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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理学和心学

时间:2013-06-18 16:02来源:《中国哲学简史》 作者:冯友兰 点击:
一、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新儒家接着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真是喜人的巧合,这两个学派竟是兄弟二人开创的,他们号称 " 二程 " 。弟弟程颐( 1033-1108 年)开创的学派,由朱熹(
 

一、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新儒家接着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真是喜人的巧合,这两个学派竟是兄弟二人开创的,他们号称"二程"。弟弟程颐(1033-1108年)开创的学派,由朱熹(1130-1200年)完成,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颢(10321085年)开创的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1139-1193年)继续,王守仁(14731529年)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在二程的时代,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两个学派不同的意义,但是到了朱熹和陆九渊就开始了一场大论战,一直继续到今天。

  在以下几章我们会看出,两个学派争论的主题,确实是一个带有根本重要性的哲学问题。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或宇宙的心)创制的。这历来是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与康德式的观念论争论的主题,简直可以说,形上学中争论的就是这个主题。这个问题若是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这一章我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个争论的主题,只是提示一下它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开端。

  程颢的""的观念

  程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程颢号明道先生,程颐号伊川先生。他们的父亲是周敦颐的朋友,张载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年少时受过周敦颐的教诲,后来又常与张载进行讨论。还有,他们住的离邵雍不远,时常会见他。这五位哲学家的亲密接触,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

  程颢极其称赞张载的《西铭》,因为《西铭》的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这也正是程颢哲学的主要观念。在他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即《西铭》。--引者注)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在第七章,对于在以上引文中提到的孟子的那句话,作过充分的讨沦。"必有事焉""勿助长",这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方法,也是新儒家极其赞赏的方法。在程颢看来,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这样的工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所谓"以诚敬存之",就是"必有事焉"。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为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定"未尝致纤毫之力"

  程颢与孟子的不同,在于程颢比孟子更多地给予仁以形上学的解释。"易传"中有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下》)这里的""字可以当"产生"讲,也可以当"生命"讲。在第十五章,把""字译作"产生",是因为这个意思最合"易传"的原意。但是在程颢和其他新儒家看来,""的真正意义是"生命"。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对"生命"的倾向,就是这种倾向构成了天地的""

  中医把麻痹叫做"不仁"。程颢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遗书》卷二上)

  所以在程颢看来,从形上学上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都不过是我们与他物之间这种联系的表现。可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忍人之心"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话说,被"私欲",或简言之,"",蒙蔽了。于是丧失了本来的合一。这时候必须做的,也只是记起自己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并"以诚敬存之"而行动。用这种方法,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进程中恢复。这就是程颢哲学的一般观念,后来陆九渊和王守仁详细地发挥了。

  程朱的""的观念的起源

  第八章已经讲过,在先秦时代,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物。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看来公孙龙已经有一些柏拉图式的观念,即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可是后来的哲学家,没有发展这个观念,名家的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相反,这个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了一千多年,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到永恒观念的问题上。这样做的有两个主要的思想家,就是程颐、朱熹。

  不过程朱哲学并不是名家的继续。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也没有注意第十九章讲的新道家所讨论的名理。他们直接从"易传"发展出他们的""的观念。我在第十五章已经指出,道家的"""易传"的道存在着区别。道家的""是统一的最初的"",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相反,"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正是从这个概念,程朱推导出""的观念。

  当然,直接刺激了程朱的,还是张载和邵雍。前一章我们看到,张载用气的聚散,解释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生灭。气聚,则万物形成并出现。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种类。假定一朵花和一片叶都是气之聚,那么,为什么花是花,叶是叶?我们还是感到茫然。正是在这里,引起了程朱的""的观念。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事物有不同的种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

  邵雍的图,也有助于提出理的观念。邵雍以为,他的图所表示的就是个体事物生成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仅在画图之先,而且在个体事物存在之先。邵雍以为,伏羲画卦之前,《易》早已存在。二程中有一位说:"尧夫(邵雍的号。--引者注)诗:......'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这个意思古原未有人道来。"(《遗书》卷二上)这种理论与新实在论者的理论相同,后者以为,在有数学之前已有一个"数学"

