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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

时间:2013-05-31 16:51来源:《哲学的故事》 作者:维尔·格兰特 点击:
一、孔德与达尔文 自称为“未来所有形而上学之先驱”的康德哲学,其本意就是要宣判各种传统思辨方式的死刑。但结果正相反,它破坏了一切形而上学,因为在整个思想史上,形而上


一、孔德与达尔文

  自称为“未来所有形而上学之先驱”的康德哲学,其本意就是要宣判各种传统思辨方式的死刑。但结果正相反,它破坏了一切形而上学,因为在整个思想史上,形而上学一直是指试图发现现实的终极本质的一种方式。然而,人们从这位权威那里得到的启发却是,现实是不可捉摸的,它是一个可以设想,却无从认知的“本体”。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大家依然普遍认为,宇宙还在严守着它的奥秘。欧洲思想界在“绝对”陶醉了一代人之后产生了逆反情绪,开始排斥一切类型的形而上学了。

  法国人善于怀疑,因此在他们中间产生“实证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也就不奇怪了。奥古斯特·孔德1798年出生于蒙彼利埃。他年轻时对本杰明·富兰克林非常推崇,将他视为现代苏格拉底。孔德一开始就干得不错,成了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圣西门不仅用杜尔哥和孔多塞的改革热情来感染他,还向他传授了自己的思想,即社会现象与物理现象一样,也可以整理出规律和科学:所有哲学都应该重视从道德和政治上提高人类素质。然而,孔德和大多数志在改造世界的人一样,发现单是治家就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1827年,他被两年的不幸婚姻搞得精神崩溃,竟然投了塞纳河,企图一死了之。因此,发表于1830年至1842年间的五卷《实证哲学》和在1851年至1854年间问世的四卷《实证哲学体系》都要部分归功于当时前来营救孔德的人。

  这两部著作涵盖面之广、作者的耐性之大,在近代史上只有斯宾塞的“综合哲学”能与之相比。书中对各门科学根据论题从简到繁、由广到窄作了排列: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每门科学都是以它前面的各门学科的成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学是一切科学的巅峰,而别的科学只有在对社会学有所启迪的时候才有存在的理由。

  在每个思想领域,思想史学者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三阶段法则”:首先,人们按神学方法进行思考,以神的意志来阐释一切问题——例如把天上的星星当作天神或神的战车;接着是形而上学阶段,人们用形而上学的抽象观念来解释上述问题——例如,星体沿圆形轨道运行,是因为圆形是最完美的形状;最后,精确的观察、假设和实验把事物纳入了实际科学,人们用自然的因果关系来阐释现象,“神的意志”被柏拉图的“理念”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类虚幻概念取代,而这些概念又被科学规律所取代。形而上学是发展受到阻碍的阶段,孔德认为已经到了抛弃这些幼稚观念的时候了。哲学和科学并非两种不同的事物,哲学的任务就是协调所有的科学以改善人类生活。

  这种实证主义含有某种教条的唯理智主义因素,这也许反映了这位醒悟后又陷入孤独的暂学家的心情,1845年,克罗第尔·德沃夫人(她丈夫当时正在监狱中服刑)征服了孔德的心,在爱情的激发下,孔德将情感作为一种改造力量而置于理智之上,并且推断说,这个世界只有通过一种新的宗教才能得到拯救。这种宗教的作用是将人提升到礼拜仪式中的崇拜对象的高度,以培养和加强人性中薄弱的利他主义精神。有人说,孔德把天主教的全部教义奉献给了世界,却把基督教抛在一边。

  实证主义运动正好符合英国的思潮。英国思潮的精神源于工业和商贸的发展,对物质现实怀有崇敬之情。培根使思维和精神转向了物质世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洛克的感觉论、休谟的怀疑主义、边沁的功利主义等等都是以忙碌、务实的现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赞成孔德与斯宾塞观点的人认为哲学就是对一切科学成果的概括,因此实证主义运动在英国拥有的支持者超过了它的诞生地。

  工业革命源自早期的科学,反过来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当时,各门科学正发展到一个纷繁复杂的阶段,人们对此感到迷惘,他们期望有人对其加以整理和概括。在斯宾塞青年时代,在所有的大事件中,最让英国震惊的要算生物学的发展和进化论了。进化论的诞生充分证明了科学的世界性:康德提到过猿猴变成人的可能性;歌德曾论及“植物的变异”;厄拉斯姆斯·达尔文和拉马克都提出了相同学说。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进化论得到了广泛传播。早在达尔文之前,斯宾塞就在他的《发展假说》和《心理学原理》中表达了这一观点。1858年,达尔文和华莱士宣读了他们举世闻名的论文。1859年,《物种起源》的问世使整个旧世界土崩瓦解。在整个五十年代,全世界都在谈论进化论。斯宾塞之所以能够站在这一思潮的浪尖上,一方面因为他有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进化学说可以运用于一切知识领域;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广博的学识。

  在十七世纪,数学统治了哲学,因而产生了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和巴斯噶;心理学统治了哲学之后,产生了贝克莱、休谟、孔狄亚克和康德;到了十九世纪,在谢林、叔本华、斯宾塞、尼采和柏格森等人的著作中,生物学成了哲学思想的背景。犹如亞美利哥·韦斯普奇因为绘制了一幅地图,那片新大陆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样。赫伯特·斯宾塞就是达尔文时代的韦斯普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这个时代的哥伦布。

 

二、斯宾塞的生平

  斯宾塞1820年生于德比,父母两方的祖先都不信英国国教。他的父亲从不用超自然的观点来解释任何事物,他爱好的是科学,曾写过《创造几何学》一书。在政治上,他和儿子一样,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从不向任何人脱帽致意,无沦对方的身份多么显赫”,“当他没听懂我母亲的某个问题时,不会荐去问个明白,而是保持沉默,让它不了了之。他一生都保持着这种做法,尽管这样做毫无益处”,老斯宾塞的这种性格使人联想到赫伯特·斯宾塞晚年反对政府职能扩大化的情形。

