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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欧洲哲学家

时间:2013-05-31 17:01来源:《哲学家的故事》 作者:维尔·格兰特 点击:
一、亨利·柏格森 l. 对唯物主义的反抗 现代哲学史也许可以从物理学和心理学的冲突这个角度来写。思维也许始于其对象,因此它最终要将自身神秘的现实纳入物质现象和机械定律的范


一、亨利·柏格森

l.对唯物主义的反抗

  现代哲学史也许可以从物理学和心理学的冲突这个角度来写。思维也许始于其对象,因此它最终要将自身神秘的现实纳入物质现象和机械定律的范围之中;或者,思维始于它自身,然后根据明显的逻辑必然性,它不得不将万物设想为心灵的形式和创造物。数学与力学在现代科学发展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以及工业与物理学之间的相互促进,为哲学思辨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动力。科学中最成功的学科成了哲学的榜样。尽管笛卡儿坚持哲学要从自我开始向外延伸,但是西欧的工业化却已使思维转向了物质。

  斯宾塞的理论就是这种机械论的典型。尽管他被称为“达尔文主义哲学家”,实际上他是工业主义的代表和倡导者。他给工业的赞美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可笑。斯宾塞的哲学之所以很快遭到了抛弃,主要是因为在近代的思想界,生物学的观点取代了物理学的观点;人们渐渐倾向于从生命运动而不是物质惰性的角度去探索世界的本质。在现代思想史上,叔本华首次指出,“生命”可能是比“力”更基本、更具概括性的一种概念。如今,柏格森采纳了这一观点,并通过真诚和雄辩的力量,使一个心怀疑虑的世界几乎完全接受了这种思想。

  柏格森1859年生于巴黎,父母分别为法兰西和犹太后裔。他从小勤勉,学生时代几乎夺得了所有的奖励。起初,他专攻数学和物理学,并准备献身于现代科学。但他长于分析的才能使他很快就接触到了隐藏在各门科学背后的形而上学难题。于是,他很自然地转向了哲学。1878年,他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被派到克莱蒙费兰公立中学教哲学。1888年,他在那里完成了他的首部重要著作,英译本名为《时间与自由意志》。八年后,他又写出了第二本书,名为《物质与记忆》。1898年,他应聘为高等师范学院教授;1900年,他被聘为法兰西大学教授,直到去世(1941)1907年,他的杰作《创造性进化》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哲学界声名最响的人物。1914年,他的书被教会列入了禁书目录,这使他登上了声望的巅峰,就在这一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令人惊异的是,柏格森这位注定要杀死唯物主义的人年轻时曾是斯宾塞的信徒。了解得越多,就越容易产生怀疑。如同年轻的罪人到了晚年最可能变成圣徒一样,早期的信徒也最容易变成反叛者。柏格森对斯宾塞的研究越深入,就越强烈地意识到唯物主义机械论有三个僵硬的关节,即物质与生命、肉体与精神、决定论与选择力这三对关系。帕斯德的耐心实验已经颠覆了对自然发生论(生命来源于无生命物质)的信仰;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理论研究和一千次徒劳的试验之后,唯物主义者在生命起源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同样,尽管思维与大脑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但联系的方式从来就不曾被清楚地认识过。如果说精神就是物质,各种精神活动都源自神经系统的机械运动,那么意识还有什么价值呢?决定论是否就比自由意志论更好理解呢?假如说眼前这一个时刻并不包含任何有生命、有创造性的选择,而纯粹是前一个时刻的物质和运动的机械性产物,那么,前一个时刻又是更前一个时刻的机械性产物,……由此类推,原始星云将成为最根本的原因,它导致了以后所有的事件,包括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每一个情节和他心灵所承受过的每一种痛苦;那么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和李尔王的每一句悲伤的话,都来自遥远的太空和遥远的时代。这怎么可能!无论在《旧约》中还是在《新约》中,没有一个神话比这种星云编造了悲剧的荒诞宿命论神话更荒诞不经!这里的物质已经多得让人不得不反对了。柏格森的迅速成名,是因为他有勇气去怀疑连怀疑者都虔信的东西。

2.精神与大脑

  柏格森说,我们生来喜欢唯物主义,因为我们习惯于从空间的角度去思考;我们都是几何学家。但是,时间和空间一样重要:毫无疑问,正是时间包含了生命的本质,也许还包含了一切现存的实体的本质。我们应该知道,时间是一种积累、生长和延续,“延续就是过去的持续发展,它渗透到未来,并在前进的同时增加着”:也就是说,全部过去延伸到了现在,并和现在一起延伸下去,它即是现实的,也是能动的。”延续意味着过去永远存在,丝毫也不会减少。“可以断定,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过去关系不大,但我们的期望、意志和行动却依赖于全部的过去”。由于时间是一种不断的积累,所以未来绝不会与过去一样。“每个时刻不仅是崭新的,而且是难以预测的;……变化比我们想像的更重要”;“对于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物来说,存在即变化,变化即成长,成长即无止境地创造自我。”如果一切事物都是如此,又会怎样呢?也许,一切现实都是时间和延续、生成和变化?

  对我们自身来说,记忆是延续的媒介、时间的婢女:我们通过记忆得以生动地保留很多往事,这样我们在处理各种情况时就能想到多种选择。随着生命规模的扩大,记忆也越来越丰富,选择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最后,反应的多样化产生了意识。而意识就成了反应的演习,“意识的强度似乎与生物的选择能力成正比。它填补了实际和可能之间的空隙”。意识并非无用的附属物,它是想像力的舞台;在作出最后的决定时,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都在意识中亮相并接受审查。所以,“一个生物其实就是一个行动中心,它代表了某种可能的行动”。人不是被动适应的机器,而是创造与进化的核心。

  自由意志是意识的必然产物;所谓自由,其实仅仅是指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记忆的基本功能就是唤起与现在某一知觉类似的所有的过去知觉,使我们追忆它们的前因后果,从而给我们提供最恰当的决定。但它的作用不仅如此,记忆让我们仅靠一次直觉就能把握住延续的纷杂的时刻,并使我们从事物的流动中解脱出来,也就是摆脱必然性节奏的束缚。记忆在一次直觉中所能把握住的这种时刻越多,它赋予我们的对物质的控制权就越牢。因此,一个生物的记忆,主要就是衡量该生物对事物采取行动的能力。