  程颐的""的观念

  张载与邵雍的哲学联合起来,就显示出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形式""质料"的区别。这个区别,程未分得很清楚。程朱,正如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但是有某理,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相应的物。原理,即他们所说的"";材料,即他们所说的""。朱熹所讲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抽象得多。

  程颐也区别"形而上""形而下"。这两个名词,源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传·上》)在程朱的系统中,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具体"的区别。"""形而上""",也可以说是"抽象"的;"",程朱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

  照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他说:"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遗书》卷二上)又说:"百理具在平铺放着。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来依旧。"(同上)程颐还将"形而上"的世界描写为"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同上)。它"冲漠无朕",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它又"万象森然",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它们的实例,也无论人是否知道它们,它们还是在那里。

  程颐讲的精神修养方法,见于他的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遗书》卷十八)我们已经知道,程颢也说学者必须首先认识万物本是一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从此以后,新儒家就以""字为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于是""字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字。在修养的方法论上,以"""",标志着新儒家进一步离开了禅宗。

  第二十二章指出过,修养的过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终目的是无须努力,还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达到无须努力的状态。禅宗没有说这一点,周敦颐的静字也没有这个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观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养须用敬,但是敬什么呢?这是新儒家两派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下面两章再回转头来讲这个问题。

  处理情感的方法

  我在第二十章说,王弼所持的理论是,圣人"有情而无累"。《庄子》中也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王弼的理论似即庄子之言的发挥。

  新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遵循着与王弼的相同的路线。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程颢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明道文集》卷三)

  这是程颢答张载问定性的回信,后人题为《定性书》。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勿"自私",勿"用智",与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是一回事。讲周敦颐时所举的《孟子》中的例证,在这里一样适用。

  从程颢的观点看,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它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他的心象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这种态度产生的结果是,只要对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这样,圣人虽然有情,而无累。让我们回到以前举过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如果他遵循他的自然冲动,就会立即冲上去救那个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欢喜,他的失败也一定使他悲伤。但是由于他的行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无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个例子,是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的例子,孔子曾说颜回"不迁怒"(《论语·雍也》)。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往往骂人摔东西,而这些人和东西,都显然与使他发怒的事完全不相干,这就叫"迁怒"。他将他的怒,从所怒的对象上迁移到不是所怒的对象上。新儒家非常重视孔子这句话,认为颜回的这个品质,是作为孔门大弟子最有意义的品质,并认为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个完人。因此程颐解释说:"须是理会得因何不迁怒。......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若圣人因物而未尝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遗书》卷十八)

  可见在新儒家看来,颜回不迁怒,是由于没有把他的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种情感。正如一件东西可能照在镜子里,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与情感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无怒可迁。他只对于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作出反应,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为它所累。颜回被人认为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于这一点,新儒家推崇备至。

  寻求快乐

  我在第二十章说过,新儒家试图在名教中寻求乐地。寻求快乐,的确是新儒家声称的目标之一。例如,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即周敦颐。--引者注),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二上)事实上,《论语》有许多章就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乐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几章: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另一章说,有一次孔子与四位弟子一起闲坐,他要他们每个人谈谈自己的志愿。一位说他想当一个国家的"军政部长",一位想当"财政部长",一位想当赞礼先生。第四位名叫曾点,他却没有注意别人在说什么,只是在继续鼓瑟。等别人都说完了,孔子就要他说。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为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颐解释说,"饭疏食饮水"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乐的。这一章意思是说,尽管如此贫穷,孔子仍然不改其乐(见《程氏经说》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颢解释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字当玩昧,自有深意。"(《遗书》卷十二)这些解释都是对的,但是没有回答其乐到底是什么。