  这位著名哲学家的父亲、叔父和外祖父都是私立学校的教师,但他却直到四十岁都没有上过学。幼年的赫伯特很懒散,父亲对他十分溺爱。十三岁时他被送到辛顿,跟严厉的叔父一起生活。但他很快就逃出了叔父家,历尽艰辛回到了德比——第一天走了四十八英里,第二天走了四十七英里,第三天走了二十英里,途中靠一点面包和啤酒果腹。几个星期后,他又回到了辛顿,并在那里住了三年。这就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惟一的系统教育。后来,他自己也搞不清在辛顿学到了什么。他曾自豪地说:“无论是在童年还是在青年时期,我没上过一次英文课,直至现在,我对规范的句法仍然一窍不通。”四十岁那年他开始读《伊利亚特》,然而“大约读了六段,我就发现继续读下去太难受了,我宁愿丢掉一大笔钱也不想看完它。”他的一位秘书告诉我们,斯宾塞从来没有谈过任何一本科学方面的书,即使在他最喜欢的领域,他也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他在研究化学时烧伤过手,并且发生过几次爆炸事故;为了研究昆虫学,他观察过虫子;在后来当土木工程师时,他学了一些关于地层和化石的知识;其他的知识他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偶然学到的。三十岁以前,他从来没有思考过哲学问题。后来,他读了刘易斯的著作,并想接着读康德的著作;但一开始他就发现康德把空间和时间视为感性知觉的形式而不是客观事物,就断定康德是个笨蛋,于是把书扔到了一边。他的秘书说,斯宾塞在写第一部著作《社会静力学》时,“仅读过乔纳森·戴蒙德的一本伦理学著作,那是本旧书,当时早已被人遗忘”。他只读了休谟、曼塞尔和里德的著作就写出了《心理学》;只读了卡彭特的《比较生理学》就写出了《生物学》;在写《社会学》时,他连孔德或泰勒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在写作《伦理学》之前,他从未读过康德、穆勒和别的伦理学家的著作,只读过塞奇威克的书。这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受的精深而又严格的教育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那么,他是怎么得到上千个论点的证据的呢?大部分是通过直接观察,信手拈来的,而非取之于现成的书本。任何时候,他都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他一旦看准自己要干的事业,并发现了他以后一切工作的核心——进化论之后,他的脑子仿佛变成了一块磁铁,不断地吸收有关的材料。无产阶级和商人们对他的名字感到亲切,这不奇怪,因为这位哲学家的头脑和他们一样——与书本知识无缘,对“文化”非常无知,却装满了实践知识。

  他为了生计而工作,因袭他的职业也增强了他的务实精神。他当过铁路与桥梁的勘测员、检察官和设计师。总的来说,他是个工程师。他还喜欢搞一些发明创造,虽然全都没有成功,但他在《自传》里谈到这些发明时总是满怀喜悦。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别出心裁的盐窖、细颈提壶、蜡烛熄灭器、病人轮椅等发明。他发明了一些新式饮食法,他一度只吃素食,但在得知另一个素食者患了贫血症时,就放弃了这一做法。在那些日子里他什么都想试试,甚至想过搬到新西兰去,却没有想到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并不需要哲学家。

  为了自己果敢的唯实论和务实的观念,他失去了诗歌与艺术的灵性和趣味。在他二十卷著作中惟一有点诗意句子,还是一个排字工人的功劳,他将“日常生活对科学预见的检验”误排成“日常生活对科学预见的诗化”。他一向以自我为中心,盛名之下不免自负,他虽然为人坦诚,无所畏惧,极富独创性,但也不乏武断与偏执:他蔑视一切阿谀奉承之举,拒绝一切政府授予的荣誉;四十年来,他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但仍然不辞辛劳地工作。也许因为是教师的后代,他的著作带有明显的说教口吻,仿佛他正手拿戒尺训斥学生,他说:“没有我搞不清的事情。”孤独的独身生活使他缺乏人情味。他曾经跟英国的伟大女性乔治·艾略特有过一段恋情,但却不喜欢她的才智。在那个充满浪漫气氛的时代,他严肃、沉默,犹如一尊庄严的塑像。

  斯宾塞四十岁时写道:“直到今天,我的生活仍然杂乱无章。”确实,很少有哲学家的生活像他那样动荡不安。但是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并且极为敬业。他三十岁时,由于贬斥了乔纳森·戴蒙德的《道德原则论文集》,他父亲要他就同一课题写出自己的观点。他接受了挑战,于是写了《社会静力学》。1852年,他写了论文《人口理论》。他在文中提出,生存竞争的结果就是适者生存。他在同年发表的论文《进化假说》中对陈腐观念进行了驳斥。1855年,他在第二部著作《心理学原理》中探索了智能的进化。后来,又在1857年写了《进步:规律及原因》。这篇文章接受了冯·贝尔的观点,认为一切生物都是从最初的同一种形态发展到不同形态,并将这一观点确定为历史进步的一般原理。总之,斯宾塞是和时代一起长的,这时的他已具备了成为进化论哲学家的条件。

  1858年,他在修订过去的论文时,惊讶地发现,自己以前提出的许多观点互相关联,可以自成体系。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闪现在他的脑海中:进化论不仅可以用于生物学,也许还可以用于一切学科中;它不仅可用于解释物种和属类的发展变化,而且还可以解释天体和地层、社会史和政治史、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发展。他打算写一系列著作,说明物质如何从星云进化到人类的大脑,人类又怎样从原始阶段发展到莎士比亚时代,这个计划令他兴奋异常。但一想到自己已年近四十,他几乎绝望了。三年前,他刚患过一次全身性衰竭,连续十八个月没有工作能力。他心灰意冷,四处游荡。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再也不能完全康复了,并且每次用脑超过一小时,他就无法继续工作。从来没有人以如此衰弱的身体从事这项事业,也没有人到了这个年纪才选择那么伟大的事业。

  他贫困,但从不认真考虑谋生的问题,他说过:“我不想过优裕的生活,我认为不值得为生活费心费力。”他在继承了叔叔的2500美元遗产后,就辞去了编辑职务。由于坐吃山空,这笔钱很快就花光了,这时,他想出一个主意,为他计划中的书征求预订费。这样也许能勉强糊口,把写作维持下去,他写了一个大纲交给赫胥黎、刘易斯和其他一些朋友,他们给他招来了预订者,其中不乏显赫人物。他的著作简介在1860年发表后,给他带不少订户,可以让他每年得到1500美元。虽然不多,但斯宾塞已心满意足了。

  没想到,《第一原理》于1862年问世后,很多订户取消了订单。因为是该书的“第一章”企图调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却得罪了主教和权威学者们。《第一原理》和《物种起源》成了一场“书本论战”的中心,在这场大战中,赫胥黎充当了达尔文主义和不可知论阵营的头领,进化论者一度遭到正人君子的猛烈抨击,被指责为道德沦丧的魔鬼,应该钉在耻辱柱上任人唾骂。斯宾塞的订户越来越少,许多订户甚至收到书后拒绝付款。斯宾塞只好自己出钱弥补亏空,尽力使写作维持下去。最后,他终于耗尽了所有的钱和勇气,他给剩下的订户寄去通知,声明自己写不下去了。

  这时,出现了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斯宾塞的头号对手、那位在《第一原理》问世前一直统治着英国哲学界的人物,及时发现了自己的地位已被这位进化论哲学家替代,就于186624日给斯宾塞写了一封信:尊敬的先生:

  上周我看到了你的《生物学》十二月分册,并对所附通知表示遗憾,……我建议您继续撰写后面的部分,我愿意补足出版商的亏损。……请你不要把这个建议看成施舍,即使真是那样,我仍希望您能接受,但事情绝不是那样的——这纯粹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合诈的建议。您为之呕心沥血的目标一旦实现,将是全世界人民的一大幸事。

  谨此

  J.S.穆勒

  斯宾塞婉言谢绝了穆勒的好意,但穆勒劝说自己的朋友每人向斯宾塞订了二百五十份。斯宾塞再次拒绝了他拉的订单,这时,斯宾塞意外地收到了尤曼斯教授的一封信,信中说,美国的斯宾塞崇拜者以他的名义买了七千美元的公用股票,利息或股息将归他所有。这一次斯宾塞不再固执己见。这项馈赠所寄托的希望使他再次燃起了热情。在此后的四十年里,他笔耕不已,直到《综合哲学》各卷全部顺利出版。精神和意志终于战胜了病魔和困难,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第一原理》