  假如决定论是对的,假如一切行动都是事先存在的力的自动、机械作用的结果,那么,动机就应该能毫不费力地转变为行动。但是事实正好相反。选择是困难的:它需要决心,亦即克服冲动、习惯或懒惰等精神诱惑而激发人的能力。选择就是创造,创造就是劳动。因此,人类才会焦虑、疲惫,才会羡慕“悠然自得”的动物们没有选择的刻板生活。但是,你的狗表现出来的那种平静,并不是大智若愚的平静。它是本能中所固有的,是不必、也不能作出选择的动物对天性的顺从。“只有人才能创造自己的自由”。

  因此,心灵并不等于大脑。意识依赖大脑,与它共存亡。但是一件外套也可以依赖一个衣钩,并和它一起跌落——这并不能证明外套是衣钩的“附带现象”或“外表”。大脑是想像和各种反应形式的储存系统:意识是对意象的唤醒和对反应方式的选择。“河流与河床并不是同一回事:尽管河流必须顺着弯曲的河道流动。意识与有机体也不是同一回事,尽管它会和有机体生死与共。”

  有人说,由于意识和大脑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所以一切有大脑的生物都有意识,一切没有大脑的生物就没有意识。这种观点的谬误是明显的。这就像我们说,消化与胃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只有有胃的生物才能消化。这种推断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消化并不一定要靠胃。阿米巴虫也能消化,尽管它只是一团几乎未曾分化的原生质。事实上,分工与有机体的复杂性及完善程度成正比。特殊器官具有特殊功能,消化是胃的功能,因为它只具有这一种功能,所以它就能工作得更好。同样,对于人来说。意识无疑与大脑相关,但这并不是说意识离不开大脑。我们顺着动物的等级由高到低地研究,就会发现神经中枢越来越简单,直到彻底消失,融合在几乎没有分化的一堆有机质中。所以,随着物种的简化,意识仍然依附在简化的神经系统中,直到神经系统完全融合于尚未分化的生物体,意识依然存在,虽然这种意识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因此,从理论上说,一切生物体都有意识。总的来说,意识是和生命共存的。

  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往往从物质和大脑的角度去理解心灵和思维呢?那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被称为“理智”的那部分天生就是唯物主义者;在进化过程中,理智被用于理解和对付物质的、空间的客体,它从这一领域获得了一切概念和那种认为无处不在的宿命的、可预测的规律性的思想。“从狭义上讲,我们的理智是用来保证我们的身体顺利地适应环境的,它告诉我们外在事物间的各种关系,简言之,它的功能就是对物质的认识。”因此,理智善于与实体,也就是惰性物体打交道;它把一切变化都视为存在,视为一系列静止状态:它忽略了构成事物真实生命的延续之流。

  分析一下电影吧。在我们的眼里,它似乎活灵活现。在这里,科学和杌械的确掌握了生命的延续。但是也恰恰是在这里,科学和理智暴露出了它们的局限。移动的画面本身并没有动,它不是运动的真实写照,而只是一组“快照”;它们被快速摄下,当它们被同样迅速地投射到银幕上时,甘愿被骗的观众就能欣赏到延续的幻影。

  正如摄像机将活动的现实划分成一系列静止的画面一样,人类的理智捕捉到的也是一组静态画面,而没有掌握其连续性。我们眼里只有物质,却忘了还有能量。我们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物质,但是原子中的能量被发现之后,我们的那些范畴也就土崩瓦解了。我们只要稍作思考,就能明白物理学中的概念是不能用于精神世界的:我们对一英里和半英里进行思考,所用的时间是一样的;思想只需一瞬间就能环绕地球一周;人们将思想描绘成在空间运动的物质微粒或者认为它们只是在一定空间内的运转,但我们的思想却不喜欢这一切。这些“立体”的概念概括不了生命,因为与其说生命是一种空间的存在,不如说它是一种时间的存在:它是变化,而不是位置;它是质,而不是量;它不单是物质与运动的重新分配,而是流水似的不断创造。

  不过,如果我们坚持要把物理学概念应用到思想领域,而最终陷入决定论、机械论和唯物论的绝境,那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只要稍稍反思一下,就可明白,在精神世界,物理学概念是何等的不相宜:我们很容易把一英里想像为半英里,思想的一刹那就可环行全球;人们千方百计要把思想描绘成空间中运动着的物质微粒,或描绘成限于空间的翱翔和运转,我们的思想却逃避这一切。生命回避那些“立体”概念;因为生命宁可是时间物,而不愿是空间物;它不是位置,而是变化;与其说它是量,还不如说它是质;它不只是单纯的物质与运动的再分配,它是涓涓流淌而永不停息的创造。

  最短的曲线最容易变成直线。越短越容易。假如你高兴,那么可以在这种意义上,称曲线为直线的一部分,因为在每一点上,曲线都与其切线吻合。同样,“生命力”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与物理力和化学力相切;不过,这些点,实际上,只是心灵想象在那种产生曲线的运动时,在不同片刻的停顿处,所获得的观念。事实上,生命不是各种物理化学元素的拼凑,就像曲线不是众多直线的集合。

  如果我们不凭借思维与理智,怎么能够认识生命的流动和本质呢?但是,难道仅凭理智就够了吗?让我们专注于自我,我们将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的将是精神,而不是物质;是时间,而不是空间;是主动,而不是被动;是选择,而不是机械论。我们看到生命之流在渗透、奔腾,而不是处于各种静止的“心态”中和分离、呆滞的片断中。这种简单而沉静的注视,就是直觉,它并不神秘,它是人类心灵所能进行的最直接的体验。凭借直接的感受,我们能体验到心灵的存在;而运用理智那曲折的表达,我们只能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即思维是大脑分子在跳舞。直觉更能洞悉灵魂,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并不是说思维是一种疾病;也不是说理智不可靠。理智应该继续保持它的基本功能,即处理空间性的物质世界。直觉只限于直接体验生命和心灵的内在实质,而不是它们的外在形式。“我绝没有认为应该‘以别的东西来代替理智’,或是让本能凌驾于理智之上。我只是想说明,当我们离开数学与物理王国而进入生命与意识的天地时,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某种‘生命感’。这种生命感能够超越单纯的理性,它和本能都源于同一种生命冲动,尽管本能是另一种东西。”