  再看程颐的另一段语录:"鲜于诜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诜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程颐的这个说法,很像禅师的说法,所以朱熹编《二程遗书》时,不把这段语录编入遗书正文里,而把它编入《外书》里,似乎是编入"另册"。其实程颐的这个说法,倒是颇含真理。圣人之乐是他的心境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来形容,也可以用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来形容。他不是乐道,只是自乐。

  新儒家对于圣人之乐的理解,从他们对于上面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释,可以看出来。朱熹的解释是:"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

  我在第二十章曾说,风流的基本品质,是有个超越万物区别的心,在生活中只遵从这个心,而不遵从别的。照朱熹的解释,曾点恰恰是这种人。他快乐,因为他风流。在朱熹的解释里,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义成分。我说过,新儒家力求于名教中寻乐地。但是必须同时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并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无宁说是"自然"的发展。新儒家认为,这正是孔孟的主要论点。

  要实现这种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没有呢?成功了。他们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两首诗看出来,一首是邵雍的诗,一首是程颢的诗。邵雍是个很快乐的人,程颢称他是"风流人豪"。他自名其住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的诗,题为《安乐吟》,诗云:

  安乐先生,不显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涘。

  风月情怀,江湖性气。

  色斯其举,翔而后至。

  无贱无贫,无富无贵。

  无将无迎,无拘无忌。

  窘未尝忧,饮不至醉。

  收天下春,归之肝肺。

  盆池资吟,瓮牖荐睡。

  小车赏心,大笔快志。

  或戴接篱,或著半臂。

  或坐林间,或行水际。

  乐见善人,乐闻善事。

  乐道善言,乐行善意。

  闻人之恶,若负芒刺。

  闻人之善,如佩兰蕙。

  不侵禅伯,不谈方士。

  不出户庭,直际天地。

  三军莫凌,万钟莫致。

  为快活人,六十五岁。

  (《伊川击壤集》卷十四)

  程颢的诗题为《秋日偶成》,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明道文集》卷一)

  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是"豪雄"。可是他们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豪雄",他们是"风流人豪"

  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评邵雍,大意是说他过分卖弄其乐。但是对程颢从来没有这样的批评。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的浪漫主义(风流)与中国的古典主义(名教)的最好的结合。

 

二、新儒家:理学

  程颐死后只有二十二年,朱熹(1130-1200年)就生于今福建省。这二十年中,政局变化是严重的。宋代在文化上有卓越成就,可是在军事上始终不及汉、唐强大,经常受到北方、西北方外部部落的威胁。宋朝最大的灾难终于到来,首都(今开封市)陷于来自东北的通古斯部落的女真之手,被迫南渡,1127年在江南重建朝廷。在此以前为北宋(960-1126年),在此以后为南宋(11271279年)。

  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辩、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哲学系统才达到顶峰。这个学派的统治,虽然有几个时期遭到非议,特别是遭到陆王学派和清代某些学者的非议,但是它仍然是最有影响的独一的哲学系统,直到近几十年西方哲学传入之前仍然如此。

  我在第十七章已经说过,中国皇朝的政府,通过考试制度来保证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参加国家考试的人,写文章都必须根据儒家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注释。我在第二十三章又说过,唐太宗有一个重大行动,就是钦定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正义"。在宋朝,大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年)写了几部经典的"新义",宋神宗于1075年以命令颁行,作为官方解释。不久,王安石的政敌控制了政府,这道命令就作废了。

  这里再提一下,新儒家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最重要的课本,将它们编在一起,合称"四书"。朱熹为"四书"作注,他认为这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据说,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修改他的注。他还作了《周易本义》、《诗集传》。元仁宗于1313年发布命令,以"四书"为国家考试的主课,以朱注为官方解释。朱熹对其他经典的解释,也受到政府同样的认可,凡是希望博得一第的人,都必须遵照朱注来解释这些经典。明、清两朝继续采取这种作法,直到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为止。

  正如第十八章指出的,儒家在汉朝获得统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朱熹就是儒家这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前一章已经考察了程颐关于""的学说。朱熹把这个学说讲得更为清楚明白。他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卷九十五)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若没有如此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如此之物。朱熹说:"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语类》卷一百一)