1.不可知之物

  一开头,斯宾塞就写道:“不仅‘恶中有善’,而且谬误中也含有真理。这一点往往被我们忽略了。”所以,他主张研究各种宗教观念以发现真理的内核,这个内核凭着信仰不断变化的形式,赋予了宗教对人类灵魂的持久支配力量。

  他很快就发现,一切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都是难以想像的。无神论者试图证明宇宙是一个即没有起因也没有起点的自在物,但我们想像不出任何没有起点或起因的事物。有神论者的解释也不过是退了一步,对神学家们“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法,连小孩也能提出让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呢?”宗教的一切终极观念在逻辑上都不成立。

  同样,科学的一切终极观念也超出了理性认知的范围。什么是物质?我们把物质分割为原子,然后又不得不像分解分子那样再分割原子,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一方面认为物质是可以无穷分割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物质的分割有一定限度。空间和时间的可分割性也是如此,最终,这两种观念都是非理性的。如果我们坚持把物质分割下去,那么最后只剩下一种力——一种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或者抗拒找们的运动器官的力——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但谁又能告诉我们力是什么?从物理学到心理学,精神和意识这两个概念更是令人费解。“科学家在一切领域的研究最后都会使他面临一个不解之谜:而且他将比过去更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个不解之谜。他马上就会发现人类智力的伟大和局限——它有能力处理经验范围之内的全部问题,然而对超越这个范围的问题却无能为力。科学家比别人更真切地知道,从智力的最终本质上看,一切事物都是不可理解的。”用赫胥黎的话来说,惟一真实可靠的哲学就是不可知论。

  造成这些难题的共同原因是所有知识都有相对性。“思考就是建立事物间的联系,任何思想都无法表达关系以外的事物。……智力受现象的限制,并只能处理现象。如果想用它处理现象之外的事物,我们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相对”和“现象”的名称和性质都暗示着在它们背后存在着某种终极、绝对的东西,那个“实在”到底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

  因此,要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并不难,科学应当承认它的“规律”仅适用于现象和相对事物;宗教也应当承认神学是为某个无法用概念表述的信仰而创造的神话。精神和物质都是相对的现象,是一个终极原因的两种结果。而这个原因的性质必然是不可知的,承认这个“不可知的力”的存在是一切宗教真理的核心,也是一切哲学的开端。

2.进化论

  哲学指出了不可知物之后,就转向可知之物。形而上学只是海市蜃楼,用米西莱的话说,它是“一种有条理地迷惑自己的艺术”。哲学正确的范畴和作用应该是总结和统一科学成果。“最低级的知识是彼此没有联系的知识,科学是有部分联系的知识,哲学则是完全相联系的知识”。这种完全的联系需要一个普遍的原理来概括所有的经验,是否存在这样的原理呢?

  通过把物理学中一些基本规律联系起来,我们也许能发现这样一个原理。这些规律是物质不灭、能量守恒、运动永恒、力与力之间关系的永恒、各种力的等效性和互换性(甚至精神的力和物质的力之间也是如此),以及运动的节奏。

  所有这些“可知之物的规律”都可以归结为力的永恒性这个终极规律。但是,该原理具确某种惰性,它甚至没有对生命的奥秘作过任何提示。实在的动态原理是什么?万物生灭的程式是什么?它必然是一个进化和消亡的公式,因为“任何事物的整个历史都必须包括从不可知的状态中出现,又消失在不可知的状态中这两个阶段”。

  因此,斯宾塞提出了他那轰动欧洲思想界的进化公式。“进化就是物质的整体化及同时发生的运动的消解过程;在这期间,物质由不确定的、互不相干的同质状态过渡到确定的、彼此关联的异质状态,同时保留下来的运动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这是什么意思呢?

  星云形成行星,海洋与山脉的形成,植物细胞和人体组织的新陈代谢,生命的发育,感觉和记忆转化成知识和思想,知识再统一成科学和哲学,家庭发展为部落、氏族、城市、国家,乃至“世界联邦”,这些都是物质的整体化过程——各自独立的项目汇集成群体和整体的过程。这种整体化过程必然会削弱各组成部分的运动,正如国家权力的不断增加必然会减少个人自由一样。与此同时,也使各组成部分具有相互依赖性,形成一种由相互关系构成的保护组织,这种组织导致“凝聚”,从而增强共同生存的能力。在整体化过程中,物质的形体和功能也变得更为确定:星云本是模糊不清的物质,却产生了椭圆形的行星、轮廓分明的山脉、具有特定形体和性质的有机体、分工不同并具有专门功能的生理结构和政治结构等等。原始星云是同质的物质,但它不久就分化为各种气体、液体和固体;在地球上,青草使大地披上绿装,积雪使山顶戴上白盔,海水使海洋一片蔚蓝;进化中的生命从相对同质的原生质中产生了各种营养、生殖、运动和感觉器官;一种简单的语言派生出无数的语种;一门单一的科学派生出上百个学科;一个民族的民间传说演化出上千种文学艺术彤式;人的个性不断发展,变得独特、鲜明;每个种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性,整体化和异质性使各部分聚集成更大的整体,同时又使其分化出更加繁复的形式:这就是进化论的基本含义,凡是从分散状态发展到统一状态,从简单的同质状态发展到复杂的异质状态的进程,都是进化;反之,都是衰退、分解的过程。

  斯宾塞还告诉我们,任何运动只要有阻力迟早会停息。行星每运行一周,其轨道就会缩小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太阳会变得不那么温暖明亮;潮汐的摩擦将减缓地球的自转。地球养育了无数拼命繁衍的生命,总有一天,它的运动将变得缓慢;我们的血液将变得更冷、流得更慢;我们将像濒危生物一样把天堂看作长眠的场所,而不是生活的乐园:社会将解体,城市将沦为穷乡僻壤;生命赖以生存的协调将变成无异于死亡的分散与失凋,世界的前景将是一片凄凉;地球本身也将瓦解,重新消散成尘埃和星云。这样,一个进化和消亡的循环就完成了。下一个循环又会重新开始,并且周而复始,永不停息;但结局总是这样的,生命打着死亡的烙印,所有事物的诞生都是死亡的序幕。

  《第一原理》是一部恢宏的戏剧,它以典雅、庄严的笔调描述了星球、生命和人类的兴亡:假它是一部悲剧,“所剩的是一片死寂”——用哈姆雷特的这句话来做结束语再恰当不过了。这样的论调引起世人的反感是很正常的。我们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既然死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还是宁可多关注生活。和叔本华一样,斯宾塞也认为人类的努力是徒劳的。在他辉煌的一生将要结束时,他说出了自己的感受:生活毫无意义。他犯了哲学家的通病,眼光太远而忽略了眼前的生活乐趣。

