?……你怎么敢凌驾于主教、先知、使徒、殉道者、神学家和忏悔者之上?你是个可悲又可怜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滋生蛆虫的尸骸。

  你怎么敢用你渎神的狂妄言论与永恒的智慧抗争?你的那些草率、疯狂、可悲、可怜、人人诅咒的观点,究竟有什么根据,是怎样的猖狂使你竟敢对天主教徒们已宣称不可理解的神秘事物作出这种自以为是的判断?

  斯宾诺莎在回信中写道:

  你以为你终于发现了最好的宗教和最好的老师,并对他们言听计从。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宗教老师中最好的呢?难道你研究过这里、印度或世界各地所有的古代和近代宗教吗?就算你已经全都研究过了,你又怎么知道你的选择是最好的呢?

  可见这位温和的哲学家,在必要的时候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不是所有的来信都这么令人不快。许多信是一些教养和社会地位颇高的人写的,其中知名的有亨利·奥顿伯格,他是新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有冯·切恩豪斯,这是一位年轻的贵族发明家;有惠更斯,他是荷兰科学家;有哲学家莱布尼茨,他曾于1676年拜访过斯宾诺莎;有路易斯·梅尔,他是海牙的一位内科医生;还有阿姆斯特丹的富商西蒙·德·弗里斯,他对斯宾诺莎十分钦佩,他请求后者接受他的1000元馈赠,斯宾诺莎婉言谢绝了。后来德·弗里斯在立遗嘱时,又提出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遗赠给他,但斯宾诺莎说服他将财产留给他的弟弟。这位富商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在遗嘱中吩咐每年从他产业的收入中拿出200元作为年金送给斯宾诺莎。斯宾诺斯推辞说:“大自然并无过多要求。我也是如此。”不过他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同意接受150元的年金。他的另一位朋友,詹·德·威特,荷兰的首席执政官给了他50元的政府年金,后来,连路易十四这位大国君主也表示要给他一笔丰厚的年金,但却暗示了一个条件,即斯宾诺莎要把他的下一部著作题献给这位君主。斯宾诺莎不卑不亢地谢绝了。

  为了让朋友们高兴,1665年斯宾诺莎搬到了海牙郊外的沃尔堡,1670年又搬进了海牙城。在这几年里,他和詹·德·威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威特和他的弟弟在街上被一群暴徒杀害,这些人认为他们是1672年荷兰军队败给法军的祸首。听到这个噩耗,斯宾诺莎失声痛哭。如果不是被人死死拉住,他就要当即冲到现场,像安东尼一样痛斥这种暴行。不久,入侵的法军统帅孔戴亲王邀请斯宾诺莎前去做客,向他传达了法国皇室打算向他提供年金的消息,并向他介绍了自己周围的一些斯宾诺莎崇拜者。斯宾诺莎似乎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而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认为到孔代的营房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当他回到海牙后,他访问法军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由于声讨者颇多,房东范·登·斯匹克害怕他的房子被人强行闯入,但斯宾诺莎安慰他说:“我能够很容易地澄清叛国的嫌疑……如果有人表现出一点要骚扰你的意思,如果有人在你的门前聚众闹事,我会出去见他们,哪怕他们会像对待可怜的威特那样对付我。”后来,当人们知道斯宾诺莎仅仅是个哲学家,不会有什么敌意时,这场风波也就平息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宾诺莎的生活并不像以前传说的那样贫困和封闭。他有一定的经济保障,也有一些声名显赫、志趣相投的朋友,他对当时的政治问题也并非不闻不问,而且还为此冒过几次生命危险。虽然他被开除教籍,逐出了犹太社会,但他却渐渐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同时代人的敬重。1673年,海德堡大学欲聘他为哲学教授,聘书的措辞非常恭敬,并许诺给他“哲学研究上最大的自由,因为亲王殿下确信他不会滥用这种自由去质疑本国国教”。斯宾诺莎写了一封极富个性的回信:

  尊敬的先生:如果我希望到某个学府担任教授,那么,巴拉丁亲王殿下通过您发来的聘书将使我如愿以偿。而且,这个邀请保证了哲学研究的自由,使我觉得尤为可贵。……但是,我不知道这种自由应该限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才不致被视为触犯贵国的国教……因此,尊敬的先生,我并不想寻求我目前所从事的事业之外的任何一种世俗职位,我对自己的现状非常满足,为了让我喜爱的宁静生活继续下去,我不得不放弃这个职位……

  1677年是斯宾诺莎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才四十四岁,但他的朋友们知道,他在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他的父母都曾患过肺病,他那狭小的生活空间和灰尘弥漫的工作环境。都不适于克服这个先天的缺陷。他呼吸越来越困难,肺病一年比一年严重。他知道自己会早逝,他对此并不悲哀。他惟一担心是自己生前不敢出版的著作会在死后遗失或被毁。他把手稿锁进一张小书桌的抽屉里,把钥匙交给房东,请求他在自己死后,将它交给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詹·里欧沃茨。

  220日是个礼拜日,斯宾诺莎的房东一家在听他说他的病情没有什么异常之后,就上教堂做礼拜去了,由迈尔医生独自陪伴他。等他们回到家,发现这位哲学家已经躺在他朋友的怀里离开了人世。很多人前去哀悼,因为就像有学问的人佩服他的智慧一样,朴实的百姓喜欢他的温和。哲学家和政府官员加入了送葬的队伍,不同信仰的人聚集到了他的墓旁。

尼采说过,最后一位基督徒已在十字架上死去了。可他忘了还有斯宾诺莎。

 

二、论宗教与国家

  现在,我们按他的写作顺序来了解一下他的四部著作。对于当代人来说,《神学政治论》大概是其中最枯燥的一部了,因为源自斯宾诺莎的对圣经进行科学批判的运动,已使他冒着生命危险发表的见解显得过时。一个人过于透彻地论证自己的观点是不明智的,如果他的结论成了所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常识,他的著作就会失去神秘的吸引力。伏尔泰的著作是这样,斯宾诺莎关于宗教与政治的著作也是这样。