  “探测无意识那最深的实质,到意识表层之下的深层去挖掘,这将是心理学在新世纪的首要任务。我相信,等待我们的将是辉煌的成就。”

3.《创造进化论》

  有了这个新的方向,进化将绝不同于达尔文与斯宾塞的由竞争和毁灭构成的机械过程。我们在进化中感觉到了延续、生命力的聚积、生命和心灵的创造性积累,即“永无止境的创新”。在生物学界,随处可以听到反对达尔文的声音。

  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是自然可以通过选择有适应力的变异,产生新的器官与功能,以及新的有机体和种类。但是,这种观点在不到五十年内,就已经破绽百出了。这种理论能解释本能产生的原因吗?也许可以将本能设想为后天习性的遗传积累。但是,专家们早已关闭了这扇门。假如先天的能力和特性能够遗传,那么,每一种本能就应该一出现就达到应有的强度,或者说它一出生就已经成熟,否则它就不能帮助它的主人在生存斗争中获胜。假如它刚出现时还很柔弱,那么它就只能靠后天获得的强度来确立其生存价值,而后天的强度并非遗传所致。

  就像人们不了解最初本能的起源一样,我们对它们的变异也非常无法理解。对于眼睛这么复杂的器官,我们遇到的困难令人沮丧:要么眼睛一出现就已经很完善,要么它一开始只是一系列“偶然的”变异,后来通过更为偶然的适应,才形成了现在的样子。这种理论具备了童话故事的全部荒诞,却丝毫没有童话故事的优美。

  而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在千差万别的进化过程中,不同的方式却导致了极为相似的结果。例如,生殖方式中的性差异在动、植物中是同样的。他们的进化途径则截然不同,但那种同样复杂的“偶然事件”却在两者中都出现了。更令人瞩目的是:

  在相邻的物种中,完全不同的胚胎形成过程有时却能导致完全相同的结果。……动物的视网膜是胚胎中大脑雏形的延伸。……而软体动物的视网膜却源自外胚层。……如果一只法螺的晶状体被摘除,它会从虹膜再生出来。更奇怪的是,如果摘除蝾螈的晶状体而保留虹膜,晶状体的再生会发生在虹膜的上部;如果把虹膜的上部也摘除,再生现象就会发生在剩下部位的内层或视网膜层。位置、构造与原来的机能都不相同的部件,却能导致同样的结果,甚至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造出相同的有机体部件。

  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进化绝不只是物质器官听天由命的机械过程;它是一种能够生长和自我修复的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按自己的意志控制环境。“通过思考人类的行为,人类的心灵被引向了两种观点——机械论和目的论,我们应该超越这两种观点”:起初我们认为,万物的运动是某种类似人类意志的东西在把它们当作一场宇宙游戏中的玩具所致,后来我们又把宇宙本身设想成一台机器;这是因为我们的性格和哲学都受了我们这个机械论时代的支配。的确,一切事物都有目的,但目的存在于事物内部而不是外部;它是一种生命原理,是整体功能和目的对所属各部分的内在决定。

  生命就是向上、向外、向前推进的努力。它永远是世界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是惰性和偶然性的对立面,它有自己的动力和方向。与它对抗的是物质的逆流,是物质倾向于涣散、静止和死亡的停滞性;生命前进的每一步,都要和其载体的惰性进行对抗;它通过繁殖战胜了死亡,但它的胜利是付出了代价的,因为它不得不让衰老夺去它的每一个个体。就连站立也是对物质及其“定律”的挑战,那么,不停地运动、努力探索,而不是像植物那样消极等待,则是以奋争和疲惫为代价换来的胜利。

  生命在产生之初,几乎具有和物质一样的惰性;它采取一种固定的姿态,仿佛生命冲动弱小得不能冒移动的风险。在一条主要的进化途径上,这种不运动的稳定一直是生命的目标:低头的百合和屹立的橡树都膜拜“安定”之神。但是,生命并不满足于植物的消极生存方式;它的发展方向总是背弃“安定”而奔向自由;那是摆脱龟壳、鱼鳞、兽皮等沉重的保护层,冒险追求飞鸟轻灵的自由。“通常,生命的进化也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个人命运的变化一样,要冒最大的风险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于是,人类不再进化出新的器官;而是制造工具和武器作为替代;不需要时就放下,而不必每走一步都带着他的全副装备。巨大的柱牙象和大懒兽,就是由于装备的沉重和笨拙而丧失了对地球的统治权。生命可以借助于工具,也会为工具所累。

  本能的情形和器官一样,它们是心灵的工具。当需要它们的环境不复存在,它们也会成为拖累。本能无法创新,它可以对每个世代都能遇到的那些情况作出决定性的反应,但是不能使人灵活地应付现代生活的复杂多变。本能是装载着安定的车辆,理智则是危险而自由的工具。本能是生命对机械力量的盲从。

  看到一个像机器一样活动的动物,我们常常会忍俊不禁。看到小丑踉跄着去倚靠并不存在的柱子,我们也会笑。看到亲人在结冰的路上滑倒,我们总要先笑一阵,然后才给予安慰。这一切,具有多么深刻的意义啊!那种几何形式的生命,几乎被斯宾诺莎当成了神,这的确让人觉得荒唐可笑。

  生命的进化有三条路线,一是堕入植物那种麻木和迟钝,并获得偶然的苟安和战战兢兢的长寿。二是生命的精神和努力凝聚成蚂蚁和蜜蜂的本能。而在脊椎动物中,生命采取了勇敢的自由姿态,它毅然抛弃了现有本能,投入了思维的无止境的冒险之中。本能依旧是观测现实和把握世界本质的一种深刻的方式,然而智力却在不断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强大、果敢和开阔。正是在智力之中,生命终于寄托了它的乐趣和期望。