  他知道人们不会爱好这样一种哲学,它最后的定论不是上帝和天堂,而是平衡和衰灭;在结束第一部分时他以非凡的口才和热诚申辩说,他有权利说出他所见到的悲观的真情实况。

  谁如果不愿意说出他所认为的最高真理,唯恐这会大走到时代的前面去了,那末只要他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看自己的行为,他自己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了。但愿他记住,意见便是那样一种动力,通过它,有特殊地位的人物可以使外界的部署措施进行自我调节,记住他的意见当然会形成这种动力的一部分——是力的一个单位,与其它这样的力的单位,一起构成总的力量,努力实现社会改革。而且他将了解自己可以恰当地道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信念,听任信念产生可以产生的任何效果。他同情某些原则而反对别的原则,这并非是无缘无故的。他,和他的全部才能,以及愿望与信念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的产物。他在继承过去,同时又是未来之父;他的思想犹如他所生的子女,他可不能漫不经心,听其自生自灭。跟其他任何人一样,他有理由可以认为自己是无数动力之一,那“未知的动因”就是通过它们而起作用的;当那“未知的动因”在他身上产生某种信念时,他就因而有权表明并身体力行那种信念。……所以聪明的人绝不会认为自己内心所有的信仰是突如其来的。他会无所畏惧地说出他见到的最高真理,懂得不论结果如何,他在这世界上也就这样在尽他的本分——懂得:如果他能实现自己心目中想望的改革——那自然好得很;如果不行——也好得很,虽然并非那样的好。

 

四、生物学——生命的进化

  《综合哲学》第二卷和第三卷于1872年问世,书名为《生物学原理》。一开始,斯宾塞就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生命,就是为适应外部关系而对内部关系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这种对应并不仅仅是被动的适应过程:生命的特性就在于,其内部关系的调节是在外部关系改变之前预先进行的,正如动物缩紧身体以躲避打击。这个定义的缺陷是忽视了有机体改造环境的活动,而且没能对促使有机体做出预先调节的那个神秘的力量作出解释。在后来的版本中,斯宾塞只好加了一章,专门探讨“生命的能动因素”,并承认自己的这个定义没能真正揭示出生命的实质,“我们不得不承认,‘生命’的本质是不能用物理化学的方法来认知的。”他没有意识到,承认这一点会对他的哲学体系的完整性造成多大的破坏。

  斯宾塞认识到,在整个物种的生命中都能看到繁殖力为适应环境所做的调节。一般来说,生长变化与能量消耗成反比;生育率变化与生长幅度也成反比。“养马人都知道,假如让一匹小牝马生马驹,它就长不到成年马那么大,……相反,被阉割的动物,如鸡,尤其是猫,通常要比未被阉割的同类长得大。”个体生命的发育和能力越强,其生殖率就越低。“如果一个低级物种与外部危险抗争的能力很弱,那么它必然要以极大的繁殖能力来弥补由此造成的死亡,否则该物种就会灭绝;反之,如果一个物种自卫能力很强,其繁殖能力必然相应下降,否则繁殖速度就会超出食物的增长速度。”因此,越是发达的物种和群体,其出生率就越低,不过,这个规律也一样适用于个体,例如,智力似乎就和繁殖力成反比,“凡是繁殖力特别强的生物都表现出了智力迟钝现象。因此,人类以后将经历的特殊的进化过程,极有可能引起生殖能力下降。”哲学家大多以逃避生育而闻名。另一方面,做了母亲之后的妇女,智力活动一般会减少。

  尽管出生率与群体生存的需要大致相适应,但这一适应过程永远不会结束。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有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这个普遍原理是正确的,“人口压力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进步的直接原因。它迫使人类散居各处,并改变游猎的习性转而从事农耕:它导致了地球表面的开垦,强迫人类进入社会形态,……并产生社会观念。它还刺激了生产方式的改革,促进了人类的技术与智能。”人口压力也是生存竞争的首要原因。在竞争中,适者才能生存,因而人种素质得以提高。

  适者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自发的优化变异还是由于遗传的特性和能力?对于这个问题,斯宾塞没有武断地下结论。他愿意接受达尔文的学说,但又感到它无法解释某些事实,因此只好有保留地采纳了拉马克的观点,并指出了达尔文学说中的一些缺陷。有趣的是,今天的新拉马克派中竟然也有一些达尔文的信徒,而当代最杰出的英国生物学家却呼吁,必须舍弃达尔文的狭义进化论。

 

五、心理学——思维的进化

  《心理学原理》是斯宾塞哲学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在这本书中,斯宾塞表现出他长于论述而苦于论据不足的特点。尽管如此,《心理学原理》还是有它引人注目的地方。斯宾塞最早在心理学史上采用了坚定的进化论观点,最早尝试用遗传学的方法来解释问题,并努力探索复杂的思维活动,将其解释为最简单的神经作用,乃至最后的物质运动。的确,他的这些努力失败了,但谁又成功地进行过这种尝试呢?斯宾塞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试图揭示意识进化的过程,但是,他为了证明这个过程,最后不得不把意识说成是无处不在的。他坚定地认为,从星云到思维有着一个连续不断的进化过程,最后他又承认,物质只有通过思维才能为人所认识。该书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也许是那些摈弃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段落:

  分子的振荡在意识中表现为神经的波动,而且两者可以被认为是一回事,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无论什么努力都不能使我们把两者等同起来。感觉单位与运动单位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在我们把两者并列在一起时再明显不过了。意识做出的直接判断,在通过分析后我们就会发现它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也许有人能够证明,分子振动的感知是由诸多感觉单位构成的,(即我们对物质的认知由思维单位构成,这些单位包括知觉、记忆、观念。)……是把精神现象解释为物质现象,还是把物质现象解释为精神现象?如果我们必须进行选择的话,后者似乎更为可取。

  无疑,思维有着进化的过程;这是一个从单一到混合再到复杂、从反射到趋向性再到本能,并通过记忆与想像提高到理智的反应方式的发展过程。假如读者能在一生中读完这部一千四百页的生理和心理分析著作,一定会强烈地感觉到生命和思维的连续性。

  本能和理智之间没有分明的界限,它们都是内部关系为适应外部关系而进行的调节:仅有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本能所反应的关系相对地较为简单,而理智所面临的关系则较为复杂。所谓理性行为,其实也是一种本能反应,这种反应在由特定环境所引起的一场斗争中战胜了其他本能反应而得以保存。所谓思考,也是各种对立冲动之间的争斗。从本质上说,理智与本能、思维与生命,是一体的。

  “意志”是一个抽象的术语,用以概括我们主动的冲动;决断则意味着一个未受阻碍的意愿自然地转化为行动,意志是行动的起始阶段,行动是意志的最后阶段。同样,情感是本能行为的起始阶段,而情感的表现又预示了反应的完成;愤怒中咬牙切齿,其实暗示了要把敌人撕成碎片(在远古时代,这是愤怒的必然结局)。“思想的形式”,如时空感、数量与原因的概念,都是思想的本能方式。就像本能是由人类后天获得的习性,在个人却是天赋一样,这些思维范畴也是在进化过程中后天获得的习性,但在今天却成了我们先天智力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长期令人困惑的心理学难题,都可以用“持续积累的变化具有继承性”这一观点来解释。无疑,正是这个包治百病的假设使得这部历尽艰难写出的书存在着太多的问题。