  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说,《圣经》的作者故意使用了象征或寓言式的语言,这不仅仅是因为东方人有喜欢文学色彩和夸张手法的倾向,还因为使徒和先知们要通过唤起人们的想像来传教,他们不得不适应大众的接受能力和习惯。“《圣经》的写作主要是为一个民族,其次才是为全人类。因此,它的内容必然要尽可能地适应大众的领悟能力。”圣经并不用事物的原因来解释事物,而只用一种最能感动人尤其是感动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的方式讲述这些事情。……它的目的不在于说服人的理性,而在于唤起人的想像”。因此在《圣经》中到处都是奇迹,上帝也频频显灵。“人们认为,只有那些不寻常的事情才能最清楚地表现出上帝神秘的力量和意志。……实际上他们认为,如果大自然遵循常规运行,上帝就无所作为:当上帝开始显灵的时候,自然的力量和原因就停息了。”(这里已经进入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观点,即上帝和自然同一。)人们愿意相信,上帝打乱事物的自然秩序是为了他们。所以,犹太人把白昼的延长说成一个奇迹,以便让别人(也许是自己)相信犹太人是上帝的宠儿,每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有大量类似的事例。客观的记载并不能打动人心,假如摩西说,是东风打开了红海的通道,他就很难对受他引导的群众在精神上产生强烈的震撼。同样,使徒们之所以要依靠奇迹,其原因正如他们要依赖寓言故事一样,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他们的布道之所以比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影响更大,主要是因为他们运用了生动形象的语育。宗教创始人由于传教工作的性质和自身炽热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采用这种语言。

  斯宾诺莎认为,按上述解释来理解,《圣经》的内容并不违背理性。如果只对它作字面上的解释,它就充满了矛盾、错误和荒诞不经的事情,例如摩西在神的授意下制定十诫就是不可能的,但透过寓言和象征的迷雾,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圣经》,就会发现伟大的思想家和领导者深刻的思想,也能够理解《圣经》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它对人类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两种不同认识角度各有其地位和作用:普通大众始终需要一种用形象语言来描述的、放射着超自然光辉的宗教。如果将这种形式的宗教推翻,他们就会创造出另一个来;但是,一个哲学家却知道,上帝就是自然,他们遵循同样的必然规律,这种至高无上的法则才是他应该遵循的。他知道,在《圣经》中“把上帝描述成一个公正、仁慈的立法者和王,仅仅是对民众过低的理解力和无知的一种迁就。其实上帝也只能按照他本性的必然性行动。他的意志也就是永恒的真理”。

  斯宾诺莎并不区别看待《旧约》和《新约》,犹太教和基督教在他眼里也是一回事。假如抛开人民之间的宿怨和误解,哲学家就会发现那些互相敌对的信仰后面有着一个共同的本质。“让我奇怪的是,有些人总是炫耀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即仁爱、欢乐、和平、节制和宽容的信仰,但他们与人争吵时态度却十分恶劣,他们每天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他们所宣扬的美德,而是不共戴天的仇恨,这就是检验他们信仰的最简单的标准。”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就是因为基督徒仇恨他们,迫害使他们不得不团结一致,以使种族能够延续下去。假如没有迫害,他们可能会和欧洲其他民族杂居和联姻,从而被这些人数多的民族彻底同化。但是,如果排除积怨,明智的犹太人和明智的基督徒就没有理由不为和平共处找到一种统一的信仰。

斯宾诺莎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对耶稣有个共同的理解。如果删去那些不可信的教条,犹太人立刻就会发现耶稣是最伟大、最高尚的先知。斯宾诺莎不承认基督的神性,但承认他是最好的人。“上帝永恒的智慧体现在一切事物中,但主要体现在人的思想中,而且绝大多数体现在耶稣基督的思想中”。“基督的使命并非仅仅教导犹太人,而是教导全人类”,因此,“他努力让自己的讲述符合大众的理解力,……主要采用寓言的方式来阐释抽象的道理”。他认为,基督的伦理道德基本上等同于他的智慧,一个真正崇拜基督的人,是可以升华到用理智热爱上帝的境界的。基督就是这种人,他摆脱了那些只会引起争端的教条的束缚,团结所有的人。也许在他伟大名字的感召下,人们能够结束相互杀戮的战争,使这个被唇枪舌剑搞得破碎不堪的世界最终找到一个共同的信仰,找到一条博爱之路。

 

三、知性改进论

  打开斯宾诺莎的第二本书,我们首先读到的是哲学文献中的佳作。斯宾诺莎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为了哲学不惜放弃一切。

  经验告诉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我发现,我所害怕的和害怕我的一切事物,除了能够影响情绪之外,本身并无善恶可言。于是我决心去探索一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善,并能将这种善传给别人,使人受其感染而排除一切杂念。也就是说,我决心试一试自己能否发现并获得那种本领,它可以使人永远享受至高无上的幸福。……我也看到了荣誉和财富给人带来的诸多好处,我知道,如果我真要努力去研究一种新事物,就不可能得到这些东西。……但是,不管是金钱还是荣誉,人们得到的越多,就越快乐,于是就想得到更多。然而,假如我们的欲望遭受挫折,心里就会产生极大的痛苦。对名声的追求也是如此,为了获得名声,就必须迎合别人。……只有热爱永恒和无限的事物,才能使人得到快乐的同时不怕所有的烦恼和痛苦的威胁。……最大的善,就是认识到心灵与自然本是一体。……人获得的知识越多,就越能理解自身的力量与自然的秩序,就越善于运用自身的力量并为自己立下规则。人越能理解自然的秩序,就越能使自己从无用的俗念中解脱出来。

  如此说来,人们只有拥有了知识才能拥有力量和自由,永恒的幸福就是不断地追求知识、掌握知识。但是在追求真理的同时,哲学家还必然是一个人和一个公民。那么,他应该如何生活呢?斯宾诺莎定下一个简单的行为规则。据我们了解,他一生都遵循了这些规则:

  1.用人们理解的方式说话,为人们做一切不背离我们的目标的事情。

  2.只享受那些有利于健康的生活乐趣。

  3.不贪财,获取的金钱能维持健康和生命即可;不媚俗,只遵守那些与我们的事业不冲突的习俗。

  但是,这种探索开始以后,一个诚实、清醒的哲学家马上就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的知识是真理?怎么断定我的感官输送给理性的材料是可靠的?我的理性根据感觉材料得出的结论可靠吗?难道我们在听从理性指挥之前不应该先检查一下感官的可靠性吗?斯宾诺莎以培根式的口吻说:“在做一切事情之前,我们必须先设法改进和澄清知性。”我们应该对不同的知识加以辨别,而只取最好的。