  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朱子有一段语录,说:"问: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曰:天下无性外之物。因行阶云,阶砖便有砖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语类》卷四)

  又有一段说:"问:理是人、物同得于天者,如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于水,车只可行之于陆。"(同上)又有一段说:"问: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个笔。人把兔毫来做笔,才有笔,便有理。"(同上)笔之理即此笔之性。宇宙中其他种类事物都是如此:各类事物各有其自己的理,只要有此类事物的成员,此类之理便在此类成员之中,便是此类成员之性。正是此理,使此类事物成为此类事物。所以照程朱学派的说法,不是一切种类的物都有心,即有情;但是一切物都有其自己的特殊的性,即有理。

  由于这个原故,在具体的物存在之前,已经有理。朱熹在《答刘叔文》的信中写道:"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例如,在人发明舟、车之前。已有舟、车之理。因此,所谓发明舟、车,不过是人类发现舟、车之理,并依照此理造成舟、车而已。甚至在形成物质的宇宙之前,一切的理都存在着。朱子语录有一段说:"徐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语类》卷一)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同上)理总是都在那里,就是说,理都是永恒的。

  太极

  每类事物都有理,理使这类事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事物。理为此物之极,就是说,理是其终极的标准。(""字本义是屋梁,在屋之正中最高处。新儒家用""字表示事物最高的理想的原型。)至于宇宙的全体,一定也有一个终极的标准。它是最高的,包括一切的。它包括万物之理的总和,又是万物之理的最高概括。因此它叫做"太极"。如朱熹所说:"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语类》卷九十四)

  他又说:"无极,只是极至,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没去处。濂溪(周敦颐--引者注)恐人道太极有形,故曰无极而太极。是无之中有个至极之理。"(《语类》卷九十四)由此可见,太极在朱熹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柏拉图系统中""的理念,亚力士多德系统中的"上帝"

  可是,朱熹系统中还有一点,使他的太极比柏拉图的""的理念,比亚力士多德的"上帝",更为神秘。这一点就是,照朱熹的说法,太极不仅是宇宙全体的理的概括,而且同时内在于万物的每个种类的每个个体之中。每个特殊事物之中,都有事物的特殊种类之理;但是同时整个太极也在每个特殊事物之中。朱熹说:"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语类》卷一)

  但是,如果万物各有一太极;那不是太极分裂了吗?朱熹说:"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语类》卷九十四)

  我们知道,在柏拉图哲学中,要解释可思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关系,解释一与多的关系,就发生困难。朱熹也有这个困难,他用"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解决,这个譬喻是佛家常用的。至于事物的某个种类之理,与这个种类内各个事物,关系如何;这种关系是否也可能涉及理的分裂;这个问题当时没有提出来。假使提出来了,我想朱熹还是会用"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解决。

  气

  如果只是有"",那就只能有"形而上"的世界。要造成我们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必须有"",并在气上面加上""的模式,才有可能。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答黄道夫书》,《文集》卷五十八)

  他又说:"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语类》卷一)我们在这里看出,朱熹是说出了张载可能要说而没有说的话。任何个体事物都是气之凝聚,但是它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它同时还是某类事物的一个个体事物。既然如此,它就不只是气之凝聚,而且是依照整个此类事物之理而进行的凝聚。为什么只要有气的凝聚,理也必然便在其中,就是这个原故。

  关于理相对地先于气的问题,是朱熹和他的弟子们讨论得很多的问题。有一次他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语类》卷九十五)一个理,先于它的实例,朱熹这段话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一般的理,是不是也先于一般的气呢?朱熹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语类》卷一)

  另一个地方有这样一段:"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同上)从这几段话可以看出,朱熹心中要说的,就是"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同上)没有元气的时候。由于理是永恒的,所以把理说成是有始的,就是谬误的。因此,若问先有理,还是先有气,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意义。然而,说气有始,不过是事实的谬误;说理有始,则是逻辑的谬误。在这个意义上,说理与气之间有先有后,并不是不正确的。