 

六、社会学——社会的进化

  斯宾塞的社会学所获得的评价则大不相同,这几部巨著经过二十多年才相继出齐,是斯宾塞的上乘之作。从他的第一部书《社会静力学》到《社会学原理》这段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学和政治问题上。从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孔德这位社会学的创始人和命名者,对社会学作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

  斯宾塞为研究社会所做的准备,堪称治学的榜样。他雇了三个秘书来搜集材料。其中记录了各大民族的家庭、宗教、职业、政治和工业等方面的组织形式和制度。他自费将这些材料分八大卷出版,一边其他学者对他的结论进行证实和修正。

  斯宾塞相信,社会就是一个有机体,也有着营养器官、循环器官、调节器官和生殖器官。的确,个体生物的意识仅集中在局部,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保持着各自的意识和意志,但是,政府的中央集权却能够缩小这一差异。“社会有机体在下述几个方面体现了与个体有机体相似的基本特性:社会有机体在不断生长;越生长越复杂;在总体日趋复杂的同时,它的各组成部分间的相互依存性也不断加强;总体的寿命比各组成部分的寿命长,它的寿命几乎是无限的;……不管是总体还是部分,都有着不断一体化的过程,并伴以异质状态的不断增强过程。”因此,社会的发展体现着进化论公式:政治单位从家庭发展到国家和同盟,经济单位也从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发展到垄断企业与卡特尔,居民单位从村落发展到乡镇和城市——这些都明确地表明了一个集结的过程;另一方面,劳动的分工、职业和贸易的多样化,以及城乡之间和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性,都充分证明了统一和分化的演变过程。

  不同类型的事物统一在一起的原则同样适于社会的一切领域,从宗教、政权到科学、艺术莫不如此。宗教最初表现为对众神的崇拜,各个民族都基本如此;宗教的发展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有一个主要的万能的神征服了所有其他的神,并把他们分出等级,各司其职。最初的众神大概来自梦幻和幽灵。自古以来,“神灵”一词始终既表示幽灵又表示众神。早先的人们相信,人在死后、昏睡或神情恍惚的时候,灵魂就会离开人的身体;甚至在打喷嚏也会使灵魂出窍,因此在这个紧要关头,都要念一声“上帝保佑”或类似的护身咒语。回声和映像被认为源于自身的灵魂:巴苏陀人至今仍害怕在溪边行走,惟恐自己投在水中的身影被鳄鱼吞掉。上帝最初只是“一个永远不灭的灵魂”,在人世间曾是强者的人,化为幽灵后仍被认为是强者。“耶和华”一词的原意就是“强者”;他也许曾是一方的首领,死后被尊为“万军之主”受到崇拜。人们必须讨好这种可怕的幽灵,于是,葬礼发展为礼拜,一切向现世首领恭维的方式都被用于祈祷仪式和祭神。正如国家的税收最初是献给首领的礼品,教会的收益起源于祭神的供品。对君主的叩拜则演变成了在神坛前的膜拜和祷告。古罗马人把活着的统治者奉为神明,这表明神源于死去的君王。在这样的祖先崇拜中,一切宗教似乎都有其根源。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习俗有多么根深蒂固:有个首领拒绝接受洗礼,因为他在问及自己能否在天堂里遇见他未受洗礼的列祖列宗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日本人之所以能在1905年那场战争中表现得那么勇敢,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为天上的祖先在俯视着他们,因而要他们去死就很容易了。)

  原始社会生活的主要特色大概就是信仰宗教。朝不保夕、困苦的生活使人们宁愿把灵魂寄托于对将来的希望,而不愿接受眼前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超自然的宗教与穷兵黩武的社会是并存的:随着战争让位于工业、思想从死亡转向生活,生活也脱离了崇拜权威的老路,走上了自由和创新的光明大道。在整个西方社会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要算军事体制向工业体制的转变。研究国家体制的学者们在划分社会形态时,习惯于根据政体来划分,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区分;实质的分界线应该划在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把靠战争生存的国家与靠劳动生存的国家区分开来。

  军事国家在政权体制上总是中央集权的,而且几乎全都实行君主制;它崇尚团体的强制性合作;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维持自然形成的男子家长制。由于军事社会中的死亡率很高,所以大多实行一夫多妻制,妇女地位十分低下。多数国家都经历过黩武阶段,因为战争可以强化中央的权力,使全部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因此“历史充斥着巧取豪夺、凶残杀戮和自取灭亡的血腥记录。”“从根本上说,建立一个高度文明社会的可能性就在于彻底消灭战争。”

  要想得到这样一个美满的结局,不能指望在精神上感化人们,而应该把希望寄托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工业将促进民主与和平;如果生命不再受战争的摆布,成千上万的经济发展中心就会蓬勃兴起,权力将分散到大多数社会成员手中。只有创造性得以自由发挥,生产才能兴旺,所以,工业社会必须摈弃那些和军事社会互相依存的传统权力、等级制度和种姓制度。军人职业不再受崇敬:爱国精神从仇恨别国转变为热爱祖国。国内安定成为发展的首要条件,随着资本的国际化,世界和平也就成为必要条件。随着对外战争的减少,国内的暴虐行为也减少了:一夫一妻制取代了多妻制,因为男人的寿命已和妇女相当;“妇女解放”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宗教迷信让位于信仰自由,这类信仰着重于改善人类生活和人的品质。工业机制使人们认识到了宇宙的机制,并产生了因果关系永恒的概念;对自然原因的精确研究取代了超自然的任意解释。历史研究的对象成了勤奋工作的人民而不是好战的君王:它不再是名人的言行记录,而成了伟大发明创造和新思想的历史。政府的权力受到了削弱,生产团体的权力得到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等级关系过渡到了契约关系”,从强迫性合作过渡到了自愿合作。“个人为国家利益而生存的信条反过来成了国家为个人的利益而存在”,这一信条的颠倒可以说明军事型社会和工业型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

  尽管斯宾塞猛烈抨击英国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嗜战本性,他还是选择了他的祖国作为工业社会的一个典型来进行研究,并以法国和德国作为军事国家的实例。

  媒体常常提醒我们,德法两国展开一场军备毙赛,两国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花费在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上——一方的升级会促使对方做出相同的反应。……最近,法国外交部长一再强调:法国一向有必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掠夺竞赛;他还声称,通过暴力占领弱小民族的领土,“法国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荣誉,这荣誉是我们民族数百年来所从事的无数崇高事业的胜利果实”,……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些人设想的那种公民由社会供养,同时也必须为社会劳动的组织结构,在法国和德国为什么会受到广泛的支持,竟至于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团体——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卡贝、路易·勃朗、皮埃尔·勒鲁这些法国人时而用言论,时而用行动,拼命谋求建立共产生义的劳动和生活方式,……只要看看英国的情况,并加以对比,就能得到证明,在英国,他人所有制的程度要低于法德两国。