  首先是听来的知识,比如,我听说自己出生于某个时间;其次是一种通过不明确的经验得来的知识,比如一个医生知道某种治疗方法,但他并不是靠科学实验知道的,而是他认为这种方法“通常能够奏效”;第三是经过推理得来的知识,比如,根据视觉上近大远小的常识我就能推断出太阳很大的结论。这种知识要优于前两种,但也容易受到直接经验的驳斥。比如科学经过一百年的推理,得出了“以太”充斥空间的假想,但今天的物理学家对此已经很不满意。因此,最高级的知识是第四种,即来自推理和感觉两方面的知识。如在比例式2/4=3/X中,我们马上就知道X6;再如,我们通过感觉知道,所有的整体都大于其局部。斯宾诺莎认为,精通数学的人大多是通过这种直观的方法理解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的。他沮丧地承认,“直到今天,我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知识仍然很少”。

  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将前两种知识合并为一种,并称直觉知识为对事物的“永恒状态和关系”的认识——存这个短语中,哲学得到了一个定义。因此,直观知识就是要找出事物背后的规律。于是,斯宾诺莎对“瞬间秩序”(个体事物与偶然事件的世界)和永恒秩序(规律与结构的世界)作了根本的区分。现在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区别:

  应该注意,这里所说的原因和真实事物的系列,并不是单个的、不断变化的事物,而是一系列固定和永恒的事物。人类由于自身的弱点,不可能永远追寻单个的、变化的事物,因为事物的数量多不胜数,每一个事物都处在各种情况的包围中,而且每一种情况都可能是该事物存在的原因。由于个体事物的存在实际上与其本质无关,因而也不是永恒的真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理解单个的、变化的事物。因为它们的本质只有在那永恒的事物中才能找到。这些永恒的事物中所体现的规律决定了一切个别事物的存在。单个的、变化的事物在根本上依赖于这些永恒不变的事物,否则它们就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被认识。

倘若我们牢记这段话,那么我们研究斯宾诺莎的代表作时,就很容易理解其真正含义。同时,《伦理学》中复杂、晦涩的内容也会变得简单明了。

 

四、伦理学

  这部近代哲学史上最可贵的著作具有几何学的形式,作者用欧几里得的方法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也使它显得晦涩难懂,每一行都需要加上犹太法典式的注释才能读懂。经院哲学家们也曾用这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远没有这么简洁,而且,他们预先得出的结论也使他们的作品更好理解。笛卡儿说过,哲学必须用数学方法来表述,否则就会不准确,但他自己却从未这样去做,而斯宾诺莎接受了这个建议。对于思维比较散漫的我们来说,这部著作凝练得让人望而生畏。为了自我安慰,我们喜欢把这种哲学几何学贬斥为一种人造的棋局,或者说它是斯宾诺莎发明的用以消遣的一种单人逻辑象棋。我们不愿意让思想受到秩序的约束,而宁愿让想像任意驰骋,宁愿用梦想编织出没有固定形态的哲学。但是,斯宾诺莎只想实现自己的理想——用统一和秩序来取代这个世界令人难以忍受的混乱。他有着北欧人对真理的渴望,却没有南欧人对美的痴迷。

  对今天的学生来说,斯宾诺莎的哲学术语也许不好理解。斯宾诺莎是用拉丁文写作的,在那个时代,他不得不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术语来表达他具有现代本质的思想,因为这是那个时代惟一的哲学语言。所以,他的术语与当代的术语有些区别,他把今天的“现实”或“本质”写成“实体”。把“完全”称作“完满”,把“目标”称作“理想”,把“主观地”写成“客观地”,而他所谓的“形式地”就是我们的“客观地”,但是,这些障碍只能令弱者害怕,却会使强者更加努力向前。

  总之,斯宾诺莎的著作不是用于阅读而是用于研究的。我们必须看到,短短的两百页记下了他毕生的思想成果,其中没有任何冗余的内容。读《伦理学》不能一味求快,一次读完,而要分多次读,每次只读一小部分。读完之后,不要以为你已经懂了,要知道这才刚入门。接着还需要读一些评论,如波洛克的《斯宾诺莎》和马蒂诺的《斯宾诺莎研究》。然后再读一遍《伦理学》,这时你会觉得它是一部全新的著作。当第二遍读完之后,你就会成为一个终生热爱哲学的人。

1.自然和上帝

  《伦理学》第一页就把我们卷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漩涡。过于现实的现代人,一见到形而上学就不耐烦,但是,形而上学的目的只是尝试着理解事物的终极意义,从表象中寻找实体的本质——或者如斯宾诺莎所说:寻找本质的实体,从而将所有的真理统一起来,达到“最高的概括”。虽然科学往往骄傲地蔑视形而上学,但它自身的每一个思想中都含有形而上学,并且是斯宾诺莎式的形而上学。

  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有三个极为重要的术语:“实体”、“属性”、“样式”。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先将“属性”放在一边。“样式”,指的是任何单个的事物或事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它短暂地存在于现实之中。比如说你的身体、思想、团体、种族、星球等等,都是样式,是永恒现实的形式。

  那么,这个藏在样式之后的永恒的现实是什么呢?斯宾诺莎称它为“实体”,字面上理解,也就是真实地存在于各种样式之的本体。为了这个术语的真实含义,人们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写了大量的著作进行争论。因此,如果我们在这有限的篇幅中无法澄清这个问题也不必沮丧。首先,我们不要错误地以为实体就是构成物体的实际材料,比如认为木头是构成椅子的实体。当我们说“他这番话的实质”时,就接近斯宾诺莎的意思了。斯宾诺莎从经院哲学家那里借用了这个词,它原本是从希腊文“ousia”一词翻译过来的。在希腊文中它指的是内部的存在或本质。因此实体就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其他一切只不过是它的形式。斯宾诺莎在这里把世界分为实体和样式,而在《知性改进论》中,则把世界分为由规律和固定关系构成的永恒秩序和由不断生灭的事物组成的瞬间秩序。比较一下这两种区分,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这里的实体就是永恒秩序。我们暂且将永恒秩序当作实体的一个要素,这样,永恒的秩序也可看成是存在的结构,它是一切事物或事件的基础,并构成了世界的本质。

  但是,他又把实体等同于自然或者上帝。这里说的自然,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主动的,充满活力的过程,斯宾诺莎称之为“生生不息的自然”;另一种是构成自然的材料,如树木、风雨、山川、田野等种种外在形式。斯宾诺莎所说的实体与自然或上帝等同,指的是前者,也就是创造性的自然,而不是被动的物质的自然。