  所谓上帝,就是这种永久的创造性生命,所有的个体和物种都是它的试验品。上帝即生命。但这个上帝并不是万能的,它会受到物质的约束,并痛苦地克服物质的惰性:它也不是无所不知的,但它能逐步探索以获得知识和意识。“这个意义上的上帝,没有任何现成的本领和知识。它是行动、自由和奋斗不息的生命,因此,创造并不神秘,当我们有行动的自由时,就能亲身体验到它”。我们的奋斗和痛苦、雄心和失败、变得更强的渴望,这一切都是生命力在我们身上的展现和流动,这种生命冲动促使我们成长,它把这个星球变成了创造的舞台。

  也许有一天,生命会最终战胜自己古老的敌人——物质——甚至知道怎样避开死亡。让我们坦然接受一切,包括我们的希望。只要给生命足够的时间,它就会无所不能。想想在短短的一千年里,生命和心灵在欧洲和美洲的荒野里创造了怎样的业绩,你就会知道,对生命的阻挡是多么愚蠢。“动物高于植物,人高于动物。人类像一支剽悍的骑兵,在时空中横冲直撞,它能够扫除一切坚固的障碍,甚至包括死亡”。

4.评论

  柏格森说:“哲学上的批驳往往是浪费时间。正确观点会自动取代错误观点。用不着我们费心批驳别人。它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批驳。”这的确是至理名言。当我们“论证”或“批判”一种哲学时,不过是在提出另一种哲学,它也像前者一样,是一种经验和希望的混合物,错误是在所难免的。随着经验的丰富和期望的改变,我们会在自己曾经批判过的“谬误”中发现更多的“真理”,也可能在我们年轻时的真理中发现更多的谬误。当我们极力反叛时,我们会喜欢愤世嫉俗的决定论和机械论。但是,当死亡突然出现时,我们又想逃避它去寻求另一种希望。哲学是时代的晴雨表。

  读柏格森的著作,最先打动人们的是他的风格:流光溢彩,却没有尼采那种乖戾的激情。那是一种从容、稳重的光彩,仿佛作者在继承法国散文明快的优良传统。用法语写作比用其他语言更难出错,因为法国人不能容忍晦涩朦胧:另外,真理比谬论更清晰。如果说柏格森也偶尔有晦涩之处,那是由于他无节制地发挥想像、类比和实例说明的结果。他像犹太人一样酷爱比喻,有时会以巧妙的比喻代替耐心的论证。我们在承认《创造进化论》是这个时代第一部哲学杰作的同时,也要对这位意象编造者防着点儿,就像我们必须提防一个能说会道的珠宝商一样。

  对柏格森来说,更明智的做祛是把对理智的批评建立在一种更宽广的智力基础之上,而不是顺从于直觉。内部的直觉和外部的感觉一样容易出错,它们都必须经过实际经验来测试和校正;只有当它们的发现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帮助时,才会取得我们的信任。在认为理智只能把握现实和生命的静态,而不能把握流动状态时,柏格森的假想过于武断了。思想是变化着的意识之流,詹姆斯早在柏格森写作之前就已说明过了。“观念”只是记忆从流动的思维之中挑选出来的要点;思维之流足以反映感觉的连续和生命的运动。

  这位雄辩的挑战者压制住了惟理智论的极端言行;但是,以直觉取代思维却是不明智的。我们应该在前进中,而不是在后退中修正错误。说这个世界上理智已经泛滥成灾,需要有疯子般的勇气。从卢梭、夏多布里昂到柏格森、尼采和詹姆斯,浪漫主义已经完成了反抗理性的使命。我们可以同意废黜“理性之神”,但是别让我们再膜拜直觉的圣像。人类靠本能生存,但要凭理性前进。

  柏格森最卓越的部分是对唯物主义机械论的抨击。那些实验室里的学究们可能太相信自己的范畴了,他们企图把整个宇宙塞到试管里去。也许人们能够理解分子的记忆能力,例如受力过度的金属会“疲劳”。但是,分子理解唯心主义吗?——假如柏格森以怀疑论来对抗这些新学说,他就不会取得那些成就了。他从不停下来了解“物质”究竟是什么,也许它并不是生命的敌人,而是生命的奴仆。他认为世界与精神、灵与肉、物质与生命都是相互对立的;其实,物质、肉体以及万物都是有待智力和意志去理解、组合和塑造的材料。谁知道这些事物是不是生命的形式和心灵的预兆呢?

  柏格森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是他的生命论的自然流露。他认为冲动和欲望是进化的动力。他活泼的性格使他不会接受斯宾塞的观点,即将进化完全视为由机械的物质组合及运动扩散产生的。生命是积极的力量,是通过执著的欲望来创造自己器官的努力。总的说来,他对达尔文的批评是很有成效的:现在带有显著达尔文特征的进化论已经遭到了普遍的抛弃。

  由于柏格森为人类心中的永恒希望进行了辩护,他早年就有了显赫的声名。当人们得知不用放弃对哲学的尊重,就可以信仰灵魂不灭和上帝时,他们既欣喜又感激。但是,太快获得的名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的理论在本质上的自相矛盾使他的信徒们纷纷离去。尽管如此,柏格森对哲学所做的贡献仍然是十分可贵的。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世界是完成了的、命中注定的,我们的刨造性不过是自欺欺人,我们的努力也只是上帝的恶作剧。但自从有了柏格森,我们终于明白了世界是我们表现创造力的舞台和材料。在他之前,我们只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上的齿轮和螺钉;而如今,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在创造的戏剧中决定我们自己的形象。

 

二、贝奈德托·克罗齐

1.其人

  从柏格森到克罗齐,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过渡:他们简直毫无共同之处。柏格森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表现想像力的方式清晰得几乎让人觉得浅薄;克罗齐却是一个怀疑论者,在晦涩方面的天赋和德国人不相上下。柏格森有宗教思想,但说起话来却像一个进化论者;克罗齐则是反教权人士,行文风格像一个美国的黑格尔学派成员。柏格森是法籍犹太教徒,是斯宾诺莎和拉马克的继承者;克罗齐是意大利天主教徒,除了经院哲学和对美的喜爱,他摈弃了天主教的一切。