  斯宾塞相信,“俾斯麦亲王的行径极有可能导致国家社会主义”。“有机体一旦完善,就会僵化,这是一切有机体的规律”。对于工业来说,社会主义就像动物的一种僵化的本能,它只能产生出蚂蚁般的大众和令人绝望的奴性。

  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专制,使得管理者有机会追逐个人私利,而不会受到全体工人的联合抵抗;在那种制度下,工人不可能像现在的工人一样得不到满足就罢工。所以,这些管理者的权力不仅不会受到限制,反而会不断膨胀、巩固,最终变得不可抗拒。……既然工人由官僚来管理,我们想知道,官僚又由谁来管理呢?没有人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必将产生新的贵族政治;为了维护这种体制,劳动者只好拼命劳动;随着贵族政治不断巩固,这些新贵手中的权力将远远超过任何昔日的贵族。

  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截然不同,而且前者远比后者复杂。因此,如果没有一种奴役人的官僚制度,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完全控制经济关系,国家干预总难免忽略复杂的工业情况中的某些因索,因而每次干预都将以失败告终。英国在中世纪实行的固定工资法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实施的固定价格法就是极好的例证。经济关系必须由供求关系来自行调节。如果某些人或机构获得了极大的报酬,那是因为他们承担了不寻常的艰辛或风险。今天的人们无法容忍强制的平等,用法律手段来进行人为的干预只能像占星术一样毫无用处。

  斯宾塞不能容忍世界由赚工资的阶级统治,他通过伦敦《泰晤士报》对工会领袖们有所了解,但对他们毫无好感。他说,除非大多数罢工都失败,否则罢工就毫无用处,因为如果工人们的罢工总能取得胜利,物价就很可能随着工资的增加而上涨,结果等于什么也没变。

  不过他也不是一味地倾向于保守。他觉察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混乱、残酷的社会,于是,他急切地想找到一种新的制度。最后,他终于在合作运动中看到了希望。“随着社会进入一个更高级的形态,强制性的劳动管理将会有所改观。在这个高级社会中,强制性将降到最低程度,一边与联合协作活动相适应。每个社会成员都在自己的工作中成为自己的主人,他们只需遵守由大多数成员制定的用以维持正常秩序的必要规则,这样,蛮横的强制性合作向工业社会的志愿合作的转化就成功了。尽管他怀疑现在人类的诚实,怀疑他们使这种高度民主的工业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但他仍然赞成试行这一构想。他预见到未来的工业将不再受独断的雇主控制,人们将不再为生产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浪费生命。“个人为国家利益而生存的信条转变为国家为个人利益而存在,表明了军事型社会与工业型社会的明显差异;同样,生活为了工作这个信条转变为工作为了生活,这一转变也表明了工业型社会与更新型的社会之间的差异。”

 

七、伦理学——道德的进化

  斯宾塞认为,工业的再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以最大的篇幅再次论及这个问题。作为维多利亚中期具有严谨的道德的人,斯宾塞对寻求一个全新的自然道德以取代传统道德这个问题十分敏感。

  新的道德应该以生物学为基础。“只要接受了有机进化学说,某些伦理学概念就能得到确定”。1893年,赫胥黎在牛津大学举办的罗马帝国史讲座上称,生物学不能作为道德的向导;“尖利的爪子和牙齿上滴着鲜血的自然界(丁尼生语)”只会助长凶残而无益于发展人类的公正和仁爱。斯宾塞却觉得,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的道德准则,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空谈。“最高尚的品行,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地延长生命,并使其豁达、完美”。或者说,按照进化程式,如果一种品行能够使目的各异的个人或集体变得万众一心、和睦相处,那么这种品行就是道德的。道德如同艺术,其目的是在异中求同。能够将生活中最大程度的多变性、复杂性和完美性集于一身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

  这是个十分含混的定义,但也只能到这个程度,因为事物的千变万化无不是为了适应种种特殊的需要,因而也引起了善的含义的千差万别。的确,有些行为因为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最完满的生活而被认定为善,因为自然选择一般说来会给洁身自好的人以某种快感。复杂的现代生活使特殊情况大大增加,但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快乐总是意味着有益的活动,痛苦则通常意味着有害的活动。然而,在这条原理的范围内,却存在着各种有关善的概念。有些明显是相互对立的。两方的道德准则几乎没有一条不被世界上某一个民族看作是邪恶的;世上的确有一些民族不仅赞成多配偶制,而且把自杀、相互残杀,甚至杀死父母视为高尚的道德行为。

  在斐济,部落酋长死后,他们的妻子把自缢殉葬视为神圣的义务。威廉斯救过这么一个妇女,“但她在夜里泅渡过河,向本族人自首,要求履行牺牲义务,以祭奠亡夫在天之灵,原先她只是因为一时的怯懦才勉强跟人逃走的。”威尔克斯也说起过另一名妇女,她对救命恩人“骂不绝口”,并从此对他怀有刻骨仇恨。利文斯通在谈及赞比西河两岸的马可洛洛人的妇女时说,她们对英国男人只有一个妻子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她们认为丈夫仅娶一个妻子“很不体面”。

  这类事实无疑与那种认为人人生来就有同一种是非分明的道德意识的观点格格不入。但是把快乐与善行、痛苦与恶行联系起来的做法说明,这种观点确有一定的道理;这道理很可能就在于从整个种族获得的某些道德观念在个人身上具有遗传性。这时,斯宾塞运用了他最喜欢的公式来调和直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观点,从而又一次回到习得性遗传论上。

  但是,如果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确实存在的话,今天也必然要陷入两难之中,因为人们的道德观念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混乱。我们在教堂里说的是一套,在实际生活中的做的往往又是另一套,这一点已经成了共识。欧洲和美国在口头上都宣称奉行和平的基督教精神,但真正实行的却是条顿式的黩武政策,因为欧洲各地的统治者几乎全都是那些好战的条顿人的后代。

  一个国家倡导的是基督教道德还是条顿准则,取决于它所关心的是工业还是战争。尚武的社会颂扬某些美德,却容忍那些在别的民族看来是邪恶的东西。在尚武的社会中,侵略、抢劫和奸诈等不会受到一致的唾骂,因为战争已使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但是生活在工业社会的民族却无法容忍,因为工业与和平已使人们产生了诚实和互不侵犯的道德观。战争越少,人性就越能得到发扬,人们也越慷慨、仁爱。长期安定的环境使人们认识到了互助的好处。尚武杜会的爱国者认为,男人最高的美德是勇气和力量,公民最高的美德是服从,女人最高的美德则是自觉承担起母亲的种种责任。