  实体其实是形式而非内容。斯宾诺莎书信中的一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我关于上帝和自然的观点,与后期基督徒们所持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我认为上帝是一切事物内在的,而非外部的原因。我认为,一切都在上帝之中存在和运动。我的观点和使徒保罗是相同的,也许还和每一位先哲相同,虽然在阐述方式上不尽一致。我甚至敢说,古代希伯来人就持有我这种观点,如果我们从某些传说中仔细推理一番,就能看到这一点。但是,传统已经被歪曲了。有些人认为,我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上帝与自然的统一,但他们所指的自然是有形的物质,这就完全错了,我的本意绝不是这样的。

  他还在《神学政治论》中写道:“我所说的上帝的帮助,指的是永恒不变的自然秩序。”自然的普遍规律就是上帝的绝对律法。“从上帝无限的本质看,一切事物都遵从同样的必然性,正如在三角形的永恒本质中,三内角之和永远等于两个直角之和。”就像正圆形的规律适用于所有的正圆形,上帝也适用于整个世界。样式和事物的具体世界之于上帝,如同桥之于它的设计、结构和它的数学和力学规律。这些都是桥的基础,是它的基本条件和实体。同样,世界也有自身的结构和规律,那就是上帝之手。

  上帝的意志就是自然规律。所以,一切事件都是永恒规律的机械运动,而不是天上某个专制君主心血来潮的举动。笛卡儿曾经在物质和人体中发现了这种机械运动,斯宾诺莎则在上帝和精神中发现了它。这个世界并不根据任何人的意志运转。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就以为一切事物都因人而生。但这只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妄想,就像我们的许多不切实际的思想一样。哲学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谬误,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将自身的目的、标准和好恶强加在了客观世界上。因此,我们就有了“恶的问题”。我们总是竭力在人生的苦难与上帝的善之间进行调和,却忘记了约伯得到的教训:上帝根本不关心人间小小的善恶。“善”与“恶”只与人类有关,同时还因个人好恶的不同而不同。但是,个人相对宇宙来说渺小如尘埃,他的善恶观对宇宙毫无影响,甚至整个人类历史在浩瀚的宇宙中也是转瞬即逝。

  因此,自然中一切在我们看来荒谬或邪恶的事物,都只是我们片面地看待事物所致。总的来说,我们对自然的秩序和统一性毫不了解,却总想让一切事物都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论运行。其实,我们的理智判定为恶的事物,从大自然规律的角度看并不是恶,那只是我们以人性的规律进行判断的结果。……“善”与“恶”本身并无积极的意义。……因为同一事物在同一时间里,既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还可以是不善不恶的,比如说音乐对郁闷的人是善,对送葬的人是恶,而对于死人,就无所谓善恶了。

  善和恶都是永恒的现实不认同的偏见。“当然,世界应该体现出无穷事物的丰富本质,而不是仅仅显示人类独特的理想”。和善恶一样,美丑也是人的主观判断,字宙是根本不予承认的。“我要提醒你们,我并不认为美与丑、整齐与混乱是自然的属性。只有和我们的想像联系起来,事物才有了美与丑、整齐与混乱”。“比如通过视觉器官感觉到的客体运动,如果有利于健康,我们就认为是美的,反之,我们就会认为是丑的”。在这几段论述中,斯宾诺莎超出了柏拉图。柏拉图认为,他的审美判断必须是宇宙法则和上帝的绝对意志。

  上帝是人吗?假如按人们对该词通常的理解,答案就是否定的。斯宾诺莎注意到,“在大众的信仰中都把上帝描述成男性而非女性”,他还大胆地批驳了这一观点,认为它只不过反映了人世间妇女依附于男子的状况。有人曾经写信反对斯宾诺莎将神非人格化,斯宾诺莎则引用古希腊怀疑论者色诺芬尼的观点回答说:

  你说如果我不承认上帝能看、能听、能观察、能思维等等,你就不知道我的上帝是何物。可见你不相信除了拥有上述属性的上帝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完美的上帝。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相信如果三角形会说话,同样会说上帝是一个三角形;而圆圈则会说神性是一个出色的圆。这就是说,每一种事物都会把自己的属性加在上帝身上。

  最后需要说明,“理性和意志都不是上帝的本质”,而人们通常将这些人类的特性说成神的特性。假如上帝真的有意志,那么,这种意志就是所有原因和所有规律的总和,而上帝的智慧则是一切精神的总和。斯宾诺莎认为:“上帝的精神是遍布宇宙的、使世界充满活力的一切心理过程与意识。”生命或精神是我们所知道的事物的一个方面,而物质的广延或形体是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我们才能认识到实体或上帝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这个潜伏在大千世界背后的普遍进程和无始无终的现实既有思想又有形体。上帝既不是脱离了物质的精神,也不是脱离了精神的物质。只有构成世界双重历史的精神进程和分子进程,以及它们的种种原因和规律才是上帝。

2.物质与精神

  但是,精神为何物?物质又是什么?精神是否像一些缺乏想像力的人以为的那样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是否像一些想像力过剩的人以为的那样是观念的产物?精神进程是大脑活动的原因还是结果?抑或精神和物质并无联系,只是很偶然地结合在一起?

  斯宾诺莎的回答是:精神不是物质,物质也不是精神;大脑活动不是思维的原因和结果,也不是彼此独立、平行过程。因为它们并不是两种过程,也不是两种实体,它们是同一个过程,从内部看是思维,从外部看则是运动:它们是同一个实体,从内部看是精神,从外部看是物质,但是在现实中,它们总是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精神和物质并不相互作用,因为两者是同一的。“身体不能决定精神的思维:精神也不能决定身体的运动或状态”,道理很简单:“因为两者是一回事。”整个世界就是这种两重性的统一。“物质”的过程只是实际过程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一个内部的过程。内部及“精神的”过程在每个阶段都与外部及“物质的”过程相呼应。“观念的秩序和关系就是事物的秩序和关系”。“思维的实体和广延的实体同一,只不过人们有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有时又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

  如果从广义上把“心灵”看成是神经系统。那么,“身体”的每一个变化也伴有“心灵”的一个变化。身体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能被感觉到。只是有的感觉被意识到了,有些没有被意识到。人所感受到的情感,只是整体的一部分,而发生在循环、呼吸和消化等系统中的变化,才是整体的基础。同样,一种观念也只是复杂的有机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当然包括了身体的所有变化。