  1866年,贝奈德托·克罗齐出生在阿奎拉省的一个小镇上,是一个富裕、正统的天主教家庭的独子。他受到了系统的天主教神学训练,以至后来为了恢复平衡,他成了一个无神论者。起初克罗齐极为虔诚,从各个方面对宗教进行了研究,一直深入到宗教哲学和人类学。渐渐的,他的研究取代了信仰。

  1883年,他在生活中遭到了一次无情的打击;这种打击往往会使人们恢复宗教信仰。一次地震摧毁了克罗齐居住的小镇。克罗齐失去了父母和妹妹,他自己也在废墟中埋了数小时,身体多处骨折,几年后才完全康复。然而,他的精神并没有被地震摧毁。平静的养伤生活增强了他对学问的兴趣。地震给他剩下了一些财产,他成了哲学家,却没有付出多数哲学家那样的代价,即为贫困所迫教书谋生。他应验了《传道书》中的忠告:“智慧最好有一笔遗产。”

  他热爱文学和悠闲的生活,一向主张不问政事,但还是被卷入了政界,而且被委任为教育部部长。后来,他又入选意大利参议院;按照惯例,一旦当了参议员,就要永远当下去。不过,克罗齐对待政务并不认真,他的时间主要花在编辑他那份著名的杂志《评论》上了,他在这份杂志中对思想界和文学界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了。想到欧洲思想的发展将为这场经济战争所破坏,克罗齐愤怒地将这场战争斥为疯狂的自杀。后来,意大利加入了同盟国,他依旧我行我素。于是他在意大利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与伯特兰·罗素在英国、罗曼·罗兰在法国的处境一样。但是,今天的意大利已经原谅了他;所有的意大利青年都把他视为公正的导师、哲学家和朋友。朱塞庇·托利说:“贝奈德托·克罗齐的哲学体系仍然是当代思想的最高成就。”现在,就让我们就来探寻这种影响的奥秘吧。

2.精神哲学

  他的第一部著作是由平时写下的文章组成的论文集(1895-1900),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他在罗马大学求学期间,导师安东尼奥·拉布廖拉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在这位导师的指导下,他陷入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迷宫。“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研读和对德国、意大利社会主义报刊的关注,第一次在我心里激起了政治热情。”然而,他并没有被社会改革冲昏头脑;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对人类政治的荒谬根本无能为力,于是他重新拜倒在哲学的祭坛前。

  这次冒险使他将“功利”概念提高到了与真、善、美同样的地位,这并不是说他承认了马克思、黑格尔的理论对经济理想的重要性。他之所以称颂这些人,是因为尽管他们的理论不完善,却使人们注意到了一些以前几乎被人完全忽视了的情况。但是,他坚决反对仅仅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的做法。他不承认唯物主义是一种成熟的哲学,也不承认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心灵是最基本的、终极现实。当他开始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将它挑战性地称之为“精神哲学”。

  克罗齐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他拒绝承认黑格尔之后的全部哲学。一切现实都是观念;除了呈现在我们的感觉和思想中的东西,我们一无所知。因此,一切哲学都可归结为逻辑,真理也只是种种观念之间的一种完美的联系。他认为哲学是对具体世界的研究,科学则是对抽象世界的研究。但不幸的是,克罗齐的具体世界全都十分抽象。他继承的毕竟是经院传统,他喜欢艰深的辨别和分类,尽管这样可以把一个问题探讨得细致入微,但也会把读者弄得头昏脑胀。

  克罗齐想使所有观念尽可能确切,尽可能抽象,尽可能不现实。他不喜欢把一个观念简化成实际结果来给它下定义,他宁愿将实际事件归纳成观念、关系和范畴。假如把他著作中所有的抽象语词和术语去掉,它们就不会如此臃肿了。

  在克罗齐那里,“纯粹概念”表示普遍的概念,如数量、质量、进化或一切适用于现实的思想。随后他就玩超了概念游戏,好像黑格尔的灵魂附体,又好像决心要与这位著名的晦涩大师一争高下。克罗齐把这些概念和概念游戏称为“逻辑”,并自以为奚落了形而上学,而他本人却未受其污染。他认为形而上学是神学的回音,现代的哲学教授不过是披上新装的中世纪神学家。他反对宗教:崇尚意志的自由,而否认灵魂的不朽;他认为,对美和文化的热爱应该取代宗教。“哲学取消了宗教存在的一切依据。……哲学作为一门精神科学。将宗教视为一种现象,一种短暂的历史事实和可以超越的精神状态。”

  克罗齐所关注的不是生活的实际问题,而是生活的理论问题。然而,他著作的主题表明,他为纠正自己的经院哲学倾向作了诚挚的努力。他创作了一部巨著《实践哲学》,这部书的一部分其实是改了名的逻辑学,另一部分是对意志自由这个老问题进行的形而上学讨论。在另一本巨著《历史研究》里,他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这部著作里,克罗齐把历史视为运动中的哲学,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展示处于因果联系的作用中的人,而非抽象理论中的自然和人。克罗齐认为,历史应由哲学家来编写。他说,迷恋绝对精确的历史,已经导致了钻牛角尖式的研究。在科学的历史学家们证明特洛伊根本不存在之后,谢里曼却发掘出了七个特洛伊。因此,克罗齐认为,实际上吹毛求疵的历史学家们夸大了我们对历史的无知。

  记得我年轻时,正在从事研究,走来一位学识浅薄的朋友,我曾借给他一本论评极严格、甚至是11过于苛刻的古罗马史。他读完了,还书给我时,评论说:他可以自豪地确信他就是“最渊博的语言学家”:因为那些语言学家们耗尽心血,结果一无所知;而他一无所知,却不用任何努力,只凭他极高的天赋。

  克罗齐知道,要找出真实的史实是极为困难的。他引用卢梭的话,把历史学定义为“从众多谎言中挑选最像真理的谎言的艺术”。他对黑格尔、马克思、巴克尔之类的理论家完全没有好感,因为他们把历史歪曲成了三段论推理,并使结论符合他们的偏见。编写历史的哲学家应该去揭示因果关系,而不是去探究什么宇宙目的。他们还要记住,历史的价值在于其现代意义和给予后世的启示。也许,历史最终会如拿破仑所说,成为“惟一真实的哲学和惟一真实的心理学”,如果历史学家们把它当成自然启示录和人类的镜子来撰写的话。