  另一个问题是:理与气之中,哪一个是柏拉图与亚力士多德所说的"第一推动者"?理不可能是第一推动者,因为"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但是理虽不动,在它的"净洁空阔的世界"中,却有动之理,静之理。动之理并不动,静之理并不静,但是气一"禀受"了动之理,它便动;气一"禀受"了静之理,它便静。气之动者谓之阳,气之静者谓之阴。这样,照朱熹的说法,中国的宇宙发生论所讲的宇宙两种根本成分,就产生出来了。他说:"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语类》卷九十四)这样,太极就像亚力士多德哲学中的上帝,是不动的,却同时是一切的推动者。

  阴阳相交而生五行,由五行产生我们所知道的物质宇宙。朱熹在他的宇宙发生论学说中,极为赞同周敦颐、邵雍的学说。

  心、性

  由以上可以看出,照朱熹的说法,有一个个体事物,便有某理在其中,理使此物成为此物,构成此物之性。一个人,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具体世界中具体的特殊的产物。因此我们所说的人性,也就不过是各个人所禀受的人之理。朱熹赞同程颐的"性即理也"的说法,并屡作解释。这里所说的理,不是普遍形式的理,只是个人禀受的理。这样,就可以解释程颢那句颇有点矛盾的话;"才说性,便已不是性。"程颢的意思只是说,才说理,便已是个体化了的理,而不是普遍形式的理。

  一个人,为了获得具体的存在,必须体现气。理,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气使人各不相同。朱熹说:"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语类》卷四)所以任何个人,除了他禀受于理者,还有禀受于气者,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气禀"

  这也就是朱熹的关于恶的起源的学说。柏拉图在很早以前就指出,每个个人,为了具有具体性,必须是质料的体现,他也就因此受到牵连,必然不能合乎理想。例如,一个具体的圆圈,只能是相对地而不是绝对地圆。这是具体世界的捉弄,人也无法例外。朱熹说:"却看你禀得气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是说其补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备了。"(《朱子全书》卷四十三)

  所谓"气质之性",是指在个人气禀中发现的实际禀受之性。一经发现,如柏拉图所说,它就力求合乎理想,但是总不相合,不能达到理想。可是,固有的普遍形式的理,朱熹则称为"天地之性",以资区别。张载早已作出这种区别,程颐、朱熹继续坚持这种区别。在他们看来,利用这种区别,就完全解决了性善性恶之争的老问题。

  在朱熹的系统中,性与心不同。朱子语录有云:"问:灵处是心抑是性?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语类》)卷五)又云:"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耶?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成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同上)

  所以心和其他个体事物一样,都是理与气合的体现。心与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心能有活动,如思想和感觉,性则不能。但是只要我们心中发生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可以推知在我们性中有相应的理。朱熹说:"论性,要须先识得性是个什么样物事。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也。譬如论药性,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后,却做得冷、做得热的,便是性。"(《语类》卷四)

  在第七章中我们看到,孟子主张,在人性中有四种不变的德性,它们表现为"四端"。上面引的朱熹这段话,给予孟子学说以形上学的根据,而孟子的学说本身基本上是心理学的。照朱熹的说法,仁、义、礼、智,都是理,属于性,而"四端"则是心的活动。我们只有通过具体的,才能知道抽象的。我们只有通过心,才能知道性。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陆王学派主张心即性。这是程朱与陆王两派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政治哲学

  如果说,世界上每种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理,那么,作为一种具有具体存在的组织,国家也一定有国家之理。一个国家,如果依照国家之理进行统治,它必然安定而繁荣;它若不依照国家之理,就必然瓦解,陷入混乱。在朱熹看来,国家之理就是先王所讲所行的治道。它并不是某种主观的东西,它永恒地在那里,不管有没有人讲它、行它。关于这一点,朱熹与其友人陈亮(1143-1194年)有过激烈的争论。陈亮持不同的观点。朱熹同他辩论时写道:"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答陈同甫书》,《文集》卷三十六)还写道:"盖道未尝息,而人自息之。"(同上)