  斯宾诺莎在努力消除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区别之后,又进一步把理智与意志的区别归结为一个程度问题,人的头脑并没有“官能”之分,理智和意志也并非相互独立的两种实体,想像和记忆更是无法分离。大脑不是一个处理观念的装置,而是处于变化和联系中的观念本身。“理智”和“意志”都仅仅是抽象概念,“理智、意志与某个具体观念的关系,就像石头的硬度与一块石头的关系一样”。总之,意志与理智同一,因为一个愿望就是一个观念,由于丰富的联想,这个观念长时间停留在意识中,并最终转化为行动。每一个观念都会转变为行动,除非转化的过程被另一观念阻断。观念是统一的有机过程的第一阶段,外在行动则是这一过程的完成。

  决定观念在意识中停留多久的那种冲动的力量往往被称为意志,其实称它为愿望更贴切,它是“人类真正的本质”。愿望是我们能意识到的欲求或本能,但是,各种本能并不总是通过有意识的愿望发挥作用的。本能背后是各种不明确的自我保存力,斯宾诺莎在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活动中发现了这种力,正如后来的叔本华和尼采看到生命意志和权力意志无所不在一样。

  “任何事物,只要它还主宰着自身,就会极力延续自己的存在,而这种努力就是该事物实际的本质。”每一种本能都是大自然保存个体的一种手段。快乐与痛苦就是本能的满足与不满足。愿望不是快乐的结果,而是其原因;快乐和痛苦都不是愿望的原因,而是其结果。我们要生存,所以才有愿望。

  因此,自由意志其实并不存在。是生存条件决定了本能,本能决定了愿望,愿望决定了思维及行动。“大脑的决定只是某种愿望,而愿望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大脑中根本没有自由意志或绝对意志,大脑的意志取决于一个原因,该原因又取决于另一个原因,原因背后又有原因,环环相扣,以致无穷”。“由于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意志,就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意志和愿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斯宾诺莎把自由意志的幻觉比作一块石头的思想,这块石头在空中飞行,就以为自己可以决定飞行轨迹和落点。

  既然人类的行为遵循几何定律那样固定的法则,就应该采取几何学的形式和数学的客观性来研究心理学。“当我写到人类时,我会像谈论线、面、体一样”。“我一直尽力做到对人类的行为不嘲讽、不悲叹、不咒骂,而只求理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从不把激情视为人性的缺陷,而只将其视为人的特性,正如热、冷、风暴、雷电等等都是大气的特性一样”。正是这种不带任何偏见的研究态度,使斯宾诺莎关于人性的研究取得了“有史以来伦理哲学家所达到的最全面、最卓越的地位”。

3.智慧与道德

  说到底,世上只有三种伦理体系,也就是三种关于理想人格和道德生活的观点。一种是佛陀和耶稣的伦理,它主张忍让和平等,主张以德报怨,认为仁慈就是美德,在政治上倾向于不受约束的民主。另一种是马基雅维利和尼采的伦理,它提倡征服和统治,认为人生来就不平等,认为权力就是美德,倾向于世袭贵族政治。第三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星士多德的伦理,它否认博爱和强权的普遍适用性,认为只有成熟的思想才能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何时应该用博爱,何时应该用强力来统治的判断。因此,它认为智慧就是美德,最好是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结合。斯宾诺莎伦理学的卓越之处,就在于调和了这些似乎相互对立的哲学,并将它们融合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从而创立了自己的伦理体系,它是近代思想的最高成就。

  他认为行为的目标是幸福,他将幸福简单地定义为有快乐和无痛苦。然而,快乐和痛苦是相对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快乐就是人从不完美的状态向完美的状态的转变”。“快乐就是力量的增长”。“痛苦是人从较完美的状态向较不完美的状态转变。我说转变,是因为快乐并非完美本身。假如一个人生来就具有他必须经过转变才能得到的完美,那么他将不会感到快乐。与此相反的情形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清楚。”一切激情和感情,都是趋向或背离完美的运动。

  “我认为情感是身体上的变化,这些变化能使行动的力量增加或减少;同时,情感是代表这些变化的观念”。一种激情或情感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关键要看它是增强还是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品德和力量是一回事”。美德就是某种行动的力量。“一个人越有能力保持自己的存在并获得对他有益的东西,他美德的力量就越大。”斯宾诺莎并不要求一个人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他认为利己是自我保存本能的必然产物。这在他看来是完全合理的。“既然理性不主张违反自然,那么它就应该承认,每一个人都应该爱自己,并谋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他应该尽力维护自己的生存。”因此,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不像那些空想改革家那样建立在利他主义性善论的基础上,也不像愤世嫉俗的保守派那样建立在性恶论和自私的基础上。他的伦理学基础是不可避免的、正当的利己。一种使人懦弱的道德观是完全不可取的。“道德的基础就是人类保存自己的努力,人的幸福就在于他有保存自己的力量”。

  和尼采一样,斯宾诺莎也认为谦卑没什么用处。它不过是阴谋家的伪善或奴仆的怯懦,它意味着力量的匮乏——而斯宾诺莎认为一切美德都是不同形式的才能和力量。因此悔恨也是一种缺点,而不是一种美德。“事后悔恨是加倍的不幸和双重的懦弱。”不过他没有像尼采那样花太多的时间去攻击谦卑,因为“谦卑是稀有的品质”。正如西塞罗所说,即使是那些为谦卑树碑立传的哲学家们,也忘不了在封面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一个最看不起自己的人最接近于一个骄傲的人”,斯宾诺莎说。尽管斯宾诺莎并不欣赏谦卑,但他敬佩谦虚,并反对狂妄自大。自负的人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他们“只说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

  现在,这位和气的哲学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类似于斯巴达式的伦理观,但他在其他章节中又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措词。他感到惊讶的是,世上竟有这么多的嫉妒、指责,甚至仇恨,它们会扰乱人心,使人与人之间出现隔阂。他认为,如果不消除这些有害的情感,社会的弊端就无法革除。他相信,可以很容易地向人们表明:只有爱,而不是相互仇视,才能克服恨;也许是因为恨本身就是一种离爱很近的情感。如果一个人发现他所恨的人爱他,他就很难再恨下去。恨别人就等于承认我们的无能和恐惧。当我们自信可以战胜对手时,就不会恨他的。