  德国皇帝把上帝想像成德军的总指挥,并亲自参加决斗前的祈祷仪式,以示对这一行为的赞许。北美印第安人“把使用弓箭和矛看作是男子最高尚的职业,而把农业劳动和技术性劳动视为低贱工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国计民生越来越依赖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依靠智力的不断进步,非军事职业才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如今的战争不过是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应该受到谴责。正义的公式应该是“人人有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自由,只要他不妨碍别人同等的自由”。这个公式与战争格格不入,因为战争需要权威、严密的组织和绝对服从;但这个公式却对和平的工业发展非常有利,因为它提供了最大的动力和均等的机会;这一公式还与基督教道德相适应,因为它认为每个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外,它还符合自然选择这个最后审判式的道德准则,因为它为所有的人打开了致富的大门,并且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才能和付出劳动的多少,自由获取财富。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个冷酷无情的原则;许多人是会反对的,以为家庭给予各个成员的,并不根据他的能力和成果,而是根据他的需要,这一原则也可以推而广之适用到全国。但是一个社会按这样的原则来治理,是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在没有成长时所得到的好处必然是与所具备的能力成反比例的。要是家庭成员中按功论赏的话,给的最多的却是应得最少的。正好相反,成年以后,收益必然直接跟贡献起变化的:贡献则是以适合于生存条件来衡量的。不适者必受不适之害,善适者则收善适之利。这是种族若要保存就必须遵守的两条法则。……要是在幼小者里面,受益与效率成比例,那种族立即就会灭亡;要是在成人之中,受益与不称职成比例,那末该种族也会由于几代的衰落而灭亡。……拿父孺之间的情况类推而及之于政府与人民,其唯一理由,是有这种类推想法的人实在稚气十足。

  在斯宾塞看来,“自由”比“进化”更为重要。既然战争减少了,国家也就基本上没有了限制个人冉由的借口;在永久的和平状态中,国家的作用只是防止平等的权利遭到破坏。行使这样的正义职权应当免收全部费用,以便让邪恶者知道,即使受害者是穷人,他们也无法逃脱正义的惩罚。国家所有的费用都应该通过直接的税收来支付,以免让间接的税收转移公众视线,掩盖政府的铺张浪费。“除了维护正义,国家不得插手任何其他事务,否则就违反了正义原则。”因为那样一来,国家必将起到保护庸人的作用,从而破坏能者受赏、庸人受罚的自然分配法则,而这一法则正是社会群体生存和进步的依托。

  如果我们把土地与它的建筑设施截然分开,则正义原则所要求的就是土地公有制。斯宾塞曾经主张土地国有化,以便人人在经济领域享有均等的机会。但是后来他又收回了这个观点,他的理由是,只有让家庭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才能得到悉心料理。至于财产私有,可以由正义法则推导出来,因为人人都应该享有保留自己劳动成果的自由。遗产的合理性似乎不那么明显,但是,“所有权应该包括财产遗赠权,否则私有制就是不完全的”。不仅个人之间要有商业自由,国家之间也要有商业自由,正义法则不应该仅仅是家族法典,还应该是不可违背的国际关系准则。

  上述内容已基本概括了真正的“人权”,即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人们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没有这些经济上的权利,政治权利不过是一句空话。即使是放任的君主制也远比社会主义民主制优越。

  要建立一个维护权利的机构,投票选举只是一种实施办法。问题在于,普选的结果是否真的有助于最好的维权措施的产生,我们已经看到,普选并不能确保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如果实行普选,比较大的阶级必定会获得好处,同时还会损害较小阶级的利益,……显然,与工业型社会相适合的国家宪法,代表的不应是个人,而应该是利益。……也许各种合作组织的出现使工业社会能够作出一些调整,以消除或者缓和阶级利益的敌对状态。但是,由于人们目前的道德水平必定还会存在很长一个时期,因此现有的所谓平等权利将不能维护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既然政治权利是虚的,那么只有经济权利才是实有的。可见妇女为追求选举权而花费那么多时间,简直是上当受骗。斯宾塞担心母性的本能会使妇女倾向于建立一个家长式统治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他头脑很混乱。一方面,他说政治权利无足轻重;另一方面,他又说妇女不该拥有政治权利;拙谴责战争,却又说妇女不应该有选举权,因为她们没有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他对妇女怀有戒心,是因为妇女容易导致过分的利他主义;但他的著作中最后的观点却是,工业与和平将把利他主义推进到与利己主义持平的地步,从而自然演变为哲学意义上的无政府的社会秩序。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两者的冲突源于个人与家庭、集体与种族之间的冲突。如果人人都考虑别人的利益多于考虑自己的利益,礼让之风就会泛滥成灾;很可能,“在社会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追求个人幸福,正是实现全体最大幸福的首要条件”。我们所能期待的也许是利他主义在更大范围内的普及。即使在今天,人们为了取得做父母的资格,仍然乐意做出相应的牺牲;“没有子女的家庭希望得到孩子,于是就有人领养别人的孩子,这说明利他主义活动是为达到某种利己主义的满足所必需的”。爱国的热情也表明,在大局的长远利益和个人的眼前利益之间,人们会满怀激情地选择前者。社会生活每经过一代人,相助精神都会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人们最后将自发地追求同情他人所带来的快慰。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到那时,强制性行为的责任感将消失;利他主义活动也将通过自然选择而上升为本能,并且和所有本能一样不带强制性,而只给人以快乐,人类社会的自然进化将使我们不断接近天下大同。

 

八、评论

  聪明的读者在读这篇分析文章时,只需要一点零星的提示,就能知道斯宾塞的瑕疵之所在。否定的评论总是令人不快的,针对一项巨大成就的否定评论更是如此。但是,了解历史对斯宾寨的综合体系所做的评价,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1.第一原理

  第一个疑点当然是那个“不可知物”。应该承认,人类知识很可能有许多局限性;我们不能彻底探究“存在”的海洋,因为我们只是其中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但是,我们也不能武断的下结论。在严谨的逻辑意义上,说某事物是不可知的,本身就暗示着对该事物有所认识。的确,斯宾塞在著述的过程中已显示出“对不可知物的惊人的了解”。正如黑格尔所说,用理性来限制理性,就像不下水却又想游泳一样。所有这些关于“不可知”的强辩,在今天看来,都显得不着边际,仿佛出自那些自视甚高的幼稚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之口,辩论似乎就是他们活着的目的。这么说来,一台无人控制的自动机器和“第一推动力”一样不可思议,假如将“第一推动力”解释为宇宙中所有动因与力量的总和,则更令人难以置信。机械时代的斯宾塞,把机械论视为理所当然,犹如生活在冷酷的个体竞争时代的达尔文眼里只有生存竞争一样。

  对于进化定义,我们该作何评价呢?这个定义究竟对事物作出了什么解释?“仅仅说‘最初存在的是单一的物质,复杂的物质由此进化而来’,并不能解释自然的本质。”柏格森认为斯宾塞是在剜肉补疮,而不是在解释自然。他没能抓住宇宙中具有生命力的要素,这个定义的弱点在于它假定的“同质事物的不稳定性”。难道可以说由相同部分组成的整体耍比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整体更不稳定、更容易发生变化吗?按照塔尔德的观点,群体成员之间的相同点通过世世代代的相互效仿而不断扩大,于是文明就产生了:在这里,进化运动被视为走向同质状态的进程。哥特式建筑比希腊建筑复杂,但却并不一定是更高级的艺术发展阶段。斯宾塞操之过急地假设,越早出现的物质,其结构越简单;他低估了原生质的复杂性和原始人的智慧。最后,这个定义竟然没有提到自然选择。也许将历史说成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有机体、社会、道德、语言文字、思想、哲学等的适者生存,要比那个分散与结合、同质与异质、消散与集结的公式更有启发意义。