  事实上,不仅是圣王依照此道以治国,凡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成就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照此道而行,不过有时不自觉,不完全罢了。朱熹写道:"常窃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一理,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固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同上)

  为了说明朱熹的学说,让我们举建筑房屋为例子。建一栋房子,必然依照建筑原理。这些原理永恒地存在,即使物质世界中实际上一栋房子也没有建过,它们也存在。大建筑师就是精通这些原理,并使他的设计符合这些原理的人。比方说,他建的房子必须坚固、耐久。可是,不光是大建筑师,凡是想建筑房子的人,都一定依照同一个原理,如果他们的房子到底建成了的话。当然,这些非职业的建筑师依照这些原理时,可能只是出于直觉或实践经验,并不了解它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它们。其结果,就是他们所建的房子并不完全符合建筑原理,所以不可能是最好的房子。圣王的治国,与所谓英雄的治国,也有这样的不同。

  我们在第七章已经讲过,孟子认为有两种治道;王,霸。朱熹与陈亮的辩论,是王霸之辩的继续。朱熹和其他新儒家认为,汉唐以来的治道都是霸道,因为它们的统治者,都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因此,这里又是朱熹继承孟子,但是像前面一样,朱熹给予孟子的学说以形上学的根据,而孟子的学说本身基本上是政治的。

  精神修养的方法

  绝大多数的中国思想家,都有这种柏拉图式的思想,就是,"除非哲学家成为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理想的国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用很长的篇幅讨论,将要做王的哲学家应受的教育。朱熹在上面所引的《答陈同甫书》中,也说"古之圣贤,从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但是做这种功夫的方法是什么?朱熹早已告诉我们,人人,其实是物物,都有一个完整的太极。太极就是万物之理的全体,所以这些理也就在我们内部,只是由于我们的气禀所累,这些理未能明白地显示出来。太极在我们内部,就像珍珠在浊水之中。我们必须做的事,就是使珍珠重现光彩。做的方法,朱熹的和程颐的一样,分两方面:一是"致知",一是"用敬"

  这个方法的基础在《大学》一书中,新儒家以为《大学》是"初学人德之门"。第十六章中讲过,《大学》所讲的修养方法,开始于"致知""格物"。照程朱的看法,"格物"的目的。是""我们对于永恒的理的""

  为什么这个方法不从"穷理"开始,而从"格物"开始?朱熹说:"《大学》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朱子全书》卷四十六)换言之,理是抽象的,物是具体的。要知道抽象的理,必须通过具体的物。我们的目的,是要知道存在于外界和我们本性中的理。理,我们知道的越多,则为气禀所蔽的性,我们也就看得越清楚。

  朱熹还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补格物传》)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顿悟的学说。

  这本身似乎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辅之以"用敬"呢?回答是:若不用敬,则格物就很可能不过是一智能练习,而不能达到预期的顿悟的目的。在格物的时候,我们必须心中记着,我们正在做的,是为了见性,是为了擦净珍珠,重放光彩。只有经常想着要悟,才能一朝大悟。这就是用敬的功用。朱熹的修养方法,很像柏拉图的修养方法。他的人性中有万物之理的学说,很像柏拉图的宿慧说,照柏拉图所说,"我们在出生以前就有关于一切本质的知识"(《裴德若》篇)。因为有这种宿慧,所以"顺着正确次序,逐一观照各个美的事物"的人,能够"突然看见一种奇妙无比的美的本质"(《会饮》篇)这也是顿悟的一种形式。

  英文本作The School of Platonic Ideas"柏拉图式理念"学派)。--译者注

 

三、新儒家:心学

  第二十四章已经说过,陆王学派,也称"心学",由程颢开创,由陆九渊、王守仁完成。陆九渊(1139-1193年),人称象山先生,今江西省人。他与朱熹是朋友,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各方面都有分歧。他们围绕重大哲学问题,进行了口头的、书面的争论,引起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