  “以牙还牙的人会生活在痛苦之中。但是,用爱去对付怀恨的人,却能愉快而满怀信心地进行斗争,并且不需要靠幸运之神的帮助,被他征服的人也会心悦诚服”。“心灵只能为伟大的灵魂所征服,而决不会向武力低头”。在这里,斯宾诺莎感受到了耶稣基督的光芒。但是从本质上讲,他的伦理学是古希腊的而非基督教的。我们觉得自己最有激情的时候,就是最有能力自主的时候,而实际上却是最被动的时候。我们卷入了某种代代相传的感情激流之中,不由自主地作出激烈的反应,这种反应只能认识到情况的一部分,因为离开了思维就不可能看清全局。激情是一种“不充分的观念”,而思维是一种要到问题的每个重要方面都已引起相关反应之后才出现的全面反应,因此它是一种充分的观念。本能是强大的动力,也是危险的向导。因为各种本能相互独立,只寻求自己的满足而不顾整体利益。比如它的贪婪、好斗、淫欲都会使人备受折磨,并成为自己本能的奴隶。“每天都刺激我们的那些情感只来自身体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所受的刺激大大超过了其他部分。一般来说,情感总是过度的,它会把思想固定在单一目的上,从而失之偏颇”。但是,由身体某个部分的快感和痛感引起的愿望,对于整体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要保存自我,曾先要完善自我。

  这一切,都是古老的哲学对理性和激情的区分。但是斯宾诺莎给苏格拉底和斯多葛派的学说增添了很多重要内容。他认为,正如没有理性的激情是盲目的一样,没有激情的理性也是死气沉沉的。斯宾诺莎并不只是徒劳地把理性和激情对立起来——在两者的竞争中,根深蒂固的因素通常能占上风;在他的划分中,一方面是无理性的激情,另一方面是受理性制约的顾全大局的激情。思想不应没有欲望之热,欲望也不应没有思想之光。“一旦我们对某种激情形成了清楚的认识,这种激情也就不再是激情了。心灵受激情控制的程度,是由头脑中充分观念的多少决定的”。只有不充分的观念引起的欲望才是激情,而“由充分观念产生的欲望则是美德”。一切理智行为都是道德的行为,总之,德行就是理智。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源自他的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中,理性意味着从混乱多变的事物中找出规律;在伦理学中,理性意味着为混乱多变的欲望建立法则。形而上学的理性是观察,伦理学的理性是“在永恒的形式下”行动。理性就在于根据对全局的正确认识来采取适当的行动。思维之所以能帮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是因为它得到了想像的帮助。想像力能使我们预见到当前行动的后果。理智行为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当前的感觉比我们的想像更加鲜活。“只要心灵按照理智的指导去认识事物,就会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物产生一致的看法”。我们用理智和想像将经验变成预见,并成为我们未来的创造者,而不再是过去的奴隶。

  这样,我们就能得到惟一可能的自由。激情的被动性是人类的桎梏,理性的主动性才能给人类以自由。自由并不脱离因果法则和过程,而只摆脱了偏执的激情。自由并不排斥激情,应该摆脱无节制的、片面的激情。知识就意味着自由。成为超人,并非不顾社会公正的原则和礼节,而是要摆脱纷乱的本能。这种全面性和完善性会给智者带来宁静,那并非亚里士多德贵族式的自我陶醉,如不是尼采目空一切的自大,那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平和与安宁。“因理性而善良的人——即在理性的指导下完善自身的人——并不想得到他们不想让别人得到的东西”。伟人并非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统治者,而是超越了蒙昧的欲望,能够驾驭自己的人。

  这是一种自由,它比人们称之为自由意志的自由更加高尚,因为意志并不自由,甚至“意志”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然而,谁也不能因为自己不再“自由”,就对自己的行为不再负道德上的责任。正因为人的行动是由记忆决定的,社会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就会通过希望和恐惧使公民们形成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一切教育都是以决定论为前提的,它们向年轻人的头脑里灌进许多禁令,希望以此来决定他们的行为。“邪恶并不因为它的必然性就不值得忧虑:无论我们的行动是否自由,我们的推动力都是希望和恐惧。因此,不给教训和克制留余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相反,决定论可以改善人的道德生活:它教我们不要蔑视或嘲笑任何人,或对任何人发火,因为人是“无罪的”,尽管我们会惩罚坏人,但却不是出于仇恨,我们不恨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

  最重要的是,决定论使我们能够以同样平静的心情预料和面对好运和厄运,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天意。也许决定论还教给我们“上帝理智的爱”,从而使我们愉快地接受自然规律,并在自然规律的范围内寻求自我满足。相信天命的人虽然也可能反抗,但决不会埋怨,因为他知道,从全局来看,自己的幸运或不幸并不是偶然的,而只是世界永恒序列和结构的必然结果。这样,他就会将一切事物都看成永恒秩序和过程的要素,从而超越激情所产生的动荡不定的愉悦,达到平和宁静的境界。他会以微笑面对死亡,“不管是现在死去,还是再活一千年,他同样心满意足”。

  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用优美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观念:“专注于真实存在的人,无暇过问俗事,也不会因嫉妒和敌意与人争斗。他的眼睛永远注视着永恒规律,他知道这些规律不会相互损害,而是按照理性的指导有序地运转着。他要模仿这些规律,并尽力使自己的行动符合这些规律。”尼采说:“必然的事无法触怒我,因为我的本性就是热爱命运。”济慈也说:

  平静地背负起所有赤裸的真理,

  直面一切现实:

  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种哲学教我们肯定生活,甚至肯定死亡——“一个自由的人无视死亡的存在;他的智慧不是对死、而是对生的思考”。它用广阔的视野抚慰我们骚动的自我,它使我们安于受制约。它也许会使人无所作为,像东方人那样消极和懒散,但它也是一切智慧和力量的必要基础。

4.宗教与永生

  斯宾诺莎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孤独者,但他的哲学依然表现出他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他还像约伯一样,体现出他那个民族的坚忍。他很想知道,为什么像上帝的选民一样正直的人,竟会遭到迫害、放逐和孤立。有一个时期,他将世界视为非人格的过程和永恒规律,这一观念给了他一定的安慰。但是,他本性中的宗教精神最终把这个无声的过程转化为一种可爱的学说。他努力将自己的愿塑融入到事物的普遍秩序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最大的善就是认识到心物合一”。的确,我们作为个体的独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虚幻的,我们只是规律和因果的大河中的一滴水,是上帝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一个伟大的事物短暂的表现形态,在我们死后它仍将永存。我们的肉体只是人类躯体上的细胞,我们的心灵则是永恒的火焰放射出的光辉。“我们的心灵是一种永恒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是由另一种思维方式决定的,而那一种方式后面又有别的方式,永无止境。这样,它们就构成了上帝的永恒和无限的智慧”。在这种泛神论的个体与全体的融合中,我们听到了来自东方的回声,一首印度古诗里说:“局部脱离整体就只是幻象,万物与你有着同一个灵魂。”梭罗说:“我泛舟瓦尔登湖上时,感到自己停止了生活,却开始了存在。”