3.什么是美

  克罗齐是从历史和文学研究转向哲学的,因此,他的哲学自然具有浓厚的文艺批评和美学色彩。《美学》是他最杰出的著作。他喜爱艺术,不喜欢形而上学和科学:科学为我们谋取实利,艺术却给予我们美;科学使我们脱离个别和现实,进入一个日益抽象的数字世界,直到得出宏大的结论,却毫无实用价值;而艺术让我们直接面对真实的人和独特的事实,让我们在真实的特定形式中直接感受到哲学的普遍性。“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直觉的知识,一种是逻辑的知识;一种来自想象,一种来自理智;也可以说前者的认知对象是个体,后者的认知对象是总体。知识不是想象的产物,就是概念的产物”。“艺术只服从想像。想像是它的惟一财富。它不给事物分门别类,不判断它们的真假,不限定,也不证明它们:它只是体验并表现它们——仅此而已。”想像在思维之前;思维离不开想像,大脑的艺术活力或形成想像的活动先于逻辑的或形成概念的活动。人一想像就成了艺术家,很久之后他才会进行推理思维。

  伟大的艺术家都懂得这个道理。米开朗基罗说:“绘画用的不是手,而是脑。”达·芬奇说:“天赋极高的人最具创造力的时候,就是外化工作最少的时候。”有一个关于达·芬奇的著名的故事。他在创作《最后的晚餐》时,在空空的画布前连坐几天,一动不动。聘请他作画的修道院院长大为不满,再三催促:于是,作为报复,达·芬奇悄悄把他当成了犹大的模特儿。

  审美活动的本质就在这种静止之中,艺术家在静止中全力构想他心中的完美形象。外部表现只是一种机械的技术和手工技巧。

  “当我们捕捉到内心的思想,当我们逼真地构思出一个形象,当我们找到一个音乐的主旋律,表现就已经产生并且十分完美,不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如果我们接下来开始说或唱,……我们不过是大声表达出了我们在内心里表达过的内容。如果我们的手触动琴键,或拿起画笔、刻刀,我们的这些行动都是受主观的驱使”。“我们这时候所做的,只是在用大幅度的动作重复我们心中已经简洁地做过的一切。”

  这是对我们回答“什么是美”这个问题有所帮助呢?什么是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每一个爱美的人都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克罗齐的答案是,美就是能够捕捉被感知事物的本质形象的构成。就是说,美属于内心形象,而不是它的外部表现形式。我们很乐意认为,我们与莎士比亚的区别主要是外部表现技巧上的高低,我们的思想由于藏得太深而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表达。但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这种区别并不在于外化形像的能力,而在于能否在内心构造出一个能够表现对象的形象。

  甚至连观照这种美感,也是一种内心的表现形式。“在我们欣赏美丽的艺术品时,被欣赏的东西永远是我们表达出来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直觉。……在读莎士比亚时,我脑海中产生了哈姆雷特或奥赛罗的形象。这种形象只能是我自己的直觉”。无论对创作的艺术家,还是对欣赏者来说,审美的秘密就是具有表现力的形象。美是恰如其分的表现,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给那个古老的问题一个简单的答案:美即表现。

4.评论

  这一切犹如漆黑的夜晚,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智慧。《精神哲学》有气无力,令同情它的诠释者畏惧不前。《实践哲学》不切实际,缺乏生动的例证。《历史论》只抓住了真理的一条腿,因为它提出历史应与哲学相结合;但它却没有看到:历史成为哲学的惟一途径,不是分析,而是综合;哲学家愿意撰写的历史将是时代和人类复杂生活的画卷。

  至于《美学》,还是留给别人去判断吧。至少它无法让一个学生理解。难道一个人心中构成了形象,就立刻成了艺术家吗?难道说艺术的本质仅仅是构思,而不在于表达吗?难道我们就不曾有过比语言更美的思想和感情吗?我们怎么知道艺术家头脑中那个形象本来的样子呢?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喜爱的艺术品是否真的实现了艺术家的构想呢?罗丹的《老妓》若不是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构想——尽管其主题是一个丑陋的、令人压抑的对象,我们又怎能说它美呢?亚里士多德说过,现实中让我们厌恶的事物在文艺中得到真实的表现时,仍然会给我们带来快感。这是为什么呢?惟一的答案就是,我们钦佩那种能惟妙惟肖地将观念具体化的艺术。艺术家怎么看待告诉他们什么是美的哲学家呢?当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法朗士写道:“我相信,我们永远能准确地知道为什么一件东西是美的。”这位智者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只是我们接受得太晚了:“从来没有谁能准确无误地为我指出正确的道路……至于我自己,我服从我的美感。有谁找到过比这个向导更好的方法呢?……假如我只能在美与真理之间进行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美。……除了美,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但愿我们不用作这种选择,也许总有一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洞察力,在最黑暗的真理中也能发现美的光辉。

 

三、伯特兰·罗素

1.逻辑学家

  我们把当代欧洲最年轻、最有生气的一位思想家放到了最后。

  1914年,伯特兰·罗素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他看上去就像他的话题——认识论——一样虚弱、苍白;人们觉得他随时都可能死去。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位敏感、柔弱、热爱和平的哲学家痛心地看到,世界上最文明的大陆退到了野蛮状态。可以想像,他之所以谈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这个遥远的话题,正是由于他清楚它的遥远,希望以此来逃避残酷的现实。十年后,人们惊喜地发现,五十二岁的罗素精神矍铄、身上还散发着反叛者的勃勃生气,尽管这十年几乎摧毁了他的所有希望,疏离了他所有的朋友,几乎断绝了他与贵族生活的一切联系。