  斯宾塞承认:“由于我过分致力于抽象领域的探索,对具体人性的观察很不够。”当然,斯宾塞的方法太重演绎和先验,这与培根的理想程式或科学思维程式截然不同。而且,他的先验论很可能比别人的更先验。起初,斯宾塞像科学家那样进行观察,进而又像科学家那样作出假设,但却没能像科学家一样借助于实验或毫无偏见的观察,而是选择和堆积对自已有利的资料,毫不顾及“相反的例证”。这与达尔文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达尔文遇到与自己的学说不符的实例时,就马上记录下来,因为他知道这些资料比起那些称意的实例更容易被遗忘。

2.生物学和心理学

  斯宾塞坦诚地说,他的进化论思想是以拉马克的后天习性可以遗传的理论为基础的;而达尔文学说的基本观念却是自然选择,他的理论并非以达尔文学说为先导。因此,说他是达尔文学说的哲学家,不如说他是拉马克学说的哲学家。

  他的生物学理论常常与事实不符,如他的有关发展程度和生殖能力成反比的理论,虽然颇具启发性,却不符合某些事实,欧洲的生育率就比野蛮民族高。当他承认生命“不能用物理和化学术语来表现”时,他的进化公式、生命定义和综合哲学的一致性就受到了致命的损害。

  斯宾塞关于心理学的论述完全是在拼凑公式,而不是在提供知识。为了掩饰他思想体系中这一破绽,斯宾塞企图说明精神是神经作用的主动伴随物;这些神经作用又是以某种不可知的方式由星云演化而来的。但是,至于神经机制为何会有这种主动伴随物,他却没有说清楚。而这无疑正是所有心理学的关键所在。

3.社会学和伦理学

  洋洋两千页的《社会学》,虽然气势恢宏,却暴露出不少破绽。该书充斥着斯宾塞惯用的假设,认为进化与进步是一同事。但是,进化却极有可能使昆虫和细菌在与人类进行的争斗中最终获胜。说工业社会比早先的“军事”封建统治更为和平安定或许更合乎道德,但也并不明显。雅典的那些极具破坏性的战争就发生在封建主让位给商业资产者以后,现代欧洲国家无论是不是工业社会,似乎都会极为轻率地就挑起战争。至于工业帝国主义的好战本性,看来不亚于封建王朝,在现代国家中,最好战的正是世界上那两个最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另外,国家对运输和贸易实行控制,不但没有阻碍德国工业的发展,似乎反而起到了推动作用。社会主义显然不是军国主义的产物,而是工业主义的产物。斯宾塞夸大了工业国家政府的优越性,而对曾在英国盛行一时的残酷剥削现象视而不见;这种现象由于后来的国家干预才有所收敛。他在十九世纪中叶,尤其是在英国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个人自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增长”罢了。难怪尼采厌恶工业主义,并唾弃工业制度,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夸大军事生活的优越性。

  如果斯宾塞的逻辑思维能够战胜他的感情,从社会有机体往下推论,必将得出国家社会主义的结论;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是异质集结的体现,而且它的集结程度远比放任自由主义要高。如果以他的公式来衡量,他必然会把德国称颂为现代进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斯宾塞想帮助我们摆脱森严的国家社会主义,却牺牲了自己的一致性和逻辑性。

  这个代价还包括他对个人主义的过分夸张。他再三申明,坚决反对国家的干预政策;反对由国家出资办学;反对国家为使公民免受金融欺诈而提供的保护。他甚至说过,连战争都应该是个人事务。他对政府机构毫不信任,总要亲自把手稿送到印刷商那里,而不放心交给邮局。他喜欢独处,不能忍受丝毫打扰,并且把每一项新的立法都视为对他个人自由的侵犯。他嘲笑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比作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他认为两者的真正关系是同胞的互助关系。他的政治观点比生物学观点更接近达尔文主义。

  我们已经对斯宾塞作了不少批评,让我们更公允地考察一下他的伟大功绩吧。

 

九、结沦

  《第一原理》使斯宾塞一举成为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哲学家,这部书很快被译成欧洲的多数国家的文字,甚至传播到俄国。斯宾塞被人们一致认为是时代精神的哲学代言人,他的影响不但渗入了欧洲的一切思想领域,而且对文学艺术领域里的现实主义运动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1869年,他惊讶地发现,《第一原理》被牛津大学当成了教科书。更令他惊喜的是,自1870年后,他的著作开始给他源源不断地带来稿酬,使他在经济上得到了充分保障。他的信奉者还经常向他赠送礼物,但他都退了回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伦敦时,向德比伯爵表示希望会见英国的著名学者。德比伯爵邀请了斯宾塞、赫胥黎、廷德尔等人。别的人都欣然赴会,只有斯宾塞谢绝了。他只和几位知己来往,当人们坚持要来看他时,他就塞住耳朵,认真“倾听”别人谈话。

  奇怪的是,他的声誉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声誉的巅峰就已经过去了。晚年的斯宾塞看到自己的长篇大论无力阻止“家长式”的立法潮流,心中不胜悲哀。他的声誉日渐衰微,几乎要被一切阶层遗忘了。他曾经涉及过科学家的专有领域,如今科学家们却用暧昧的字眼贬斥他,他们根本不顾他的贡献,只是抓住他的错误不放。各个教派的主教们也联合起来将他贬进地狱。当他发表了对社会主义和工会政治的见解后,那些曾经对他谴责战争表示过赞许的工党分子立刻背弃了他;而那些保守分子却又由于他的不可知论而远离了他。他诚实得近乎固执,对任何事物都要做一番率直的评论,所以也就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人。他对工人受雇主压迫表示同情,但又加上一句,假如工人和雇主的地位颠倒过来,工人也会一样地作威作福;他对妇女受男人欺压深表同情,但又说在妇女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男人同样也是受害者。

  进入晚年后,他的观点日趋温和。他过去曾经嘲笑国王是个摆设,但后来却说,剥夺国民的国王,就像夺走孩子手中的玩具一样不合情理。在宗教问题上,他认为假如传统信仰确能起到行善和鼓舞人心的作用,那么破坏这些信仰就是荒诞不经的。他将自己厚厚的著作抛到了脑后,他在回顾自己勤奋的一生时,觉得自己过去为追求文人的美名而放弃了生活的乐趣是极为愚蠢的。1903年,他在辞世之际甚至觉得自己毕生的工作都是徒劳无益的。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他的名声之所以衰落,部分原因是英国黑格尔主义对实证主义的颠覆。自由主义复兴后,他作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英国暂学家的地位将得到恢复。他在哲学和物质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给哲学带来了现实主义,使德国哲学相形之下显得苍白、抽象和怯懦。自但丁以来,从没有人总结过时代,而斯宾塞却对自己的时代做了总结:他对广泛的知识领域作了巧妙的综合,这一成就几乎可以让批评界为之缄默和羞愧。我们之所以显得比他高,是因为他把我们举上了他的肩膀。总有一天,人们将忘掉他的锋芒带来的刺痛,给予他更加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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