  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我们都将永生。“人类的心灵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完全消亡,它的一部分将永存”。这就是用永恒的形式认识到的那一部分。我们越是这样认识事物,我们的思想就越接近于永恒。这一点,斯宾诺莎阐述得很含糊。对这些文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他指的是名声的不朽,即我们思想中最合理、最美好的东西在我们死后还活着,并产生永久的影响。也有人认为斯宾诺莎说的是个体的不朽,这也许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可能会早逝,于是以人类这种永恒的希望来安慰自己。不过,他一贯主张把永恒与持久区别开来,“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人们都能意识到心灵的永恒性;但是他们往往将永恒与持久混为一谈,认为永恒是想像或记忆,人死后想像和记忆依然存在。”但是,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尽管斯宾诺莎也谈论永生,却否认个人的记忆能够在死后依然存在。“心灵一旦离开肉体,就不能想像,也不能回忆任何往事。”他也不相信有天国的赏赐:“有些人行善是为了获得上帝的嘉奖,好像上帝是个伟大的奴隶主,好像善行和热爱上帝并不是幸福和自由。这种道德观简直荒谬至极。”斯宾诺莎在该书的最后一个命题中写道:“幸福不是美德带来的报酬,而是美德本身。”由此类推,也许可以说永生不是清晰思想带来的报酬,而是清晰思想本身,因为它将过去带到现在,并延伸到将来,克服了时间的限制,为千变万化的世界捕获了那个永恒的背景。这种思想之所以不朽,是因为每条真理都是永恒的创造,是人类永恒的收获,并将永远对人类产生影响。

  《伦理学》在庄重和充满希望的语气中结束了。很少有一本书包含了如此丰富的思想,引发了这么多的评论,同时它还是相互对立的解释者们的决斗场。也许它的形而上学体系并不完美,也许它的心理学还存在着缺陷,也许它的神学不尽如人意,而且晦涩难懂,但所有读过此书的人,只要提起它的灵魂、精神和本质,无不表示崇敬。该书结尾的一段文字放射出质朴而雄辩的光芒:

关于征服情感的那种心灵之力,或者心灵自由的含义,我已经讲完了。从我所说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智者的天地是多么广阔,他与受欲望摆布的无知者相比是多么强大。一介无知的人,除了听任外部因素的摆布,他永远也享受不到心灵的真正满足。他虽然活着,却几乎意识不到自己、上帝和万物的存在。一旦他不再受摆布,他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相反,一个智者在精神上极少有动摇的时候。他凭借一种永恒的必然性意识到自己、上帝和万物的存在。他的生命永远不会结束,并始终享受着心灵的满足。也许我所指明的通向这个境界的道路过于艰难,但是,它毕竟还是能够找到的。

 

五、政治学论

  现在,我们要分析的是那部未完成的悲剧性著作,也就是《政治学论》。这是斯宾诺莎最成熟的著作,但由于他的早逝而中断了。它虽然间断,却有着丰富的思想,因此我们再一次痛心的意识到,这个高贵的生命在最富创造力的时候突然早逝,魁多么巨大的损失。在斯宾诺莎的同代人中,霍布斯正在提倡绝对的君主专制;而共和主义者德·威特的朋友斯宾诺莎则简洁地阐述了一种政治哲学,表达了那个时代荷兰对自由和民主的期望,这是卢梭和法国大革命思想潮流的一个主要源头。

  斯宾诺莎认为,一切政治哲学都应该以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区分为基础,即必须分清有组织的社会形成之前的存在和这之后的存在。斯宾诺莎设想人类曾一度有过相对孤立的生活,没有法律和社会组织。在那样的时代,人们没有是非观念,强权就是公理。

  在自然状态中并没有什么公认的善恶标准,因为自然状态中的人只顾自己的利益,只根据自身利益的得失来判断事物的善恶,除此以外,他不会依据任何法律对他人负责。因此,自然状态中没有“罪恶”这一概念,只有在文明社会中,人们才会得出一致的善恶标准,并对国家承担责任。支配人的生命的自然法则只禁止没有人想干的事,它不反对争斗、仇恨、愤怒、欺骗,也就是说不反对欲望所推动的任何事情。

  看看各国之间的那些行为,我们就能稍稍感受到这种自然的法则,或者说自然的无法无天,“国家之间不存在利他主义”,因为只有在有公认的组织或权威的地方才有法律和道德。国家的“权力”就是以前的个人“利益”,也就是“动力”,那些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则被某些健忘而诚实的外交家们称为“列强”。物种之间由于没有共同的组织,所以也不存在任何共同的道德和法律,每一种生物只凭自己的欲望和能力无所顾忌地对待别的物种。

  但是在人与人之间,因为相互需要产生了相互协助,这种自然的秩序也因此转变为通德。“既然谁都怕孤独,既然孤独者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和取得生活必需品,于是,人类的天性必然会倾向成立社会组织”。“人并非生来就是公民,但必须学会做一个公民。”

  大多数人内心里都潜伏着对法律和习俗的个人仇恨:社会本能比自然本能要来得晚些,也弱一些。人并非像卢梭设想的那样天性善良,即便是在家庭内部,也只是因为合作才产生了同情,并最终产生了慈爱和亲情。“我们不仅同情我们爱的人,也同情与我们相似的人”;于是“情感的复制”就出现了,最后导致了某种程度的良心。但是,良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的,并且会因地域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群体道德传统在成长的个人心灵中的积累。社会通过它在自己的敌人——自然的个人主义灵魂中发展了一个盟友。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自然状态中的个人权力原则逐渐让位于社会中的法律与道德。强权仍然是公理,但是整体的强权制约着个人强权,使个人权功的发挥不至于损害他人的平等的权益。个人将天生权利的一部分移交给有组织的团体,作为回报,他剩下的权利的范围得到了扩大。例如,我们放弃在愤怒之下使用暴力的权利,从而也就不必担心别人因愤怒对我们使用暴力,之所以要制订法律,就是因为人们容易为激情所左右。如果我们大家都很理智,就不必有法律了。完善的法律之于个人,正如理性之于激情,都要协调相互冲突的势力以避免毁灭,从而增强整体的权力。在形而上学中,理性是认识万物的秩序;在伦理学中,理性是在欲望中建立秩序;在政治学中,理性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秩序。完美的国家只限制公民之间相互破坏的那些权力,它剥夺自由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更大的自由。