  罗素家族是英国甚至是世界上最古老、名声最盛的家族之一,在几代人的漫长岁月中,它为英国奉献了不少政治家。他的祖父约翰·罗素勋爵是一位伟大的自由党首相,曾经为自由贸易、普及义务教育、解放犹太人和各个领域中的自由而顽强斗争。他父亲安伯利子爵是一位自由思想家,他没有把传统神学强加给儿子。伯特兰·罗素本来是第二代罗素伯爵的假定继承人,但他放弃了这种身份,骄傲地自谋出路。当他因为倡导和平主义而被剑桥大学解聘时,他把世界当作讲堂,成了一个四处漂泊的博学者,并深受世界的爱戴。

  似乎可以说有两个罗素:一个在大战中死了,另一个从前者的尸衣中复活。数学逻辑学家的骨灰里诞生了一位神秘的共产主义者。也许他身上一直就有这种神秘气质,它首先体现在一大堆代数公式中,接着扭曲地体现在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中。最能反映他的思想特征的书是《神秘主义与逻辑》,它对神秘主义的不合逻辑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而后又对科学方法大加颂扬,使人不由想到逻辑的神秘。罗素沿袭了英国实证主义的传统,并决心实事求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

  也许,他对逻辑的推崇和将数学神化都是矫枉过正的结果。1914年,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暂时获得生命的冷血抽象物,一个长着腿的公式。他说他从来不看电影,柏格森把理智比作电影摄影时,才为了哲学研究勉强看了一次。柏格森生动的时间和运动感,以及他的万物因生命冲动而充满活力的观点,没有给罗素留下什么印象:在罗素看来,这种理论不过是一首漂亮的小诗。除了数学之神,他不需要任何别的上帝。他对古典文学也没有兴趣。

  他仿佛是另一个斯宾塞,极力主张在教育中加重科学的分量。他认为世界上的大多数灾难要归咎于神秘主义,归咎于思想上的模糊不清:道德的第一法则,应该是清晰正直的思维,“如果让我相信谎言,还不如让这个世界毁灭;……这就是思想应有的宗教,它的烈火将烧毁世上的一切杂质”。

  对清晰的热烈追求将他引向了数学。“数学不仅包含了真理,也具有非凡的美,那是一种雕塑般的冷峻之美。它不需要通过人类的低级欲望来表现,不需要绘画或音乐的华丽装饰,却表现出了纯洁和庄严的完美。”他认为十九世纪最卓越的特征就是数学的进步。尤其是“数学上无穷数带来的许多难题得到了解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引以为荣的最伟大的成就”。占据数学王国两千年之久的古老几何学在近一百年间几乎被彻底摧毁: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这本世界上最古老的教材终于更新了。

  现代数学的大多数创新也许源于对公理的否定。罗素喜欢那些敢于挑战“不证自明之理”,并执拗地要去证实显而易见的道理的人。他很愿意听说两条平行线可能会在某个地方相交,整体不一定大于其部分。他喜欢在一些难题上作惊人之语。例如他推论:偶数虽然只占所有数字的一半,但是,它们的数量和所有数字一样多,因为每一个数字自身相加都会得到一个偶数。

  数学使罗素痴迷的,是它的绝对客观性。只有在这里,才存在着永恒真理和绝对知识。这些通过演绎得来的定理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斯宾诺莎的“永恒秩序”和世界的实质。哲学的目标是使自身变得如数学般完美精确。“哲学命题必须是先验的”,这位独特的实证主义者说。这类命题不涉及物体,只涉及普遍的关系。它们独立于具体的“事实”和事件;如果世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命题仍然适用于任何领域。例如:“假如A等于BX等于A,那么x就等于B。”无论A是什么,这个命题都成立。它把“苏格拉底必然会死”的古老三段论简化成一个普遍、超验的公式,即使历史上不曾有过苏格拉底,甚至根本不曾有过任何人,这个命题依然是真理。把一切哲学简化成这种数学形式,这就是这位新毕达哥拉斯的伟大理想。

  “人们已知道怎样使推理过程符号化(如代数),因此,一切推理都可以按照数学规则进行。……纯粹数学中的一切判断实际上都说明:如果某个命题在某种情况下成立,那么,另一个命题在这种情况下也成立,其中的关键是不要论证第一个命题是否真的成立,也不必说明使这个命题成立的具体情况。……因此,可以把数学定义为这样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中,我们绝不知道我们究竟在说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是否正确。”

  也许,这种说法并没有委屈数学哲学。对于偏爱它的人来说,它是一种美妙的游戏,可以使他们像下棋一样“消磨时间”。值得关注的是,在完成几部这种渊博的玄虚之作后,罗素突然又回到了人间,开始关注起战争、政府、社会主义和革命来了,并且再未运用过他的《数学原理》中严密完美的公式。要想使推理有用,就必须涉及具体事物,并和它们保持联系。抽象公式固然有其概括作用,但作为论证工具,它们必须经过实际经验的测评。在这里,我们有可能陷入另一种经院哲学,和它相比,中世纪的巨著《神学大全》都成了实用主义思想的典范。

  从这样的起点出发,罗素几乎注定了要走向不可知论。他发现,基督教的很多内容完全不能用数学术语来表述,于是,除了它的道德规则,罗素摈弃了全部的基督教。他轻蔑的谈及这个迫害不信教的人,却又禁锢虔信的人的文明社会。他在这个自相矛盾的世界里找不到上帝;只有那个玩世不恭的墨菲斯托菲里斯才会用它的妖术创造这样一个世界。他同意斯宾塞关于世界末日的说法,并雄辩地描述了斯多葛对所有个体和物种的最终消亡所采取的听天由命的态度。我们今天常常谈论的进化和进步不过是一种自大的狂言。“听说生命已由原生质发展到了哲学家,而且还有人保证说,这种发展是一种毋庸置疑的进步。但不幸的是,作出这种保证的并不是原生质,而是哲学家”。“自由的人类”无法用孩子气的希望和拟人化的上帝来安慰自己;尽管他很清楚自己必然会死,一切事物也必然会灭亡。但是人决不会妥协,就算他不能取胜,至少也可以享受到战斗的欢乐;他优于那些毁灭他的盲目的力量,因为他能够预见自己的失败。他并不崇拜外界的暴力,尽管它最终将盲目而执著地战胜他,并摧毁他亲手创建的家园和文明;他所崇拜的是自己内心的创造力,这种力量勇敢地与失败抗争,并在几个世纪里创造出了雕塑和绘画这种脆弱的美,也创造出了帕特农神庙壮美的废墟。