  陆九渊的""的概念

  据说陆九渊、王守仁二人都亲自经验过顿悟,然后对于他们的思想的真理价值,坚信不疑。陆九渊有一天"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象山全集》卷三十三)又尝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同上,卷三十六)

  朱熹赞同程颐说的"性即理",陆九渊的回答却是"心即理"(同上,卷十二)。两句话只有一字之差,可是其中存在着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

  我们在前一章看到,在朱熹的系统中,认为心是理的具体化,也是气的具体化,所以心与抽象的理不是一回事。于是朱熹就只能说性即理,而不能说心即理。但是在陆九渊的系统中,刚好相反,认为心即理,他以为在心、性之间作出区别,纯粹是文字上的区别。关于这样的文字上的区别,他说:"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同上,卷三十五)

  可是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出,朱熹区别心与性,完全不是文字上的区别;从他的观点看来,实在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区别。不过,朱熹所见的实在,与陆九渊所见的实在,迥不相同。在朱熹看来,实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在陆九渊看来,实在只有一个世界,它就是心(个人的心)或""(宇宙的心)9

  但是陆九渊的说法,只给予我们一个要略,说明心学的世界系统大概是什么。只有在王守仁的语录和著作中,才能看到这个系统的更详尽的阐述。

  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

  王守仁(1472-1528年),今浙江省人,通常称他为阳明先生。他不只是杰出的哲学家,而且是有名的实际政治家。他早年热诚地信奉程朱;为了实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理。他专心致志地""竹子这个"",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他在极大的失望中不得不终于放弃这种尝试。后来,他被朝廷谪贬到中国西南山区的原始的生活环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顿悟的结果,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根据这种领会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就这样,他把心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其中有一段说:"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又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同上)

  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全书》卷二)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两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明德"

  王守仁用这样的宇宙的概念,给予《大学》以形上学的根据。我们从第十六章已经知道,《大学》有所谓"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王守仁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关于"明明德",他写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大学问》,《全书》卷二十六)

  关于"亲民",他写道:"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神鬼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同上)

  关于"止于至善",他写道:"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现,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也。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同上)

  良知

  如此,三纲领就归结为一纲领:明明德。明德,不过是吾心之本性。一切人,无论善恶,在根本上都有此心,此心相同,私欲并不能完全蒙蔽此心,在我们对事物作出直接的本能的反应时,此心就总是自己把自己显示出来。"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就是说明这一点的好例。我们对事物的最初反应,使我们自然而自发地知道是为是,非为非。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仁称之为"良知"。我们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这种知的指示,毫不犹豫地前进。因为如果我们要寻找借口,不去立即遵行这些指示,那就是对于良知有所增损,因而也就丧失至善了。这种寻找借口的行为,就是由私意而生的小智。我们已经在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中看到,周敦颐、程颢都提出过同样的学说,但是王守仁在这里所说的,则给予这个学说以更有形上学意义的基础。

  据说,杨简(1226年卒)初见陆九渊,问:"如何是本心?"不妨顺便提一下:"本心"本来是禅宗术语,但是也成为新儒家陆王学派使用的术语了。陆九渊引《孟子》的"四端"为答。杨简说他儿时己读此段,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是本心。杨此时任富阳主簿,谈话中间还要办公,断了一场卖扇子的官司。事办完了,又面向陆九渊,再问这个问题。陆说:"适闻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本心。"杨说:"止如斯耶?"陆大声说:"更何有也!"杨顿悟,乃拜陆为师(见《慈湖遗书》卷十八)。

  另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

  这个故事没有说,通过谈话,这个贼是否发生了顿悟。但是它和前一个故事,都用的是禅宗教人觉悟的标准的方法。两个故事说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他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这个原故。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人有作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

  "正事"(格物)

  《大学》还讲了"八条目",是自我的精神修养的八个步骤。头两步是"致知""格物"。照王守仁的说法,"致知"就是"致良知"。自我的修养,不过是遵从自己的良知而行罢了。