  统治人,或者用暴力来约束人,并非国家的最终目的。相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免于暴力的危害,并充分保障人们的生活。实际上,国家的目标是自由。但是,如果法律阻挠了自由又该怎么办呢?一个国家就像所有的生物或组织一样,会尽力维护自己的存在(一般是指统治者尽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但是,如果它成了一个专制和剥削的机构又该怎么办呢?斯宾诺莎说,只要它还允许合理的抗议和讨论,只要它还承认和平改革的言论自由,我们就应遵守那些哪怕是不公平的法律。“的确,言论自由有时会产生很多麻烦,但是,又有什么问题能够得到明智、顺利的解决呢?”违背言论自由的法律将破坏它自身,因为人们不会长久尊重那些不允许他们批评的法律。

  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力度越大,反抗的力度也就越强。通常人们最难以忍受的,是将他们认为符合真理的行为当成违法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会把违法和反政府当成可耻的事。

  斯宾诺莎的结论是:“如果始终有言论自由,那么煽动性的言论反而会丧失力量。”国家对思想的控制越少,公民和国家双方所得到的好处就越大。尽管斯宾诺莎承认国家的必要性,但并不信任它,因为他知道,权力甚至能使那些最坚定的人腐化。同时,他也不能无视国家权力的范围由人的行动扩展到人的思想,因为那将带来毁灭性的结局。因此他反对国家干涉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国家出资办学的目的与其说是培养不如说是限制人的天赋。但在自由社会中,只要每个人都能获准公开办学,艺术和科学将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如果上述各项能够得到实施,那么,有什么样的政体就无关紧要了。对于民主制,斯宾诺莎只表现出稍许偏爱,无论哪一种政体都能够被改造得“使每一个人都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也是立法者的职责”。君主政体最有效,但会导致暴政。

  有人认为只有将全部权力交给某一个人,才有利于实现和平,因为,没有一种统治像土耳其人的政权那样长久和稳定,也没有一种民主政体能够长治久安。但是,如果奴役、残暴和死寂能被称作和平的话,那么人的命运就太不幸了。因此,把全部权力交给一个人,只会导致奴隶制,而不会带来和平。

  接下来,他又谈到了秘密权术:

  渴望独裁的人有一种论调: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国家的事务应该秘密进行。但是,越是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就越会导致残暴的奴隶制。宁可让敌人知道正当的计划,也不应该让暴君蒙蔽人民。秘密处理国家事务的人会成为独裁者。在战争时他们用阴谋对付敌人,在和平时期则会用阴谋对付人民。

  最合理的政体是民主政体,因为“每个人的行动只受权威的控制,而不是自己的判断,就是说,人们知道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观点,只要是多数人的意见就具有法律的效力”。民主政体的军事基础应该是普遍兵役制,在和平时期人民保留着武器。它的财政基础应该是单一税制。民主制的缺点是它很容易使平庸的人获得权力,除非只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担任政府职务。人的数量并不能产生智慧,反而可能让那些投机钻营之辈获得权力,“大众的反复无常几乎使那些有学识的人陷入绝望,因为左右他们的不是理性,而是感情”。于是,民主政府成了煽动者们短暂的聚会,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又不愿同流合污。尽管这样的人只是少数,但他们迟早会出来反对这种体制,“所以,我认为民主政体将会逐渐转变为贵族政体,贵族政体又会最终变成君主专制”。最后,人们宁愿要专制,也不要混乱。权力的平均分配会导致动乱,因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在不平等中谋求平等是极其荒谬的”。民主制还需要在保证人人都有选举权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

假如斯宾诺莎能够完成这部著作,不知他在现代政治学这个核心问题上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远见卓识,但是,我们读到的只是这部著作尚未完成的初稿。在写到民主制这一章时,他与世长辞了。

 

六、斯宾诺莎的影响

  斯宾诺莎没有、也不打算建立一个学派,但在他之后的一切哲学都渗透了他的思想。在他死后,整整一代人都憎恨斯宾诺莎这个名字,甚至连休谟也称他的理论是“可憎的假说”。莱辛曾说过:“人们提起斯宾诺莎好像是在提一条死狗。”

  为他正名的正是莱辛。这位伟大的批评家声称。在他思想成熟以后,他就始终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他还断言:“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以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哲学。”几年后,赫德的《关于斯宾诺莎体系的若干谈话》引起了开明的神学家对《伦理学》的关注。同时,天主教诗人诺瓦利斯称斯宾诺莎为“陶醉于上帝的人”。

  歌德这位伟大的诗人告诉我们,他只读了一遍《伦理学》就完全叹服了,这正是他的心灵渴望已久的哲学,从此,这种哲学便渗透到他的诗歌和散文中。在这种哲学里,他发现了那个深刻的教训,即我们必须接受大自然对我们的限制。正是因为受斯宾诺莎平静气息的影响,他才能超越葛慈和维特狂热的浪漫主义,在晚年获得古典主义的宁静。

  正是因为将斯宾诺莎与康德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才使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泛神论。而从“自我保存的努力”之中,则产生了费希特的“自我”、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

  在英国,斯宾诺莎的影响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日益增强。年轻的叛逆者如科勒律治和华兹华斯都满怀热情地谈论着斯宾诺莎。华兹华斯在他著名的诗句中捕捉到了这位哲学家那种深邃的东西:

  它的居所是瑰丽的晚霞,

  是和风,是大海,

  它翱翔于蓝天,又深藏于心灵;

  它是运动,也是精神,

  它驱动一切思维和思维的对象,

  在万物中运行。

  雪莱在长诗《麦布女王》原注中引用了《神学政治论》的内容,并着手将它译成英语,拜伦答应为这个译本作序。后来,乔治·艾略特翻译了《伦理学》,但她没有将译文发表,我们可以推测斯宾塞的“不可知力”的概念受了斯宾诺莎的影响,因为他与那位女作家过从甚密。

  斯宾诺莎之所以对这么多人产生过影响,也许是因为他的理论在不同人看来有不同的魅力,而且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我们可以用《旧约·传道书》中的一段话来评论斯宾诺莎:“第一个人不能完全读懂他,最后一个人也不能完全理解他,因为他的思想比海洋还宽广,他的智慧比海洋还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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