  这就是罗素在大战前的哲学。

2.改革家

  接着,大战开始了。一向与世无争、沉默寡言的伯特兰·罗素这时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位像是患了贫血症似的文弱教授竟然如此勇敢和热爱人类。这位学者从艰深的公式里走了出来,对他的国家最显赫的政客们进行了抨击。连怀疑他的智慧的人也不得不对他的真诚表示钦佩。但是,这位学者的突然变化也使他们惊怒不已,竟至于失去了英国人的宽容和大度。尽管这位和平主义者出身高贵,却遭到了社会的唾弃,被斥为叛国者。

  他的叛逆行动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对一切血腥杀戮的痛恨。罗素一度想做一个超越肉体的智者,但他却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认为,不值得为一个帝国的利益去牺牲那么多年轻的生命,他亲眼看见那些年轻人奔赴前线去杀人或被杀。于是他开始探寻这种大规模屠杀的原因。他认为自己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一种经济和政治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既能揭示社会的病因,又能够开出治病的惟一药方。那病因就是私有财产,药方则是共产主义。

  他指出,一切财产都源自暴力和偷窃;在金伯利钻石矿及兰德金矿,明目张胆的掠夺正转变为财富。“土地私有制对人类社会毫无益处。假如人类还有理性,就应该立即结束这种制度,对原土地拥有者的补偿,只应限于使他们维持中等生活水平”。

  由于国家保护私有财产,而掠夺财富的种种手段受到了法律的许可,并凭借武器和战争保障其实现。因此国家就是罪魁祸首。最好让合作社和生产者联合会来担负国家的大部分职能。社会把人格和个性扭曲成了机械的服从,人们听从国家的号令,只是因为现代社会可以带来较大的安全与秩序。

  自由是最高的善,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人格。只有通过自由讨论,我们才能避免错误和偏见。应该让人们为各自的见解进行辩论。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辩论才能产生出明智的、信仰的相对正确论。它不容易导致战争。仇恨和战争大多源自偏执或专横的信仰。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将像一阵清风,能扫除“现代”思想中的疾病和迷信。

  但是,我们的教育水平差强人意;普及教育的伟大试验刚刚开始,还没有深刻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我们以为教育就是传授固有知识,但实际上,它应该是培养科学的思维习惯。蠢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武断和偏执;科学家不轻易相信什么,也不会说毫无节制的话。普及科学和科学方法,能使我们养成一种理智和诚实的习惯,使我们只相信与证据相符的理论,并随时准备承认连这种证据也可能是错的。这样,教育就能根除我们的恶习。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教育可以让人们把艺术看得高于财富。就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教育还能促进一切创造性活动,从而削弱占有欲”。这就是发展的原理,它必然导致两条伟大的道德原则:一是尊敬原则,即“一切个体和团体的活力都应该尽可能得到发展”;二是宽容原则,即“个体或团体的发展尽可能不损害别的个体或团体”。

  如果各级学校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培养合适的人才,并以改造人性为教育方针,那么,人类就能摆脱贪婪和暴力,而这是暴力革命或满纸空文的立法根本做不到的。我们的学校正是通往理想国的开门咒语。

3.结束语

  当然,这一切都过于乐观——但是,与其在绝望中犯错误,不如在希望中犯错误。罗素在他的社会哲学中溶入了神秘主义思想,并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而在形而上学和宗教问题上,他极力压制神化和情感。对假说的严格检验和对公理的怀疑,曾使他在研究数学和逻辑学时获得了满足。但在他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中,他却从未运用这种方法。他对演绎的热情和“完美超过生命”的观念,使他绘制出一幅幅绚丽的图景。他宁可将世界想像得诗意盎然,也不愿涉及现实生活。比如想像一个把艺术看得高于财富的社会,这是多么令人愉快啊!但是,这并非解决人生难题的实际方案。在物竞天择的运动中,民族的兴亡最终取决于其经济力量而非艺术能力。艺术只是财富滋养的花朵,它不能取代财富。

  我们没有必要过多指责罗素美妙的憧憬,他的经历已经成了他最苛严的批评者。在俄国,他亲眼看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尝试;这场实验遭遇到的重重困难几乎摧毁了他对自己目标的信仰。令他失望的是,俄国政府不敢贸然推行民主。对言论的管制使他感到无比气愤。他惊讶地发现,土地的国有化却被迫产生了私有制。他这才醒悟,现在人们根本不愿尽心尽力地耕种土地,除非他们确信这些土地及在土地上的投入能够传给自己的后代。

  去中国讲学的那一年。他的心情也许要好一些。那里生活节奏缓慢,很少有什么机械论:人们可以坐下来不慌不忙地推理,而当人们剖析生活时,生活会平静地等待。我们的哲学家看到了新的前景,他意识到,欧洲不过是一个更大的陆地和更古老文化的边缘,在这个庞大的多民族文明面前,他的全部理论和推断都显得幼稚和平庸。在以下言论里,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体系正在松动:

  我已经意识到,白种人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重要。如果欧美人在战争中同归于尽,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灭绝,甚至不意味着文明的终结。还有中国人呢,在许多方面,中国却是我见过的最伟大国家。它不仅在人数和文化上是最伟大的,而且我还认为它有最伟大的智慧。在任何别的国家都不可能见到如此豁达的胸怀、如此现实的哲学和如此求实的态度,而不是把事实歪曲成特定的模式。

一个人从英国到了美国、俄国,然后又到了印度和中国,他是很难使自己的社会哲学保持不变的。在各国的经历使罗素相信,这个世界不可能迅速地按他的意愿前进。于是,人们发现他“老了,也更智慧了”:他懂得了社会变革的艰难,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庸思想。总的来说,罗素是个可爱的人,他能够研究最深奥的玄学和最微妙的数学,但他的言谈却始终质朴,具有一种只有诚挚的人才能做到的清晰简练。他是学者和正人君子,也是比那些把基督挂在嘴上的人更好的基督徒。也许我们将看到他摆脱幻灭感,跻身于杰出哲学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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