  对于"格物"的解释,王守仁与程颐、朱熹都不相同。王守仁说:"格者,正也""物者,事也。"(《大学问》,《全书》卷二十六)他以为,致良知不能用佛家沉思默虑的方法。致良知,必须通过处理普通事务的日常经验。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传习录》上,《全书》卷一)物有是有非,是非一经确定,良知便直接知之。我们的良知知某物为是,我们就必须真诚地去做它;良知知某物为非,我们就必须真诚地不做它。如此正事,就同时致良知。除了正事,别无"致良知"之法。《大学》为什么说"致知在格物",理由就在此。

  "八条目"的下两步是"诚意""正心"。按王守仁的说法,诚意就是正事、致良知,皆以至诚行之。如果我们寻找借口,不遵从良知的指示,我们的意就不诚。这种不诚,与程颢、王守仁所说的"自私用智"是一回事。意诚则心正;正心也无非是诚意。

  其余四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照王守仁的说法,修身同样是致良知。因为不致良知,怎么能修身呢?在修身之中。除了致良知,还有什么可做呢?致良知,就必须亲民;在亲民之中,除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什么可做呢?如此,八条目可以最终归结为一条目,就是致良知。

  什么是良知?它不过是我们的心的内在光明,宇宙的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所以致良知也就是明明德。这样,全部的《大学》就归结为一句话:致良知。

  再引用王守仁的一段话:"人心是天渊,无所不赅。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体。"(《传习录》下,《全书》卷三)

  用敬

  由此可见,王守仁的系统,是遵循周敦颐、程颢、陆九渊等人的系统的路线,但是表述得更有系统,更为精密。他将《大学》的纲目安排进他的系统中,安排得如此之好,既足以自信,又足以服人。

  这个系统及其精神修养方法都是简易的、直接的,这些性质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我们最需要的是首先了解,每人各有本心,本心与宇宙合为一体。这个了解,陆九渊称之为"先立乎其大者",这句话是借用孟子的。陆九渊说:"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之曰:'诚然。'"(《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第二十四章已经指出,照新儒家的说法,修养须用敬;但是敬什么呢?照陆王学派所说,必须"先立乎其大者",然后以敬存之。陆王学派批评程朱学派没有"先立乎其大者",支离破碎地从格物出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用敬,也不会在精神修养上有任何效果。陆王学派把这种做法比做烧火做饭,锅内无米。

  可是,对于这一点,程朱学派可能这样回答:若不从格物做起,怎么能够先有所立呢,立什么呢?如果排除了格物,那么"先立乎其大者"只有一法,就是只靠顿悟。程朱学派认为,此法是禅,不是儒。

  在第二十四章,我们已经看到,程颢也说"学者须先识仁",仁与万物同体,识得此理,然后以诚敬存之,用不着另做别的事,只需要自己信得过自己,一往直前。陆九渊的口吻也很相似,他说:"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这样做的时候,即使是孔子的权威,也无须尊敬。陆九渊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同上)我们清楚地看出,在这方面,陆王学派是禅宗的继续。

  对佛家的批评

  可是,陆王学派和程朱学派都激烈地批评佛学。同是批评,两派仍有不同。朱熹说:"释氏说空,不是便不是。但空里面须有道理始得。若只说道我是个空,而不知有个实的道理,却做甚用。譬如一渊清水,清冷彻底,看来一如无水相似,他便道此渊只是空的。不曾将手去探是冷温,不知道有水在里面。释氏之见正如此。"(《语类》卷百二十六)又说:"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同上)在朱熹看来,佛家说具体世界是空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具体世界的事物的确是变化的,暂时的。但是还有理,理是永恒的,不变的。在这个意义上,宇宙并不空。佛家不知道,理是真实的,因为理是抽象的;正像有些人看不见渊中的水,因为水是无色的。

  王守仁也批评佛家,但是是从完全不同的观点来批评。他说:"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家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家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思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传习录》下,《全书》卷三)

  他又说:"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佛]都是为了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同上)

  我们若顺着这种论证推下去,我们可以说,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地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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